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仁教授:大人別再鬧12年國教,讓孩子安心念書吧!

 

「大人不要鬧了!讓孩子安心念書記者會」

時間:103年12月11日(週四)上午九點半
地點:台北市政府大樓門口
發起:12年國教家長聯盟、全國高中高職家長會長協會、全國幼教家長聯合總會、國教行動聯盟、台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台北市高職學生會家長會聯合會、台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台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對12年國教,「全國家長團體聯盟」與「國教行動聯盟」意見分歧,但其實兩者都是熱心家長組成的團體,加入無需條件,只要曾是家長或關心教育即可。因此,全國家長團體聯盟有些理事,年齡已七十多歲,而國教行動聯盟有的成員仍是大學生。

北市是全台唯一將家長會法制化的縣市。每個家長可投一票,選出該校家長委員,而所有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家長會再組成「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高職學生家長聯合會」來代表所有家長心聲。

詭異的是,媒體對真正家長聲音不聞問,反而愛問那些名稱有「全國」或「國教」的家長團體,對教育政策的意見。

四大家長會聯合會由各基層家長會,由下而上討論,決議廢四標示、採量尺分數,這是郝內閣堅持廢標示並公告的原因。教育部請教教育專家後,認為應採四標示,而柯文哲新任教育局長(政大教育學院院長),又支持四標示,因此四大家長會才要開記者會,呼籲柯莫推翻郝政策。

「標示」或「量尺」有何不同?標示乃逐項依序比較,比如一個人擇偶,先比學歷、再比長相、再比家境… 比輸的立刻出局;量尺是整體性比較,將學歷、長相、家境打個分數,再合計出分數最高者。

所以「標示」或「量尺」與紓解升學壓力何干?教育學者前年說,多元比序(幹部、志工、競賽)、志願序可以紓解升學壓力,我只看到學生壓力越來越重。既然考試壓力不可免,是否程序越簡單越好?尤其離考試剩五個月,不動應該比更動好吧!

P.S.
教育學者的教改理論與現實有嚴重落差。我曾在志願序推出時,預測會發生兩個問題,只是當初的教育者學者們不信。

學者極力鼓吹的標示制,在今年因先比作文,造成只要作文5級分,其餘科目分數再高也比不過別人的亂象,這是柯文哲女兒國中第一名畢業,卻落榜所填之高中的原因。

今年,學者認為將作文比序移到後面比就可以,其實這只會轉移問題。明年在志願序分數比重降至極低後,同分者會暴增,此時第一個評比的科目又成眾矢之的。然後後年又會繼續調整順序….

標示制度與志願序,都是台灣教育學者引以為傲的發明,卻解決不了問題。歸根究柢,如果覺得某科目重要,應該在採計量尺分數時,增加其比重(比如從*1.0 改為 *1.2),甚至每所高中對不同科目可採不同的比重,而非在比評順序上思考。

 

職人淬鍊 | 張明輝讓齒輪轉動鐘錶教育

 

決定一個人的生涯規劃最關鍵時期是甚麼時候?從現行教育系統來看似乎是著眼在高中、大學之後,不過如果你有讀過村上龍《希望之國》,應該也會同意─國中三年才是定義一個人的人格和人生,未必是最後,但卻是最好的時機。這也是為什麼當我知道張明輝開始在國中推廣鐘錶教育的時候會深感佩服的理由。

1990年代張明輝投入成品錶款的製造,其間也推出過客製化紀念錶款
1990年代張明輝投入成品錶款的製造,其間也推出過客製化紀念錶款

鐘錶之於張明輝可以說是家業,當年家中由父兄經營的錶店算是台北數一數二的老店,不過他本人真正跨入這個業界回溯到1980年左右,一件腕錶維修個案開啟張明輝不同視野;有間錶店收到了一只錶殼嚴重變形的勞力士,沒人修得好,又因為錶殼上有顧客自行改裝加鑲的鑽石,事實上這類的案例在當時並不罕見,那個時候錶買來加鑲一圈鑽、改兩節K金鍊帶相當尋常,倒不僅以台灣為然。但勞力士原廠也不收,眼看這一只錶就要報銷了,最後輾轉到了張明輝手上,當時張明輝專注在車床、銑床等等設備的生產,由他專業看來要自行重作一個錶殼並不為難,於是便抱著半嘗試心態修復這只勞力士,結果竟然在業界大獲好評,從此也開始了他生產鐘錶外裝零件的事業。

早在1980年代初期買錶改裝的風氣盛行,張明輝的加工技術高超開始自製金幣錶,將金幣剖開挖空裝入機芯,龐大的市場需求下張明輝的事業規模著實可觀,當時甚至有不少仿製錶商找他合作,面臨龐大利益仍不為所動,一路堅持原則,至今始終跟業界保持著良性的關係。

女兒瑞士同學隨手修復腕錶經驗,感受到鐘錶教育之於瑞士人是一件多麼自然的事情
女兒瑞士同學隨手修復腕錶經驗,感受到鐘錶教育之於瑞士人是一件多麼自然的事情

1990年代張明輝投入成品錶款的製造,其間也推出過客製化紀念錶款、自有品牌玉山錶;不過真正讓他轉向台灣鐘錶教育的理由還有個契機。張明輝女兒曾在2007年參加扶輪社青少年短期瑞士交換學生,留學期間自己戴的錶壞了,結果瑞士同學隨手就修好了,「對他們來說,這是在小學的時候就學過的基礎。」女兒帶回來的故事讓張明輝見識到鐘錶教育之於瑞士人是一件多麼自然的事情,再加上2008年扶輪社和捷安特協辦為罕見疾病單車環島募款,認識董事長劉金標體悟到捷安特品牌在台因教育和推廣的重要性,種種理由讓他不顧家人反對,毅然決定號召曾經活躍在台灣錶界第一線的前輩們投入鐘錶教育領域。

2012年底針對北市12所國中推行三期鐘錶教育培養種子教師,推廣機械鐘錶實做教育
2012年底針對北市12所國中推行三期鐘錶教育培養種子教師,推廣機械鐘錶實做教育

2009年張明輝開始在高工、社大開課講授鐘錶組裝維修。課程反應極佳,來向他們求教的除了想求得一技之長謀職的人之外,還有不少本身是高級錶玩家級的大老闆、或是目前已經在錶界中業內人士進修。不過張明輝還是覺得這樣太慢了,他所追求的教育推廣是要從更基礎的階段開始,所以2012年底,針對北市12所國中推行三期鐘錶教育培養種子教師,2013年開始由生活科技老師推廣機械鐘錶實做教育,學生要在這些孩子真正面臨人生選擇前,告訴他們在一味地升學之外的世界有多麼廣大,又多麼複雜。

鐘錶是一隻最完整有動力的機械結構,鐘錶教育也從小至鐘錶大到輪船都是靠齒輪傳動開始講起,齒輪是機械之母,甚至可以說是工業之母、科技之母,而對於從車床起家的張明輝來說,這個元素的原始性格更是別具一番意義。聽他說話,你可以感受到,只要有適合的工具,任何東西都可以靠自己的手打造出來;對台灣鐘錶教育來說,他既扮演教育工具,更默默的推動這項工藝的傳承。

 

圖片來源: 城邦國際名表

本文轉載自城邦國際名表,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葉丙成:To flip, or not to flip, that’s the question~

目前「翻轉」這兩個字,到處都可以看到。好像什麼東西都得說翻一下,才顯得真的有創意、有新意。這種趨勢再繼續下去,應該再不久,西毒歐陽鋒就會被翻案成中原武林之首了。

「翻轉 flip」在台灣之所以會普及,有其脈絡。在國外,flip 主要是跟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連在一起。在 Google 上打 flipping 去搜尋,幾乎所有的國外網站都是跟翻轉教室有關的。在台灣,flip 也是源於翻轉教室,但在  TEDxTaipei 2013 年會選用「FLIP」當做主題之後,翻轉在台灣有了不一樣的意涵。翻轉這兩個字,開始跟創新連結上關係。也因為 TEDxTaipei 的影響力,加上親子天下推廣翻轉教育的關係,「翻轉」這兩字開始在台灣變得流行起來。

但在教育界,我認為「翻轉」二字的流行,造成某種程度的困擾。最主要的問題是,當老師們在談「翻轉」時,根本不知道彼此在談的是什麼?A 師的「翻轉」,跟 B 師的翻轉,跟 C 師的翻轉,到底是一樣的東西還是不一樣的東西?教學方法百百種,只以「翻轉」名之,根本無從溝通起。在一般的產業,創新總是好的,所以「翻轉」代表創新並不是壞事。但是,教育不能為創新而創新,老師們必須對「翻轉」有更明確共通的定義才行。

到底就教育而言,什麼是「翻轉」?

就我的觀察,目前在教育界所談的「翻轉」,主要有分兩種不同層面的定義。狹義的「翻轉」,指的是像國外所說的 flipped classroom 翻轉教室這樣的教學方法。這樣的翻轉教室,主要是專注於各學科的知識。焦點在於如何透過 lecture at home, homework in class 這種有明確操作方式可依循的模式,訓練學生自主學習,包括預習、作題、討論等的習慣跟能力。

另一種老師們常提到的「翻轉」,是比較廣義的「翻轉」,泛指教師、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角色的翻轉。前面所提到的翻轉教室,由於老師跟學生的角色也有所轉變(傳統由老師課堂講授,現在由學生分組作題、討論、發表),因此也算是廣義「翻轉」中的一種。但除了翻轉教室之外,其他類似 PBL 等教學設計,也都有師生角色異位的特色,所以也有人把這些教學亦視廣義的「翻轉」。這也是為什麼老師們常聽到有老師說,他們的教室很早就有在「翻轉」了。因為 PBL 這類的教學方法,在過去,台灣已經有很多很優秀的老師在做了,這些老師都可以視做是廣義「翻轉」的先驅。

不過狹義的「翻轉」(翻轉教室)跟廣義的「翻轉」,其實有很大的差異。其中最大的差異是,前者(翻轉教室)有明確方法可依循,只要老師照著方法操作( www.flipTw.org ),大多都可以上手。但是後者(廣義翻轉)該如何操作,則沒有明確方法可依循。針對不同的教學內容、實驗,老師會發展出完全不同的教案讓學生去操作。針對某個教學課題,到底該怎麼設計教案給學生,只能靠老師的個人經驗去設計,並無明確方法可依循。另外還有教學目標的差異,前者(翻轉教室)的焦點主要都是在學科內容的教學,後者(廣義翻轉)除了學科內容外,老師往往還有學科之外的教學目標想達成。

我個人認為,在目前很多老師們還沒有太多翻轉的經驗時,應該從狹義的翻轉(翻轉教室)開始比較好。畢竟翻轉教室是針對目前的教材內容,且有方法容易依循上手,而且最終目的還是要讓學生的學科學習有所進步。至於更廣義的「翻轉」,老師也應該接觸,但要審慎為之。教育不是產品開發,不能為了創新而創新。老師們應該要為自己所設定的教育目標,為了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而去設計最好的教學方式。廣義「翻轉」經驗較少的老師們,在這部份應該要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對孩子們的認識,審慎評估、設計。這樣才不會只是學生熱鬧一陣過後,卻什麼都沒有留下,也沒對學科的學習效果有直接的提升。

希望以後在談「翻轉」教育時,老師們對翻轉都能有明確的定義,知道彼此在談的是什麼。狹義的翻轉「翻轉教室」,是每個老師都可以做的,是不分菁英學生、弱勢學生都可以做的,是不需家長的配合就可以做的。廣義的「翻轉」,根據老師設計的不同,或有可能需要一些外在條件的配合(學生的程度、家長的支援)。但若設計的好,也是有可能做到不需額外其他條件的配合就能施行,這需要老師有相當的教學經驗比較容易成功。

To flip, or not to flip, that is the question? 

Umm…may I ask what kind of flipping are you talking about?

狹義的「翻轉」,大家都可以做;廣義的「翻轉」,則需老師小規模嘗試、慢慢累積經驗,才比較容易成功。

楊景堯:歷史教育決定台灣未來

 

許多人誤以為兩岸和平協議才是台灣未來的保障,殊不知真正決定台灣未來的是這一代的歷史教育。「東方主義」一書作者薩依德認為歷史都是建構的,西方人寫的「東方」是給西方人看的。真正東方人看了會覺得很多地方不是史實。此一情況使我感受深刻。

為了一句「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筆者花費心血遍尋台灣各地資料,這一句從小在國中國文課本讀過,是當年1661年鄭成功寫信給荷蘭守將揆一勸降的信裡。當年是學生也就不會深究,信以為真。後來在大陸的初中歷史教科書看到他們指出鄭成功當年就是這樣說的,使我開始感到興趣。道理很簡單,鄭成功是以中文還是荷蘭文寫的信?正本現在保存在哪裡?筆者到南北各歷史資料博物館查詢都落空;尤其台南赤崁樓與延平郡王祠我各去過兩次,完全沒有史料。

回顧台灣國中課本國文裡面註明本文出自連橫的「台灣通史」,筆者仔細找尋此文,從頭到尾都沒有註明出處。連橫的生卒年代與鄭成功1661相去數百年,不可能沒有根據,除非是捏造的。雖然有評論者大膽作此推論,但是筆者上課都會保留,造假之說也是需要證據。倒是這一句話「台灣自古屬於中國」在今天兩岸中學歷史教科書都不見了。

今年是甲午年,距離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剛好滿兩甲子。筆者在數年以前還全家一起去下關觀看當年馬關條約簽約處春帆樓。看到日方似乎不太重視此一史蹟,自由參觀卻沒有觀光客;而且當年所謂「李鴻章道」原來是只能牽腳踏車走過的小路。由此可見日本對此一史實並不在乎。巧的是近幾個月前聽到台灣一位知名張姓女主播提到當年李鴻章在日本遭到暗殺未成功,所以造成了「中日甲午戰爭」,我差一點沒有昏倒。牛頭不對馬嘴,倒果為因。

台灣的歷史教育完全失敗很容易從內閣官員的發言之中找到。文化部長龍應台在兩年前國父誕辰紀念月會總統府中對當年孫中山讚譽有加,今天的中國大陸綿密的鐵路網在當年就已經擘劃,當年國民黨的教育中就有孫中山當年「建國方略」與「建國大綱」交通建設的藍圖。其實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只有不到兩個月就交給袁世凱;自己則是擔任袁世凱手下一名負責交通規劃的大官員。龍部長肯定不知道。

我常在想如果今天對中國國民黨黨員考試,只要考三民主義就好,結果一定是慘不忍睹。如果沒有核心思想與共同價值,沒有共同的歷史記憶與信仰,談什麼未來都是空的。隨時可以藍綠翻轉的政治人物毫無信仰可言。

歷史教育才是決定兩岸未來,兩岸國家領導人不要被其他因素影響,忽略了歷史教育的重要。

 

超級旅行者Elaine&Vicky:職業不分貴賤,尊重每個認真工作的人

 

一個人的價值,該如何衡量?
用職業、社會地位、還是收入呢?

小時候大人總是說要好好讀書,長大後才會是個有用的人,
但是“一個人有沒有用”,又該如何定義?

學歷高、錢賺得多才是有用、有價值的人嗎?
而那些深藏在台灣社會底層或夾在中間為這個社會在默默付出的人,被放逐到邊際了嗎?

國中時,我因為對畫畫有興趣選擇考取復興美工廣告設計系,在高二升高三時因為想升學所以選擇進入升學班唸了一年的書,即便我日夜苦讀已經是升學班的前三名,但在申請大學的過程中,一個技職體系的學生根本拼不過三年都在唸書的高中生,當時的我申請了十幾所學校,但在第一階段全部都被刷下來,為什麼我會申請這麼多學校,因為老師告訴我們,當你沒考上你一畢業踏出校園只會有茫然不知道自己該去哪裡的感覺,

我的母親因為怕我受不了打擊,把第一階段不合格的通知書全部偷偷收了起來,騙我學校錄取通知沒有寄來,當時的她並不知道結果可以上網查詢,在電腦螢幕前看著自己一家家的落榜,那時的我心中很痛,痛到對自己誓言,以後如果有小孩,絕對不要讓他選擇喜歡的事,也不要唸職校,即便那是我的興趣,我都不想要讓孩子承受那樣的痛; 高職生和高中生的比較,在一開始的成績上就輸的徹底,

我不是不喜歡唸書,只是比起唸書,我有更渴望追尋的東西,

我並沒有因為這些打擊而放棄,努力準備接下來的分發考試,考了高分,應屆進入了崑山科技大學,視訊傳播系就讀,當時的我發現”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快樂的學習著技能 、學習如何拍片,綜合在職校所培養出的專業技能,得以在大學中學會靈活運用,但『即便小孩有興趣也不要讓小孩進入技體職系』這句話依舊埋藏在自己的內心深處,

畢業後進入社會,我一直知道自己和別人不太一樣,但卻不知道到底是哪裡不一樣,也不知道自己的興趣該用在哪裡才會快樂,漸漸地失去了對生活和工作的熱忱,

在面對未來的不確定和迷惘的時刻,選擇出走,為的是磨練自己的心智、遇見另一個自己。

一直到去了澳洲,兩年打工渡假的生活,學到寶貴的一堂課,其中一項就是『職業從來沒有貴賤之分』,即便人們做的是勞力階級的工作,也帶著無比的自信和得到該有的待遇,

澳洲以人為本,尊重每個認真工作的人,才讓我深刻地體會到職校的選擇並沒有錯,人本來就該追尋著興趣找尋夢想,這一切的一切,竟然在流浪過程中漸漸找到了答案,抹去了內心深處的痛,找回了自信,才看見人有無限的可能性,

我發現到,錯的不是你國中時追尋興趣的選擇,而是台灣教育體制規劃的不完善。

在澳洲,水電工、油漆工、礦工等等… 這些在台灣人眼裡是勞力階級工作的人,在澳洲卻是享有高薪的一個族群,在澳洲任何一個擁有專業技能的人,都能得到該有的待遇,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專業,所以值得被尊重,但在台灣,這些勞力階級的工作普遍被社會認為是不會唸書的人在做的工作,

我們的社會給不愛唸書的人貼上了標籤,甚至有些人因此被歸類為壞學生,這些人無法從書本中獲得自信,當然渴望在其他地方被認同,導致某些人在成長的道路走偏了進而被社會遺忘,

我們的社會追求著學歷,用文憑、職業及社會地位去評斷一個人的價值,卻造成大家都唸了一堆書,選校不選系,一個個畢業後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裡,不知道所學何用,繞了一大圈又回到原點,

醫生就一定比工人好?老師就一定比學生優秀?公立大學就一定比私立大學好?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該思考的是,為什麼每個人都要會唸書愛唸書?

我們的教育讓應該是讓喜歡唸書的人唸書,讓擁有自己所長的人,用心地去發展他們的興趣,然後帶著無比的熱情前進,走著走著,自然會變成專業,

我們的教育應該適性而為,而不是讓人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在朝著興趣發展的同時,卻要深怕自己是不是被社會遺漏,因為每個人生下來都會有屬於他的一片天。

台灣不是沒有人才,但為什麼我們的人才卻都剛好只能在國外發光發熱?

要記得,職業從來沒有貴賤之分,請尊重每個用心、認真工作的人。

 

陳安儀:比成績更重要,老師的責任是「看出學生的天賦」

 

打開電視、翻開報章雜誌,「十二年國教」實施後,不僅學生有壓力,家長更為之焦慮,因為就怕少了那一分,從此和明星學校擦身而過。

相關的議題持續蔓延,教育界混亂之際,在親子天下雜誌中卻出現了「不為考試而讀書,我決定離開!」這樣的一篇專欄,不同於時下的直升機父母,文中挑戰了許多傳統的觀點,而文章的作者正是前資深記者,親子專家陳安儀。

令人好奇,是什麼原因竟讓她選擇帶著孩子遠離台北,走向非傳統教育?

 為什麼一個愛看書的小孩,成績卻不好?

女兒升上國中後,巨大的課業壓力讓她失去原本的活潑自信,母女間交談的話題都只剩下「成績」。雖然女兒喜歡寫作,喜歡美術,但在理科方面,不管多努力,每次的考試成績總是不盡理想。看到她面對學業的痛苦,陳安儀做下了一個決定:將孩子轉往宜蘭體制外的學校就讀。

幫助陳安儀下定決心的關鍵,是她高中時候的生物老師。

 過去曾是個「叛逆小孩」

現在的陳安儀,是個媒體出身,教作文、寫專欄的親子專家,但以前的她,卻被期待跟家裡的人一樣,在數理領域創下佳績,承接領取蔣經國獎學金、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的優秀表現。

但陳安儀血液裡留著的,卻是對文學的天生狂熱,「我上廁所的時候,連看分類廣告也看得津津有味,」陳安儀笑說。

高中的她,每天上課只看自己喜歡的課外讀物,也因此當時的成績總是班上倒數幾名,繼續下去,他可能就成了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在社會上變成邊緣人。

幸好,陳安儀遇見了伯樂,當時在中山女高的生物老師。「老師那時候把我叫過去,因為他覺得這個學生那麼愛看書,怎麼成績那麼差呢?」陳安儀說。

老師看著她的週記,全班只有陳安儀把所有欄目忽略,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那一周的心情,跟其他人喜歡用一週大事、其他資訊來填補欄目不同。「老師那時候看了看我的情況,問我要不要轉組?」

轉組,卻犯了陳家的大忌。

數理世家的小孩怎麼能念文組?倒也不是純粹家庭傳統,爸爸總是覺得讀理科未來才有保障、有前途,真正要爸爸接受,陳安儀靠的是考大學的那一戰,「我爸說只要我考上臺大,我就能念中文,我猜他心裡一定覺得這女孩一定考不上吧?」陳安儀笑說。

握著的是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選擇、自己的未來,陳安儀這一次真正的爸爸的眼鏡。

「教育為什麼需要勇氣?」

「如果要說這個時代老師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我覺得是發現孩子的潛能跟天賦,」從自己的經驗出發,逆轉而生的她試著讓女兒真正的潛力被看見,並得到空間發展,對她來說這才是教育最重要的核心。

她認為學習最重要的是動機,不是成績,但現今體制內的學校大部分是成績取向,將學生逼得太緊卻忽略了學生真正的需求,失去教育的真正意義。反觀體制外的學校,多了很多自由時間,孩子們也能夠適性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或許對旁人而言,這是一趟冒險,是一場實驗。但對陳安儀而言,這個改變能夠讓孩子們過得更快樂,何樂而不為?帶孩子搬離台北後,身邊也陸續開始出現了許多不同聲音,有人稱讚她好有勇氣,說她是現代孟母,「為什麼選擇對的教育被認為是很勇敢?」陳安儀不解地說,「教育這件事情真的變質了,」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回到起點,如果當初高中時她沒有遇見那位生物老師,沒有人看見她的天分,那麼今天的故事可能將會有所不同。在現今資訊科技如此發達的時代,傳道和授業或許都能夠被網路功能取代,但不管是在哪一個環境,作為一個老師,看出學生的天賦,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興趣和嗜好所在,絕對是最重要的責任。

 

彭明輝:打破玻璃天花板

 

農業時代就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說法,偏偏傳統社會裡只有讀書人的社會地位比較高,其他行業的社會地位都偏低,因此大家還是不敢去挑戰「士農工商」這樣的階級觀念。

但是世界變了,服務業大規模地取代了製造業,台北的天空也跟著變了,只有家長、老師和學校的觀念依舊停留在遙遠的農業與工業時代,用學校成績衡量人的一切高低,好像只有成績好的人會有出息。

在舊的世界裡,讀書是力爭上游的不二法門,只有擅長讀書與考試的人會獲得社會普遍的敬重與肯定。現在,世界早已改變,每一種行業的人都有機會爬到社會的頂層地位,跟讀書人比高下,獲得社會最高的讚譽與肯定。

世界變了,年輕人的未來變了,青春的顏色也即將改變。

麵包師傅的夢想與妄想

2013年的台灣,教育界最熱門的話題是「吳寶春EMBA求學記」。吳寶春拿到過世界麵包冠軍,在政治大學的「高階經理人碩士專班」(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簡稱EMBA)旁聽「服務業創新」的課程時,受到激勵和啟發,因而想要念國內的EMBA。但是他沒有大學文憑,而烘焙業又沒有甲級證照,所以不符合教育部規定的碩士班入學資格,沒辦法在國內唸EMBA。後來,因問馬英九說話了,教育部立即為他修改相關辦法,讓他具有入學資格,但吳寶春還是選擇去念新加坡國立大學的EMBA。

這個消息被媒體報導之後,輿論嘩然,有人批評教育部制度太僵硬,有人批評吳寶春迷信文憑又不自量力,卻沒有人看懂這個事件背後真正的含意:台灣變了,以前不愛唸書、也不需要唸書的麵包師傅想要當CEO,而且真心想要從EMBA課程學習當CEO所需要的能力。

麵包師傅為想要當CEO,這到底是夢想?還是妄想?讓我們來認真而務實地想一想。

吳寶春的麵包店設在高雄,2012年的營業額是兩億,如果用利潤三成來算,一年獲利六千萬,不是每一個企業都能有這好的獲利。更重要的是:吳寶春的麵包具有「世界級品牌」的實力。如果他懂得跨地經營的竅門,到新加坡設個分店,年營業額兩億應該不是問題;再到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去設個分店,年營業額兩億也應該不是問題;如果到上海去設分店,年營業額兩億太少,四億才是合理的目標;再到北京、漢城和東京各設一個分店,年營業額起碼可以各有兩億,亞洲合起來年營業額起將近二十億。這樣像不像個亞洲跨國企業的CEO?

你別笑說:「麵包也能當跨國企業經營?」看過 Yamazaki 麵包店沒?它光是在台灣就有三十家分店。別小看飲食業,全球最值錢的品牌是可口可樂,排名全球第七的是很多人不愛吃的麥當勞,而賣早餐玉米片的Kellogg’s則排在第二十九名。

世界變了,不是只有工業產品才能具有品牌的價值,也不是只有科技業可以發揮創業和經營的天份。在這個以服務業為主的時代裡,任何一種天份與創意都有機會找到它的舞台和市場,迥異於封閉的農業時代,或製造業為主的時代。但是,絕大部分的老師和家長卻都還是只看重英數理化,而看不見學生的其他天份與專長。

行行出狀元,還是萬般皆下品?

雖說「行行出狀元」,但是絕大部分老師和家長卻都只相信另一句俗話:「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其實,這是農業時代的思維。

農業時代裡,雖然「行行出狀元」,不過各行各業的社會地位都很低。想一想農業時代的中國,一個頂尖的木匠,可能會被省城裡的王爺延聘去蓋王府,吃穿受用不盡,但是地位再高也就只不過是個工匠,頂多稱你一聲「王師傅」,進出王爺府還是得要跟著下人走側門。

讀書人可就大大地不同了,只要略通四書、五經,再不濟也可以當個村熟老師,在村裡人人敬重;如果略有文才,考上個秀才,就可以到大戶人家當西席,縣太爺見了也得待之以禮;如果有幸中個舉人,就可以跟縣太爺平起平坐,風光得不得了;要真考上個進士,皇帝賜匾掛在門廊上,榮宗耀祖,還可以庇蔭好幾代的子孫。這樣的時代裡,確實「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跟讀書人比起來,各行各業卻都像是頭上有個玻璃天花板擋著,社會地位怎麼都上不去。木匠的社會地位只有兩種,師傅和徒弟,無論如何都再也高不上去。其他行業也都一樣。只有讀書人不一樣,除了不能當皇帝之外,社會地位可以毫無節制地升上去,直到一人之下而萬人之上,就像頭上沒有天花板蓋著。無怪乎人人都想要當讀書人。

光復以後,台灣慢慢地進入了製造業為主的工業時代,讀書人的出路更多了,但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基本局勢還是沒有變。學校成績好的人可以當官、當老師、大學教授、當工程師、醫師、會計師、律師等,甚至出國當高等華人(雖然人在美國時要忍受白人的歧視),但是其他百業的社會地位依舊卑微。

就以做麵包的為例,麵包師傅只有一種:麵包店的師傅──在那個物資貧乏的年代裡,麵包就已經是奢侈品了,還有誰會去計較麵包的種類和口味?當麵包只有一種等級時,麵包師傅的社會地位也就只有一種:比學徒還高一級,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是。在那樣的時代裡,麵包師傅頂多就是存錢自己開個店,此外再沒有什麼可以期待的專業發展了。在那樣的社會情境裡提倡「適性發展」,難免會害學生出社會後被看不起。

等我大學畢業,台灣的電子業開始起飛了,麵包師傅也只有兩種:麵包店的師傅,和西餐廳的主廚(兼做麵包)。當我從英國留學回來時,終於有了第三種麵包師傅:五星級飯店的西點主廚。隨著經濟的發展,麵包的等級變多了,麵包師傅的社會地位也跟著提升,可以自己開店,可以寫書,可以上電視,變成餐飲學校師生的偶像。但是這樣的社會地位還是有個極限。

吳寶春為麵包師傅增加了第四個等級,世界麵包冠軍,頂級麵包店的負責人,正在邁向跨國、跨海企業的CEO。

吳寶春用他的奮鬥故事激勵了許多求學不順利的人,以及家境貧困而失學的人。他到處演講,甚至還有經紀人。當他求學受挫而新加坡大學跨海來給他面試時,馬英九指示務必要將他留下來,教育部立即為他修法。最後,他沒有在國內研究所念EMBA的碩士班,卻到台大去授課當講師。

於是,麵包師傅頭頂的玻璃天花板終於被打開,麵包師傅終於可以跟其他行業的頂尖人物平起平坐。

百家爭鳴的服務業

其實,第一個打開玻璃天花板的並非吳寶春,在他之前至少還有誠品書店的吳清友,和王品集團的戴勝益。

開書店能有什麼出頭的機會?我小學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家裡就開書店,小小一個日文書報攤,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高中的時候,另一個同學家裡也開書店,新竹鬧區裡最大的一家,三層樓的店面,賣課外書也賣參考書和文具,生意做很大,比隔壁的銀樓更像個新時代的商家,但是不會有人稱他們為企業家。我也只覺得他們家很有錢,而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的社會地位。

吳清友呢?維基百科這麼稱呼他:「知名台灣企業家,誠品書店的創辦人。」誠品賣什麼?賣書,賣精緻的文具、服飾配件,經營餐飲美食與購物中心,其實誠品什麼都賣,賣什麼都不奇怪。2011年誠品集團的年營業額突破百億而上達110億,其中三乘的收入來自書店,七成來自商場業務,到訪人次達到1億2千萬人。

年度營收百億是多大的規模呢?以代表精密機械的工具機業為例,年度營收百億就可以進入全球前五十大廠家。台南高工與台北工專機械科畢業的吳清友沒有在機械業闖出名號,卻在轉行經營書店後成為台灣的名人。

誠品書店在1989年創立時,原本的定位是賣藝術與建築類書籍的人文藝術小型專業書店。這一類書的消費者其實就是台灣新興的中產階級,他們的收入寬裕而不富有,但是懂得生活的品味,對東西的質感有敏銳的分辨能力。他們要的不是頂級的名牌,而是有質感而價錢公道的產品。於是,誠品開始附設咖啡座,配合台北文人夜生活的習慣而首創書店24小時營業的模式,並且把營業範圍擴展向客戶群喜愛的精品文具、皮包等用品,使得誠品在持續的賠本過程中逐漸變成台北文人與藝術家的最愛,台灣服務業中最具有文化氣質的名店,以及品味與質感的代言人;而她的客戶群也從稀少的文人與藝術家開始,逐漸吸納愈來愈多追求生活品味與質感的中產階級,終於變成中產階層頂級消費與品味的象徵,就像她的英文店名「eslite」(菁英)這個法文字所要傳達的訊息。

今天的誠品不再只是書店,而是台灣頂級品味的象徵,而吳清友的社會形象也超越「老闆」、「企業家」,經常被看成台灣最有文化氣質的創業者。書店老闆終於攀登上社會地位的頂層,跟任何行業的菁英、創業者都可以平起平坐。

誠品傳奇敘說的不只是吳清友個人的奮鬥與堅持,其實誠品的成長反應的是台灣社會的富裕、轉型與蛻變的過程,它敘說的是台灣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轉向商業社會,以及終於成熟到有能力支撐精緻文化消費市場的過程。在台灣經濟成長過程中,她也培養出愈來愈多有品味、能分辨質感的消費者;當消費者的分辨能力愈來愈精細、敏銳的時候,文化產業的消費層級也跟著分化,而該產業的從業者的社會地位也就跟著逐級攀升上去,直到社會頂層。誠品傳奇敘說的,正是台灣由貧而富,由富而精緻,由精緻而追求文化消費的社會發展。

當精緻文化與文化消費的人口逐漸擴張時,有能力消費精緻美食的人口擴張得更迅速。在二十年前的台灣,賣牛排能有什麼出頭?大不了開個西餐廳,當老闆兼主廚,收入豐裕而社會地位卑下。但是台大中文系畢業的戴勝益卻把王品集團帶向全新的境界,在2012年時年營收破百億元,在兩岸三地有十一個餐飲品牌,甚至成為年輕求職者最愛的企業。2012年王品集團上市之前的法說會刻意選在台北孔廟辦理,掛牌典禮上送給證交所是一本放在餐盤裡的《論語》,戴勝益說王品著名的分紅制度是出自子路的「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甚至用《論語》的章句解釋王品所有的制度設計。

當牛排與《論語》結合時,王品的社會形象也攀爬到社會的最高地位。戴勝益的社會形象不再是個「商人」,而變成是一個實踐「利用、厚生」的儒生,無怪乎年輕人接踵摩肩地想要進入王品服務。

適性發展的現實基礎

適性發展是教育界不變的理想,也是讓青春恢復笑靨的必備要件。但是,適性發展要有現實的基礎。在這個服務業多元化且高度發展的社會裡,幾乎每一種人都可以在社會上找到發揮的機會,適性發展才終於有了現實的基礎。如果是在農業時代談適性發展,不但是空想,甚至還會害學生無法養活自己。

據說國宴主廚阿基師也曾想要念EMBA,卻始終沒有順遂。為何他只是想想,而吳寶春卻成功了?因為時代變了。

吳寶春的五百元的麵包一年賣出二十萬個,營業額一億元,是支撐他店面和利潤不可或缺的重要項目。二十年前有人吃得起五百元麵包嗎?當然有,只不過人數太少,撐不起一年二十萬個的消費量,也就撐不起這個頂級麵包的市場。現在,任何人到了高雄,只要開心,誰都有能力掏出五百元來買一個麵包,滿足好奇心或口腹之欲。吳寶春的成功故事,跟他的努力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但是他的成功也需要適當的社會條件來配合。

台灣經濟發達了,服務業的市場也跟著愈來愈多元,不管是髮藝、彩繪指甲、寵物美容,或者其他的創意,都有人願意花錢購買。現在,許多人都有能力負擔頂級消費,使得台灣的服務業在產值上遠遠超越製造業,也使得服務業的商品品質愈來愈講究,附加價值愈來愈高。另一方面,各行各業的競爭也愈來愈激烈,當王品集團成功地跨海經營時,昔日亮麗的代工產業卻從兩兆雙星變成了四大慘業。

在這樣的時代裡,任何天份都有機會被看見;但是在極端競爭的趨勢下,只有「以己之長,攻人之短」才有勝出的機會。如果硬是要壓抑自己,到不擅長或自己厭惡的行業去競爭,恐怕一開始就立於必敗之地。

適性發展不但有了現實基礎,甚至已經是致勝的關鍵要素。在這樣的時代裡,我們要如何對待那些不想讀書,讀不好書,或者長處不在讀書而另有其他稟賦的學生和孩子?在這樣的時代裡,我們還有必要盲目地去擠建中,擠台大嗎?在這樣的時代裡,我們要如何重新思考教育的目標、價值與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