謝宇程:被產學合作鏟掉削掉的發展前路

 

「產學合作」這件事很可能已經被玩壞了,本來以為是出路,但這條路上似乎陷阱遍布。

在生技領域「產學合作」某個極為成功的研究所,博士班學生卻因畢業即失業而焦慮萬分。在精密機械領域也很奇怪,明明多年來有許多產學合作的預算、計畫,現在仍然呈現死氣沉沉,好像不來一針「愛擱發」就會倒光光?

近幾年來,有識者發現學界只重視期刊發表,研究與教學無益產業;業界只重視削價競爭,不重視應用新知識與技術提升價值,並高聲呼籲改革。教育部和經濟部也「從善如流」,推出了許多產學合作計畫,也爭相用採「產學合作」計畫數量、預算數量作為評鑑指標,似乎欣欣向榮,蔚為風氣。但實況並沒有這麼樂觀。

產學合作在台灣,出路已變成陷阱?

某大學的生技研究所以產學合作量極大而備受矚目。但這個實驗室的研究生並沒有因此充滿樂觀,反而愈接近畢業愈憂愁惶恐,為什麼呢?

原因在於,這個大學生技研究的產學合作做得太好,附近許多生技公司都與學校合作進行技術研發。企業出錢,支援部分器材成本、人事費用,大學的教授和研究生就幫企業做研究。由於大學教授已拿大學薪水,而研究生薪資低廉至極,所以許多企業長期產與產學合作,就樂得不必擴充本身的研究部門編制。

所以就發生了一個諷刺的現象:某些學校產學合作愈成功,教授得到愈多資源和績效,招收到愈多研究生,但這些研究生一旦畢業,就愈可能失業;畢業生離開實驗室之後,正式的研發職缺非常難找。

產學合作打假球葬送掉的台灣前途

「真槍實彈」的產學合作可能反而導致許多失業的研究生畢業即失業,在另一方面,「打假球」的產學合作現象,可能也腐蝕了產學合作的良法美意。

日前訪問到一位業界人士(為了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無法透露姓名),他指出台灣有許多學者、廠商、研究機構互相合作,將教育部和經濟部推動的產學合作視為蹺腳發大財的機會。

這些學者和廠商結盟申請大量補助款項,雙方並沒有真的做什麼研究,只是研究期程到了,業界提供一堆單據把預算報銷,學者指派碩士生將過去既有的研究成悲包裝粉飾一番就可以上交報告,得到的經費各方分食。

品質鬆散和粗劣的研究報告,其實經濟部和教育部都很難審查。到底哪些研究是什麼時候做的,經費是否真的用來研究,成果是否對產業有益,官員的肉眼不可能看出來。就算找學者來當評審,若是隔行就會隔山,同行之間就常常出現互相掩護 — 今天你幫我過關,明天我也閉一隻眼,大家悶聲發大財。這樣的模式在過去審查論文的時候就不曾少過,「整廠輸出」到產學合作的領域,只是使個眼色的工夫而已。

過去幾年,我們終於問對了一件事:學界將力氣投入學術論文,業界不思技術和策略創新,兩者的隔閡是台灣經濟引擎失速原因,怎麼辦?

但我們的答案可能是錯的:編列預算、訂定指標 — 政府各部會用在產學合作投入大量資源,並且列為教授與學校的評鑑要項,至今沒有看到明顯的效益。當產學雙方合作研究,業界卻可以因此不設研究職缺;當產學雙方合作造假,更可以瓜分利益吃乾抹淨,這些現象都無益於台灣長期發展,反而鏟掉、削掉了我們的希望與前途。

本文獲商業周刊網站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商周網站專欄部落格。
出處聯結:商周網站專欄學與業壯遊(作者網誌)

 

路仁教授:大人別再鬧12年國教,讓孩子安心念書吧!

 

「大人不要鬧了!讓孩子安心念書記者會」

時間:103年12月11日(週四)上午九點半
地點:台北市政府大樓門口
發起:12年國教家長聯盟、全國高中高職家長會長協會、全國幼教家長聯合總會、國教行動聯盟、台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台北市高職學生會家長會聯合會、台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台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對12年國教,「全國家長團體聯盟」與「國教行動聯盟」意見分歧,但其實兩者都是熱心家長組成的團體,加入無需條件,只要曾是家長或關心教育即可。因此,全國家長團體聯盟有些理事,年齡已七十多歲,而國教行動聯盟有的成員仍是大學生。

北市是全台唯一將家長會法制化的縣市。每個家長可投一票,選出該校家長委員,而所有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家長會再組成「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高職學生家長聯合會」來代表所有家長心聲。

詭異的是,媒體對真正家長聲音不聞問,反而愛問那些名稱有「全國」或「國教」的家長團體,對教育政策的意見。

四大家長會聯合會由各基層家長會,由下而上討論,決議廢四標示、採量尺分數,這是郝內閣堅持廢標示並公告的原因。教育部請教教育專家後,認為應採四標示,而柯文哲新任教育局長(政大教育學院院長),又支持四標示,因此四大家長會才要開記者會,呼籲柯莫推翻郝政策。

「標示」或「量尺」有何不同?標示乃逐項依序比較,比如一個人擇偶,先比學歷、再比長相、再比家境… 比輸的立刻出局;量尺是整體性比較,將學歷、長相、家境打個分數,再合計出分數最高者。

所以「標示」或「量尺」與紓解升學壓力何干?教育學者前年說,多元比序(幹部、志工、競賽)、志願序可以紓解升學壓力,我只看到學生壓力越來越重。既然考試壓力不可免,是否程序越簡單越好?尤其離考試剩五個月,不動應該比更動好吧!

P.S.
教育學者的教改理論與現實有嚴重落差。我曾在志願序推出時,預測會發生兩個問題,只是當初的教育者學者們不信。

學者極力鼓吹的標示制,在今年因先比作文,造成只要作文5級分,其餘科目分數再高也比不過別人的亂象,這是柯文哲女兒國中第一名畢業,卻落榜所填之高中的原因。

今年,學者認為將作文比序移到後面比就可以,其實這只會轉移問題。明年在志願序分數比重降至極低後,同分者會暴增,此時第一個評比的科目又成眾矢之的。然後後年又會繼續調整順序….

標示制度與志願序,都是台灣教育學者引以為傲的發明,卻解決不了問題。歸根究柢,如果覺得某科目重要,應該在採計量尺分數時,增加其比重(比如從*1.0 改為 *1.2),甚至每所高中對不同科目可採不同的比重,而非在比評順序上思考。

 

職人淬鍊 | 張明輝讓齒輪轉動鐘錶教育

 

決定一個人的生涯規劃最關鍵時期是甚麼時候?從現行教育系統來看似乎是著眼在高中、大學之後,不過如果你有讀過村上龍《希望之國》,應該也會同意─國中三年才是定義一個人的人格和人生,未必是最後,但卻是最好的時機。這也是為什麼當我知道張明輝開始在國中推廣鐘錶教育的時候會深感佩服的理由。

1990年代張明輝投入成品錶款的製造,其間也推出過客製化紀念錶款
1990年代張明輝投入成品錶款的製造,其間也推出過客製化紀念錶款

鐘錶之於張明輝可以說是家業,當年家中由父兄經營的錶店算是台北數一數二的老店,不過他本人真正跨入這個業界回溯到1980年左右,一件腕錶維修個案開啟張明輝不同視野;有間錶店收到了一只錶殼嚴重變形的勞力士,沒人修得好,又因為錶殼上有顧客自行改裝加鑲的鑽石,事實上這類的案例在當時並不罕見,那個時候錶買來加鑲一圈鑽、改兩節K金鍊帶相當尋常,倒不僅以台灣為然。但勞力士原廠也不收,眼看這一只錶就要報銷了,最後輾轉到了張明輝手上,當時張明輝專注在車床、銑床等等設備的生產,由他專業看來要自行重作一個錶殼並不為難,於是便抱著半嘗試心態修復這只勞力士,結果竟然在業界大獲好評,從此也開始了他生產鐘錶外裝零件的事業。

早在1980年代初期買錶改裝的風氣盛行,張明輝的加工技術高超開始自製金幣錶,將金幣剖開挖空裝入機芯,龐大的市場需求下張明輝的事業規模著實可觀,當時甚至有不少仿製錶商找他合作,面臨龐大利益仍不為所動,一路堅持原則,至今始終跟業界保持著良性的關係。

女兒瑞士同學隨手修復腕錶經驗,感受到鐘錶教育之於瑞士人是一件多麼自然的事情
女兒瑞士同學隨手修復腕錶經驗,感受到鐘錶教育之於瑞士人是一件多麼自然的事情

1990年代張明輝投入成品錶款的製造,其間也推出過客製化紀念錶款、自有品牌玉山錶;不過真正讓他轉向台灣鐘錶教育的理由還有個契機。張明輝女兒曾在2007年參加扶輪社青少年短期瑞士交換學生,留學期間自己戴的錶壞了,結果瑞士同學隨手就修好了,「對他們來說,這是在小學的時候就學過的基礎。」女兒帶回來的故事讓張明輝見識到鐘錶教育之於瑞士人是一件多麼自然的事情,再加上2008年扶輪社和捷安特協辦為罕見疾病單車環島募款,認識董事長劉金標體悟到捷安特品牌在台因教育和推廣的重要性,種種理由讓他不顧家人反對,毅然決定號召曾經活躍在台灣錶界第一線的前輩們投入鐘錶教育領域。

2012年底針對北市12所國中推行三期鐘錶教育培養種子教師,推廣機械鐘錶實做教育
2012年底針對北市12所國中推行三期鐘錶教育培養種子教師,推廣機械鐘錶實做教育

2009年張明輝開始在高工、社大開課講授鐘錶組裝維修。課程反應極佳,來向他們求教的除了想求得一技之長謀職的人之外,還有不少本身是高級錶玩家級的大老闆、或是目前已經在錶界中業內人士進修。不過張明輝還是覺得這樣太慢了,他所追求的教育推廣是要從更基礎的階段開始,所以2012年底,針對北市12所國中推行三期鐘錶教育培養種子教師,2013年開始由生活科技老師推廣機械鐘錶實做教育,學生要在這些孩子真正面臨人生選擇前,告訴他們在一味地升學之外的世界有多麼廣大,又多麼複雜。

鐘錶是一隻最完整有動力的機械結構,鐘錶教育也從小至鐘錶大到輪船都是靠齒輪傳動開始講起,齒輪是機械之母,甚至可以說是工業之母、科技之母,而對於從車床起家的張明輝來說,這個元素的原始性格更是別具一番意義。聽他說話,你可以感受到,只要有適合的工具,任何東西都可以靠自己的手打造出來;對台灣鐘錶教育來說,他既扮演教育工具,更默默的推動這項工藝的傳承。

 

圖片來源: 城邦國際名表

本文轉載自城邦國際名表,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葉丙成:To flip, or not to flip, that’s the question~

目前「翻轉」這兩個字,到處都可以看到。好像什麼東西都得說翻一下,才顯得真的有創意、有新意。這種趨勢再繼續下去,應該再不久,西毒歐陽鋒就會被翻案成中原武林之首了。

「翻轉 flip」在台灣之所以會普及,有其脈絡。在國外,flip 主要是跟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連在一起。在 Google 上打 flipping 去搜尋,幾乎所有的國外網站都是跟翻轉教室有關的。在台灣,flip 也是源於翻轉教室,但在  TEDxTaipei 2013 年會選用「FLIP」當做主題之後,翻轉在台灣有了不一樣的意涵。翻轉這兩個字,開始跟創新連結上關係。也因為 TEDxTaipei 的影響力,加上親子天下推廣翻轉教育的關係,「翻轉」這兩字開始在台灣變得流行起來。

但在教育界,我認為「翻轉」二字的流行,造成某種程度的困擾。最主要的問題是,當老師們在談「翻轉」時,根本不知道彼此在談的是什麼?A 師的「翻轉」,跟 B 師的翻轉,跟 C 師的翻轉,到底是一樣的東西還是不一樣的東西?教學方法百百種,只以「翻轉」名之,根本無從溝通起。在一般的產業,創新總是好的,所以「翻轉」代表創新並不是壞事。但是,教育不能為創新而創新,老師們必須對「翻轉」有更明確共通的定義才行。

到底就教育而言,什麼是「翻轉」?

就我的觀察,目前在教育界所談的「翻轉」,主要有分兩種不同層面的定義。狹義的「翻轉」,指的是像國外所說的 flipped classroom 翻轉教室這樣的教學方法。這樣的翻轉教室,主要是專注於各學科的知識。焦點在於如何透過 lecture at home, homework in class 這種有明確操作方式可依循的模式,訓練學生自主學習,包括預習、作題、討論等的習慣跟能力。

另一種老師們常提到的「翻轉」,是比較廣義的「翻轉」,泛指教師、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角色的翻轉。前面所提到的翻轉教室,由於老師跟學生的角色也有所轉變(傳統由老師課堂講授,現在由學生分組作題、討論、發表),因此也算是廣義「翻轉」中的一種。但除了翻轉教室之外,其他類似 PBL 等教學設計,也都有師生角色異位的特色,所以也有人把這些教學亦視廣義的「翻轉」。這也是為什麼老師們常聽到有老師說,他們的教室很早就有在「翻轉」了。因為 PBL 這類的教學方法,在過去,台灣已經有很多很優秀的老師在做了,這些老師都可以視做是廣義「翻轉」的先驅。

不過狹義的「翻轉」(翻轉教室)跟廣義的「翻轉」,其實有很大的差異。其中最大的差異是,前者(翻轉教室)有明確方法可依循,只要老師照著方法操作( www.flipTw.org ),大多都可以上手。但是後者(廣義翻轉)該如何操作,則沒有明確方法可依循。針對不同的教學內容、實驗,老師會發展出完全不同的教案讓學生去操作。針對某個教學課題,到底該怎麼設計教案給學生,只能靠老師的個人經驗去設計,並無明確方法可依循。另外還有教學目標的差異,前者(翻轉教室)的焦點主要都是在學科內容的教學,後者(廣義翻轉)除了學科內容外,老師往往還有學科之外的教學目標想達成。

我個人認為,在目前很多老師們還沒有太多翻轉的經驗時,應該從狹義的翻轉(翻轉教室)開始比較好。畢竟翻轉教室是針對目前的教材內容,且有方法容易依循上手,而且最終目的還是要讓學生的學科學習有所進步。至於更廣義的「翻轉」,老師也應該接觸,但要審慎為之。教育不是產品開發,不能為了創新而創新。老師們應該要為自己所設定的教育目標,為了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而去設計最好的教學方式。廣義「翻轉」經驗較少的老師們,在這部份應該要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對孩子們的認識,審慎評估、設計。這樣才不會只是學生熱鬧一陣過後,卻什麼都沒有留下,也沒對學科的學習效果有直接的提升。

希望以後在談「翻轉」教育時,老師們對翻轉都能有明確的定義,知道彼此在談的是什麼。狹義的翻轉「翻轉教室」,是每個老師都可以做的,是不分菁英學生、弱勢學生都可以做的,是不需家長的配合就可以做的。廣義的「翻轉」,根據老師設計的不同,或有可能需要一些外在條件的配合(學生的程度、家長的支援)。但若設計的好,也是有可能做到不需額外其他條件的配合就能施行,這需要老師有相當的教學經驗比較容易成功。

To flip, or not to flip, that is the question? 

Umm…may I ask what kind of flipping are you talking about?

狹義的「翻轉」,大家都可以做;廣義的「翻轉」,則需老師小規模嘗試、慢慢累積經驗,才比較容易成功。

楊景堯:歷史教育決定台灣未來

 

許多人誤以為兩岸和平協議才是台灣未來的保障,殊不知真正決定台灣未來的是這一代的歷史教育。「東方主義」一書作者薩依德認為歷史都是建構的,西方人寫的「東方」是給西方人看的。真正東方人看了會覺得很多地方不是史實。此一情況使我感受深刻。

為了一句「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筆者花費心血遍尋台灣各地資料,這一句從小在國中國文課本讀過,是當年1661年鄭成功寫信給荷蘭守將揆一勸降的信裡。當年是學生也就不會深究,信以為真。後來在大陸的初中歷史教科書看到他們指出鄭成功當年就是這樣說的,使我開始感到興趣。道理很簡單,鄭成功是以中文還是荷蘭文寫的信?正本現在保存在哪裡?筆者到南北各歷史資料博物館查詢都落空;尤其台南赤崁樓與延平郡王祠我各去過兩次,完全沒有史料。

回顧台灣國中課本國文裡面註明本文出自連橫的「台灣通史」,筆者仔細找尋此文,從頭到尾都沒有註明出處。連橫的生卒年代與鄭成功1661相去數百年,不可能沒有根據,除非是捏造的。雖然有評論者大膽作此推論,但是筆者上課都會保留,造假之說也是需要證據。倒是這一句話「台灣自古屬於中國」在今天兩岸中學歷史教科書都不見了。

今年是甲午年,距離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剛好滿兩甲子。筆者在數年以前還全家一起去下關觀看當年馬關條約簽約處春帆樓。看到日方似乎不太重視此一史蹟,自由參觀卻沒有觀光客;而且當年所謂「李鴻章道」原來是只能牽腳踏車走過的小路。由此可見日本對此一史實並不在乎。巧的是近幾個月前聽到台灣一位知名張姓女主播提到當年李鴻章在日本遭到暗殺未成功,所以造成了「中日甲午戰爭」,我差一點沒有昏倒。牛頭不對馬嘴,倒果為因。

台灣的歷史教育完全失敗很容易從內閣官員的發言之中找到。文化部長龍應台在兩年前國父誕辰紀念月會總統府中對當年孫中山讚譽有加,今天的中國大陸綿密的鐵路網在當年就已經擘劃,當年國民黨的教育中就有孫中山當年「建國方略」與「建國大綱」交通建設的藍圖。其實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只有不到兩個月就交給袁世凱;自己則是擔任袁世凱手下一名負責交通規劃的大官員。龍部長肯定不知道。

我常在想如果今天對中國國民黨黨員考試,只要考三民主義就好,結果一定是慘不忍睹。如果沒有核心思想與共同價值,沒有共同的歷史記憶與信仰,談什麼未來都是空的。隨時可以藍綠翻轉的政治人物毫無信仰可言。

歷史教育才是決定兩岸未來,兩岸國家領導人不要被其他因素影響,忽略了歷史教育的重要。

 

超級旅行者Elaine&Vicky:職業不分貴賤,尊重每個認真工作的人

 

一個人的價值,該如何衡量?
用職業、社會地位、還是收入呢?

小時候大人總是說要好好讀書,長大後才會是個有用的人,
但是“一個人有沒有用”,又該如何定義?

學歷高、錢賺得多才是有用、有價值的人嗎?
而那些深藏在台灣社會底層或夾在中間為這個社會在默默付出的人,被放逐到邊際了嗎?

國中時,我因為對畫畫有興趣選擇考取復興美工廣告設計系,在高二升高三時因為想升學所以選擇進入升學班唸了一年的書,即便我日夜苦讀已經是升學班的前三名,但在申請大學的過程中,一個技職體系的學生根本拼不過三年都在唸書的高中生,當時的我申請了十幾所學校,但在第一階段全部都被刷下來,為什麼我會申請這麼多學校,因為老師告訴我們,當你沒考上你一畢業踏出校園只會有茫然不知道自己該去哪裡的感覺,

我的母親因為怕我受不了打擊,把第一階段不合格的通知書全部偷偷收了起來,騙我學校錄取通知沒有寄來,當時的她並不知道結果可以上網查詢,在電腦螢幕前看著自己一家家的落榜,那時的我心中很痛,痛到對自己誓言,以後如果有小孩,絕對不要讓他選擇喜歡的事,也不要唸職校,即便那是我的興趣,我都不想要讓孩子承受那樣的痛; 高職生和高中生的比較,在一開始的成績上就輸的徹底,

我不是不喜歡唸書,只是比起唸書,我有更渴望追尋的東西,

我並沒有因為這些打擊而放棄,努力準備接下來的分發考試,考了高分,應屆進入了崑山科技大學,視訊傳播系就讀,當時的我發現”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快樂的學習著技能 、學習如何拍片,綜合在職校所培養出的專業技能,得以在大學中學會靈活運用,但『即便小孩有興趣也不要讓小孩進入技體職系』這句話依舊埋藏在自己的內心深處,

畢業後進入社會,我一直知道自己和別人不太一樣,但卻不知道到底是哪裡不一樣,也不知道自己的興趣該用在哪裡才會快樂,漸漸地失去了對生活和工作的熱忱,

在面對未來的不確定和迷惘的時刻,選擇出走,為的是磨練自己的心智、遇見另一個自己。

一直到去了澳洲,兩年打工渡假的生活,學到寶貴的一堂課,其中一項就是『職業從來沒有貴賤之分』,即便人們做的是勞力階級的工作,也帶著無比的自信和得到該有的待遇,

澳洲以人為本,尊重每個認真工作的人,才讓我深刻地體會到職校的選擇並沒有錯,人本來就該追尋著興趣找尋夢想,這一切的一切,竟然在流浪過程中漸漸找到了答案,抹去了內心深處的痛,找回了自信,才看見人有無限的可能性,

我發現到,錯的不是你國中時追尋興趣的選擇,而是台灣教育體制規劃的不完善。

在澳洲,水電工、油漆工、礦工等等… 這些在台灣人眼裡是勞力階級工作的人,在澳洲卻是享有高薪的一個族群,在澳洲任何一個擁有專業技能的人,都能得到該有的待遇,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專業,所以值得被尊重,但在台灣,這些勞力階級的工作普遍被社會認為是不會唸書的人在做的工作,

我們的社會給不愛唸書的人貼上了標籤,甚至有些人因此被歸類為壞學生,這些人無法從書本中獲得自信,當然渴望在其他地方被認同,導致某些人在成長的道路走偏了進而被社會遺忘,

我們的社會追求著學歷,用文憑、職業及社會地位去評斷一個人的價值,卻造成大家都唸了一堆書,選校不選系,一個個畢業後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裡,不知道所學何用,繞了一大圈又回到原點,

醫生就一定比工人好?老師就一定比學生優秀?公立大學就一定比私立大學好?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該思考的是,為什麼每個人都要會唸書愛唸書?

我們的教育讓應該是讓喜歡唸書的人唸書,讓擁有自己所長的人,用心地去發展他們的興趣,然後帶著無比的熱情前進,走著走著,自然會變成專業,

我們的教育應該適性而為,而不是讓人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在朝著興趣發展的同時,卻要深怕自己是不是被社會遺漏,因為每個人生下來都會有屬於他的一片天。

台灣不是沒有人才,但為什麼我們的人才卻都剛好只能在國外發光發熱?

要記得,職業從來沒有貴賤之分,請尊重每個用心、認真工作的人。

 

陳安儀:比成績更重要,老師的責任是「看出學生的天賦」

 

打開電視、翻開報章雜誌,「十二年國教」實施後,不僅學生有壓力,家長更為之焦慮,因為就怕少了那一分,從此和明星學校擦身而過。

相關的議題持續蔓延,教育界混亂之際,在親子天下雜誌中卻出現了「不為考試而讀書,我決定離開!」這樣的一篇專欄,不同於時下的直升機父母,文中挑戰了許多傳統的觀點,而文章的作者正是前資深記者,親子專家陳安儀。

令人好奇,是什麼原因竟讓她選擇帶著孩子遠離台北,走向非傳統教育?

 為什麼一個愛看書的小孩,成績卻不好?

女兒升上國中後,巨大的課業壓力讓她失去原本的活潑自信,母女間交談的話題都只剩下「成績」。雖然女兒喜歡寫作,喜歡美術,但在理科方面,不管多努力,每次的考試成績總是不盡理想。看到她面對學業的痛苦,陳安儀做下了一個決定:將孩子轉往宜蘭體制外的學校就讀。

幫助陳安儀下定決心的關鍵,是她高中時候的生物老師。

 過去曾是個「叛逆小孩」

現在的陳安儀,是個媒體出身,教作文、寫專欄的親子專家,但以前的她,卻被期待跟家裡的人一樣,在數理領域創下佳績,承接領取蔣經國獎學金、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的優秀表現。

但陳安儀血液裡留著的,卻是對文學的天生狂熱,「我上廁所的時候,連看分類廣告也看得津津有味,」陳安儀笑說。

高中的她,每天上課只看自己喜歡的課外讀物,也因此當時的成績總是班上倒數幾名,繼續下去,他可能就成了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在社會上變成邊緣人。

幸好,陳安儀遇見了伯樂,當時在中山女高的生物老師。「老師那時候把我叫過去,因為他覺得這個學生那麼愛看書,怎麼成績那麼差呢?」陳安儀說。

老師看著她的週記,全班只有陳安儀把所有欄目忽略,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那一周的心情,跟其他人喜歡用一週大事、其他資訊來填補欄目不同。「老師那時候看了看我的情況,問我要不要轉組?」

轉組,卻犯了陳家的大忌。

數理世家的小孩怎麼能念文組?倒也不是純粹家庭傳統,爸爸總是覺得讀理科未來才有保障、有前途,真正要爸爸接受,陳安儀靠的是考大學的那一戰,「我爸說只要我考上臺大,我就能念中文,我猜他心裡一定覺得這女孩一定考不上吧?」陳安儀笑說。

握著的是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選擇、自己的未來,陳安儀這一次真正的爸爸的眼鏡。

「教育為什麼需要勇氣?」

「如果要說這個時代老師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我覺得是發現孩子的潛能跟天賦,」從自己的經驗出發,逆轉而生的她試著讓女兒真正的潛力被看見,並得到空間發展,對她來說這才是教育最重要的核心。

她認為學習最重要的是動機,不是成績,但現今體制內的學校大部分是成績取向,將學生逼得太緊卻忽略了學生真正的需求,失去教育的真正意義。反觀體制外的學校,多了很多自由時間,孩子們也能夠適性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或許對旁人而言,這是一趟冒險,是一場實驗。但對陳安儀而言,這個改變能夠讓孩子們過得更快樂,何樂而不為?帶孩子搬離台北後,身邊也陸續開始出現了許多不同聲音,有人稱讚她好有勇氣,說她是現代孟母,「為什麼選擇對的教育被認為是很勇敢?」陳安儀不解地說,「教育這件事情真的變質了,」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回到起點,如果當初高中時她沒有遇見那位生物老師,沒有人看見她的天分,那麼今天的故事可能將會有所不同。在現今資訊科技如此發達的時代,傳道和授業或許都能夠被網路功能取代,但不管是在哪一個環境,作為一個老師,看出學生的天賦,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興趣和嗜好所在,絕對是最重要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