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鵬:技職教育的難言之隱 老師、學生應自救

 

日前有機會和一位動畫界重量級企業的執行總監談話,發現國內人才培育所面臨的問題,比想像的還嚴重。這個企業在台灣擴張迅速,已經在好幾個城市有據點,但是這位總監說,他們聘不到足夠的人才,必須拒絕許多來自國外的訂單。人才的不足,他說,大幅限制了企業在台灣的擴張。

他還說,雖然國內有不少學校有動畫相關科系,但是畢業學生所受到的訓練不夠,而且學生的基本能力如英文能力也不夠好。他們曾經試圖和學校合作,由公司提供業師,開設課程,但是學校能配合的程度也有限,主要原因是不想太過擠壓既有老師的課程。

其實,教育部也在技職體系推動產學合作課程,包含學士和碩士都有。在學士階段,這種課程允許學生在大二或大三時,可以直接在企業實習,然後到了大四再回學校完成學分,獲得學位。據了解,歷經這種課程的學生,通常是畢業即就業,而且薪水遠超過所謂22K的水準。可惜的是,此種課程的舉辦,在多數學校都有名額的限制,其主要的考量,一樣是要顧及既有老師的上課權益。

但既有的老師也有其難言之處。他們從踏入技職體系起,就必須面臨一大串的挑戰和困難。他們多數畢業自國立大學系所,他們老師的研究傾向是以發表可在國外期刊登載的論文為主,對於國內產業的需求可能相當陌生。這些學生畢業後到技職體系任教,一方面面臨升等的壓力,設法發表學術論文,一方面又要被要求滿足教導實用技藝訓練的需求,可說是蠟燭兩頭燒。

非僅如此,由於大學新生人數年年銳減,他們就算兩頭都可以兼顧,也可能遭受到減班、減課甚至被資遣的命運。如果還有許多課被企業來的業師「拿走」,那可以開設的時數就更不足了。

十多年前開始的大學和研究所的巨幅擴張,種下了因。供給的增加,經過很長的時間,到現在看到結果;可是供需關係一時間不容易改變,只會愈來愈嚴峻。當今之計,還是應當自助人助。在老師方面,必須體認到未來的困難,著手培養第二專長,而且是市場所需要技能的第二專長,即使成本自己負擔,也需要做。學習就是投資,有市場價值的學習就是有效的投資;終身學習的時代來臨,任何人皆無法自外於不斷的學習。

一旦老師學會了業界實際需要的技能,他們的人生可能接著改變。他們的學生可以學到好的技能,就有很好的出路;這些學生可以自己創造有希望的人生,也幫助台灣企業擴張,創造經濟的持續成長。萬一因為地區性因素招生不足而影響工作,他們也有多重選擇 ─ 或者轉到業界服務,或者轉到其他學校任教。

學生一樣要自助人助。學生在選擇就讀科系的時候,應當自己先想好,未來要朝繼續升學、從事研究,還是朝就業的方向發展。如果是後者,就要仔細打聽哪個學校可以提供比較好的訓練,而後選擇適合的學校就讀。進入學校之後,也應當設法加入產學合作的學程。另外,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基本能力練好,把自己的基本工作和學習態度養好。大多數台灣的企業主都清楚,在用人的時候,基本態度和基本能力是不能取代的必要條件。他們每天都在找敬業、負責、有基本能力的新進人員,可惜的是愈來愈難,愈來愈少。

以動畫業為例,英文就是必要條件之一。由於大部分訂單來自國外,不知如何正確發音,就沒有辦法畫出正確的嘴型動態,也無法有效地和國外客戶商量細節。此外,大部分軟體也來自國外,英文不好便看不懂國外軟體的說明書。

老師在學校教書,學生在學校學習,如果學校的主其事者,能有足夠的遠見和魄力,從事應有的興革,當然就會有更廣泛的效果。學校可以有系統地鼓勵和支助老師從事第二專長的訓練,也可以有系統地開設產學合作課程,讓學生得到適宜的訓練。學校更可以、也更應該培養學生有良好的學習和工作態度,也具有足夠的基本能力。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脫離困境,創造出學校、老師、學生、產業和社會多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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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憶如:台灣競爭力的關鍵 在於教育

 

「國際化」是讓台灣去國際上比賽打拚,比賽的機會雖然重要,但選手的培訓更加關鍵。

培育人才,是台灣競爭力的根本。

今年台灣應屆畢業高中生,出國留學人數再創新高,其中名校比例更持續增加;這些除了讓人對台灣教育的大環境更加憂心之外,更必須再次提醒台灣人才流失問題的嚴重。

長期以來,台灣除了人才,事實上沒有什麼其他可以依靠的天然資源。早期因為當時政府對教育的投資,包括公費培訓師資、公費留學招考留學生,並藉以培育出一群台灣「培養人才」的人才、當然更有中小學教師免稅制度等等,奠定了台灣經濟起飛的基礎。

有人才,台灣才會進步

但曾幾何時,台灣的教育歷經過去一、二十年來的改革,學生的課業壓力沒有減輕、填鴨式的教育方式沒有改善、畢業生的素質沒有提升,倒是只見問題不斷發生。

沒有人才,就不可能有進步的台灣,而教育,則當然是培養人才最重要的根本。今天台灣的企業找不到他們需要的畢業生,但台灣的畢業生也找不到他們想要從事的工作。這些現象,清楚顯示台灣的教育,真的出了大問題。

當台灣曾經引以為傲的技職學校,紛紛改制為大學;且當台灣的大學,已程度低落至接受「考試總分個位數」的學生時,教育的目的,已經模糊了。

流浪教師一批批地產生,找不到工作的博士生滿街跑,以家教為全職工作的碩士畢業生也處處可見,這個教育結果的扭曲,是台灣今天的問題,更是台灣人才出走的重要原因。

如果「大人們」認真去看看今天台灣國中以上各級學校的情況,就會發現眾多怵目驚心的現象。國中生普遍繼續以背誦能力,區分程度的高下;功課的壓力不 僅沒有因為十二年國教而減輕,甚至補習的科目範圍只有因此更加擴充(諷刺的是,也因此造就更大的家教需求,聘請更多研究所畢業的專任家教碩士)。

另外,校園中缺乏紀律,學校老師不但得不到尊重,甚至往往被某些學生幾乎霸凌的對待。這種情形下,要有多大的熱忱與勇氣,才能繼續留在學校「作育英才」?

教育,除了形塑學生人格素質外,還必須培養他們學習的興趣,以及謀生的能力。每一個個別學生的加總,就是台灣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如果因為教育的疏失,台灣無法為我們的年輕人提供好的學習環境,那麼不論我們加入多少國際經貿組織,TPP也好,服貿、貨貿也罷,都不可能帶來什麼實質的效益。

「國際化」是讓台灣去國際上比賽打拚,比賽的機會即使重要,選手的培訓難道不是更加關鍵?看看魏德聖拍的電影《KANO》,對照今日的台灣,真令人感概!

 

倪重華:站在產業變革的十字路口,教育是台灣最後機會也是唯一戰略

 

 

站在產業變革的十字路口,教育是台灣最後機會也是唯一戰略

前一陣子許多朋友在臉書上轉貼了幾張讓人感嘆不已的韓國中學音樂課本照片。

這些照片驗證了一件事:台灣如今不上不下的尷尬處境其來有自。顯然在我們的音樂課本還在亙古不變地教莫札特、唱紫竹調的時候,照片中的韓國音樂課本早就在教學生認識全球流行音樂類型和Tech Trance舞曲的經典曲目。過去幾年K-POP之所以橫掃全球,除了韓國以IT產業代工觀念引進國際製作技術之外,韓國流行文化能擁抱各種與國際音樂潮流同步的音樂類型(如Hip-Hop、舞曲)也是關鍵因素。這些韓國音樂課本照片揭露了這種多元品味基礎的根源。

回頭想想,台灣的教育離現實真的太遠、太遠了。

經過許多業界人士的不斷呼籲,我很欣慰文化部龍應台部長已經開始積極推動中小學的「流行音樂及電影美學教育前進校園」以及鼓勵設置相關專業學程的「流行音樂教育深耕計畫」。不過對未來的政策執行,我也有很多放不下心的擔憂。因為台灣的教育體制沈痾很難讓人保持樂觀,這些教育政策的執行只有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前進,才有一點機會抵達那個看來遙不可及卻無可迴避的目標:超越韓國。

站在產業變革的十字路口,教育是台灣最後機會也是唯一戰略

未來的台灣流行音樂鑑賞者

文化部要編中小學流行音樂輔助教材的事情,已經引來很多不同觀點的議論。

身為一個家長,我個人覺得有沒有教材還是其次,如果強調「指標主義」的教學方法沒有改變,將流行音樂納入中小學美學教育也會是徒勞一場。台灣的教育體制一直緊扣著非常形式主義的「考試」、「評鑑」、「指標」等要素上,甚至連教改要開放、要多元化也會設有多元化的指標(比如參加多少校外活動)。把流行音樂或是其他文化媒介變成一門課程,最後很可能也會變成每個學童要完成的指標,僅此而已。

流行音樂的鑑賞教育沒有別的目的,也沒有別的指標,就是要引起孩子對音樂的興趣和熱情。有了熱情之後,就像學走路一樣,根本不需要教,孩子自然就會主動去聽、去累積鑑賞的品味。即使沒有教材、沒有考試,聽音樂愛音樂就跟走路一樣順理成章、自然而然。教育部和文化部應該要思考的不是教材如何編寫,而是什麼樣的教師、什麼樣的教法才能點燃孩子對音樂的熱情。

有次我在韓國偶像團體台北演唱會的觀察:台上是節奏強烈、充滿動感的舞曲,奇特的是台下只聽得到台灣年輕觀眾的尖叫聲,卻看不到誰跟著音樂搖擺,即使還能輕微搖擺的也都顯得怯生生、渾身不自在。這個現象同樣也得自於學校教育的沈痾,我們的教育體系一直把身體的紀律擺在第一位(安靜!站好!坐正!) ,壓抑孩子與生俱來「動」的本能,好動的孩子甚至動輒被貼上「不乖」的標籤。問題是,不能自在搖擺的孩子怎麼能體會音樂的韻律和力量?

因為中小學教育對身體動能的壓抑,台灣的孩子甚至多半一直到大學才有所謂街舞文化,才去參加社團跳熱舞。如此晚熟的街舞文化在日、韓或是其他流行文化大國都是非常不可思議的現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趕上韓國、超越韓國,台灣未來的音樂教育必須要以點燃孩子對音樂的熱情、解放孩子對身體的束縛為目標,才能在未來十年累積對於音樂、舞蹈的品味並建立具有世界觀的美學,成為下一個世代的音樂鑑賞者甚至音樂工作者。

● 未來的台灣流行音樂工作者

文化部另外一個跑得比較快的是針對專業人才培訓的「流行音樂教育深耕計畫」。

我非常樂見許多大學響應文化部的政策,很快地開設相關流行音樂課程。問題在於這些課程是否真的可以創造未來的流行音樂工作者?

這期間我也接到大學來邀請我去上兩個小時的課。仔細看一下他們的課程規劃,這個流行音樂學程裡頭包山包海囊括了台灣各個流行音樂工作者,每個人輪流到一百多人的課堂上接力上完兩個小時的課程。這兩個小時究竟能改變什麼?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課程頂多只是通識教育、名人的經驗分享,比起我一開始提到的那些韓國中學課本其實多不了太多深度。至於那些打算乾脆開設流行音樂科系的大學,如果同樣維持這種大課堂聽講教學方式,就算兩個小時變成四年,一樣也成就不了未來的台灣流行音樂工作者。

台灣過去因為廣設大學的錯誤政策摧毀了產業人才的命脈——職業教育。最後滿街都是塞滿四年書本的理論人才,卻沒有人懂操作,甚至沒有人肯操作。人人都要出一張嘴當導演,卻沒有人去扛攝影機、去打燈。一個沒有工匠的產業,我認為就像沒有演員的劇本,徹底沒戲。

我最近密集和幾所日本影音相關領域的「專門學校」交流人才培育的經驗。日本很早就利用這種介於職業學校及補習班之間的學制,利用兩年期間密集的實地操作、業界實習及工作紀律訓練,培養立刻可以上線的流行音樂和影視專業技術人才。我自己就是日本的專門學校出身,更可以深刻體驗這樣的訓練能帶來什麼樣的優勢。要培養未來的台灣流行音樂工作者,真正需要的就是這種以操作取代講解的培訓機制。

尤其近年音樂產業的快速變化,包含4K高解析度、互動影音、現場轉播等科技基因素正在第N次重塑流行音樂面貌。未來的音樂產業勢必要從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y)脫胎換骨成為韓國SM娛樂創辦人李秀滿口中的CT產業( 文化科技產業Cultural Technology Industry)。台灣過去的IT產業優勢如今已是昨日黃花,利用既有IT產業基礎發展CT產業是我們唯一的路。如果不趕緊用對方法打造台灣流行音樂新的人才大軍,台灣將再次在產業變革中痛失機會。

● 韓國不只是假想敵  而是標竿

台灣流行音樂產業近幾年大量仰賴過去三四十年累積的著作權祖產,在中國大陸市場收取各種費用為生。這樣的商業模式未嘗不是一種詛咒,因為它讓大公司缺乏創新的動機,連帶使得創作者無法得到更多資源挹注於創造新的音樂風格、新的藝人。

韓國流行音樂沒有這樣的資產,也沒有這樣的詛咒,所以他們無論進攻大中華市場、甚至亞拉非市場都能量身打造全新的在地策略,比如他們已經開始培訓華人藝人、唱華語歌曲給華人聽。事實已經證明,他們音樂產品的國際性、多元性文化元素已經在各個市場高歌猛進、所向披麋。

在這個命運十字路口,台灣面臨的選擇已經不只是要不要防守同文同種的大中華市場,而是再不擬定戰略立即培養人才,終有一天連我們自家門口國語歌都是韓國音樂的領土。到那天,我們的孩子再隨之搖擺身體都已經太遲太遲了…..

 

尤虹文:貧民董事長的翻身祕訣

日前受邀到美國知名基金會的董事長家作客,才知道他亮麗外表下的奮鬥史:母親早逝,父親含辛茹苦四處兼職。他和六個兄弟姐妹,來自美國70年代最貧窮的社區,破舊的公寓旁垃圾瓦礫堆四處可見,毒品槍支氾濫,連上學都有生命危險。

他克服萬難,申請上大學:人生第一次感到安穩,第一次固定有早餐,午餐和晚餐。 雖然皮夾裡不到5塊錢,衣櫃只有3件衣服,他拼命爭取工讀、實習的機會,在學術理論之外,充實自己的實務經驗。每個暑假當大公司的實習生,畢業後受聘於顧問公司,再接任美國地區主管。靠自己的力量,一路爬上人生的巔峰。

他深知教育是擺脫貧困的機會,其成功樣板,也讓我思索,今日的莘莘學子,如何獲取幸福人生的跳板? 如何讓命運因求學,得以180度轉變?

在這個高學歷,高失業的時代, 年輕人自立自強之外,企業實習已成為學生就業必備的不二法門 。 在哈佛大學,最有企圖心的新鮮人從底層做起,為四年後的職涯藍圖打底。筆者就讀時期,哈佛大學生畢業前,大多能到兩家以上不同型態的公司工作,不只賺工資(大三暑假實習7千至1萬美金),更取得寶貴的工作經驗和技能(詳細內容見《哈佛教我的18堂人生必修課》)。學校也透過企業實習計畫,建立與大公司的長期關係及默契。

不只世界頂尖大學重視實習機會和產學合作,總統歐巴馬今年度國情咨文 (State of the Union )演說,讚許教育和企業(IBM)聯手創建科技高中; 2014年預算申請中,更提出投資三億美金來改革美國的高中制度。

讓歐巴馬刮目相看的產學合作成果,是紐約科技學院高中。此科技學院高中P-Tech 創新六年制 ,分九到十四年級。高中生在學時參與IBM 支薪實習訓練和紐約市立大學課程 ,畢業直接取得電腦工程的實務經驗和副學士學歷。每天從8點半到下午4點十堂課,除了英文和STEM 教育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外,還有職業發展科目,如全球動態,簡報技巧,以及獨立思辨能力。課程皆經IBM 分析現有員工能力所研發,配合業界需求。學生畢業後,具備到IBM作技術職員的能力,起薪4萬美金起跳。

台灣也有建教合作的案例,但是美國此產學平台,其嘉惠技職學子有下列三點新走向:一. 產學合作最主要的目的,是提供技職學生畢業後,一張進入中產階級的車票,不再需要做底薪勞工。 如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PISA) 負責人安德利亞斯所言,「 貧富不均和低薪問題,不再能從財富重新分配來解決,必須由教育作根本修正:個人技能,薪水高低和就業機會成長,息息相關。」

二.產學合作是長遠具前瞻性的: 每個學生在校六年內,都有一位 IBM 員工,一對一輔導;IBM 為學校十八位老師師資訓練;學生畢業後,IBM 工作優先錄取。

三.335個學生多數來自貧困學區,52%的學生入學前,甚至尚未通過紐約州立英文和數學及格測驗。但是P-Tech 提供他們免費選修大學課程和未來工作機會 , 入學資格採隨機抽樣,不因成績好壞篩選。

網路遍佈的全球化世代,教育、科技和企業的聯結,已經密不可分。沒有人才,企業無法成長茁壯;但學生如果沒有實務經驗,企業也無從評估網羅。IBM 的副總裁史丹利 ‧ 立托:「多年來大家一直提及企業和政府在教育上攜手合作,但P-Tech 學院高中,是美國一創舉。」明年度紐約教育局還會新增設能源和醫療企業合作的學院高中。芝加哥學區也開始仿效企業教育聯手模式,和微軟,摩托羅拉 和 Verizon 等大公司合作。

P-Tech科技學院在美國蔚為風氣近三年,其成效固然尚未估測,規模也未全國化,但是美國企業和教育界攜手執行方案,栽培青年人才,設法解決產學失衡,的確值得借鏡。畢竟,人才斷層雖可怕,制度斷層更可畏 。

哈佛盡其所能幫助大學生就業, 台大當然也可以?芝加哥和紐約為最困頓的高中生找出路,高雄和台北也可以試試?貧民區的小孩,靠求學和實習,翻身成為董事長? What is stopping us?

本原文刊載於2013年12月17日《遠見》華人精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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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輝:從一件小事看台灣的教改

 

十二年國教在各種爭議中上路了,建中關心的是如何保留明星高中,一般家長關心的是超額比序,私校關心的是在這亂局中提升自己的升學率,以便跟國立明星高中搶學生。特色招生則越來越像過去的聯招,「學術特色招生」像是過去升學主義的借屍還魂,十二年國教似乎又把剛剛脫掉的緊箍咒給重新帶了上去。

一個高中教務主任感慨地跟我說:「教改越改,學生越辛苦。以前只要一次聯考,現在變成一個 B 段會考和一個 A 段聯考,最高興的是補習班;以前只要拼聯考成績,現在還要拼著到處當義工,參加比賽。」

一個讓人百思不解的問題:為什麼幾十年來教改總是走回頭路?

跟這件大事密切相關的是一件小事:學生為什麼總是不願意在上課前預習?甚至連清大這種頂尖學校的學生都一樣?假如連這小事都改不了,要推動其他的教改就更難了。

教育有一個重要的目標:培養學生自行學習的能力。而預習則是一個必要的練習過程:就像學騎腳踏車,你就是必須要親自學著騎,否則永遠不可能學會騎。

對絕大部分的學生而言,時間都不夠用,因此預習必須有帶來好的成效,才值得去做。但是,傳統的考試只考你擁有多少知識,而不管你有沒有能力靠自己的學習力去獲得知識,因此知識比自習的能力更重要;這就使得自習能力好像是多餘的中間產物,而知識才是最終的目的;偏偏培養學習力的過程往往需要額外花時間,還要面對各種讀不懂時的挫折,因此絕大多數學生更加不想通過自習能力的培養來獲得知識。

此外,在以知識為主的傳統教法裡,很多種人都覺得預習是在浪費時間,所以他們不願意預習:老師講課時間太長,對有自修能力的人而言,連上課都是在浪費時間,更別說是預習;對程度較差的學生而言,他們沒有預習的能力;對中段的學生而言,預習的效果不如溫習或補習。

即使到大學階段,預習仍舊是個大問題。理論上,頂尖大學的學生水準比較高且比較齊,有預習的話課可以講得比較深,充分引導學生發揮學習能力的極限,畢業後才有能力擔任社會上各行各業的領導人。但,事與願違,進大學以前不曾培養過自學能力的人,很高比例會變成一輩子都沒有自習能力。因為,這牽涉到一個複雜的社會互動過程。

一、我當學生時也從不預習

學生時代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學校。我喜歡連續好幾小時(甚至一整天或連續好幾天)持續讀同一科,把前後各章節連貫起來去想大架構的問題,所以很討厭上課時間只有數十分鐘,老是只講一個瑣碎的問題就下課。又因為從小學就學會自修,祇要考前讀一次就可以去考試。所以,更加只想自己讀書,而不想浪費時間去上課或預習。

大學時,教授多半不點名,少數很乾脆地規定:「點名不到,一次扣學期總成績一分,最多扣五分」。整學期不上課只要扣學期成績五分,我覺得這很划算,就乾脆大學四年都翹課。翹課的原因很簡單:老師只教課本寫的,而課本寫的我自己讀得懂,而且速度比老師講解的快(老師講三小時,我通常一小時就讀完了),又可以一次讀一整天,搞懂大架構的系統觀念。因此,我寧可整天在成大文學院圖書館讀人文書,每次月考前讀一週就可以讀完機械系所有老師教一個月的內容。

算一算,大學四年花在機械系的課程一共只有每學期三週,四年共二十四週,但是花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類的閱讀、思考、討論的時間卻絕對超過 120 週(我大學很用功,鬼混的時間每年應該不到 16 週),大概是我花在本科時間的五倍──我的人文素養基本功夫就是這樣來的。

對我而言,如果沒有翹課,就無法完成自我教育。

二、清大學生也不預習

我當老師時,機械系的課堅持不點名。不點名的老師要怎樣讓學生願意來上課?我天真地以為:只要講課本沒講而自修學不來的觀念,講的夠深夠精采,學生就會乖乖來聽。

我擅長教大結構、大觀念的匯通,教學生看到知識背後的系統性。我上課總是扼要交代課本內容後,就開始一步步帶學生深入去看這些知識背後隱藏的觀念與系統架構,教他們做到「讀書要力透紙背,看到書本沒寫的,看到書本背後的觀念和知識結構,讀到有能力把一整本書『系而統之』,『一以貫之』。」

像靜力學這樣的課,我可以教學生只用「合力等於零」這樣一個觀念貫串全書數百頁的內容,一個公式也不需要背。而控制系統理論這樣的課,我可以用兩三個核心觀念貫串全書,順便讓他們了解代數與微分方程之間的分野,數學、物理與工程之間的關係,力學思想史與控制理論觀念發展史,研究的方法與策略等,以及「為什麼現代物理學會殘留著古希臘思辯哲學的痕跡」。

班上程度頂尖的學生都受惠很深,有學生告訴我:聽我課像進入大千世界一樣,終於知道什麼叫做「理工的思維」。但是,也有學生很得意地告訴我:「我是班上極少數有能力一路聽到學期末都還知道老師在講什麼的人。」我問他一共幾人?「不到五人!」我傻在那裡。一個班級選課的人將近五十人,不點名而自願聽課聽到期末的起碼35人,為什麼最後能聽懂的只剩不到五人?仔細跟他們討論,因為他們很多人沒有事先預習,或者剛開始勉強有做到,後來越來越做不到。

於是,我要求學生預習。想盡辦法之後,我發現:很多學生都已經習慣「老師講課,學生抄筆記;不先聽老師講一次,就不知道要怎麼唸。」

那時候,清大動力機械的學生是甲組第 6~9 志願左右的頂尖學生,很多人卻從來沒有學會「自習」。這不是因為他們笨,而是因為他們從來沒練習過,沒被引導過。更準確地說:在聯考制度與師長壓力下,他們根本沒有機會練習自己思考,自己克服閱讀的障礙。

我發現,要克服我所面對的教學障礙,靠我一個人是沒用的:前面中學階段沒教好,後面的老師就難以發揮。我也面對一個非常艱難的抉擇:我到底是要成全班上最頂尖的前五名,讓他們看到做高段學問的方法?還是遷就一般的學生,讓頂尖學生不想上課,只能在出國後才知道什麼叫「學問」?

一番掙扎後,我以為較好的辦法是:有些老師繼續傳統教法,遷就大部分學生的需要;少數老師發揮個人特色,讓學生看到更高、更難的挑戰與學習的目標。如果一個系的老師教法上可以有多樣性,目標有多樣性,對清大學生而言可能是最佳的福音。

三、頂尖大學與普普大學

可惜,校方、教授和學生們並不見得在乎教師的多樣性,以致一位很傑出的袁光亞教授被學生氣走。我看著學生在牆上謾罵的話,也聽過袁教授的課,我知道:是學生的程度跟不上老師,而不是老師沒能力教學生。這樣的老師讓許多學生因為跟不上而痛苦,但只要他不開必修課,就可以在選修課調教最頂尖的學生。

我心裡想著:如果清大留得下袁教授,那麼清大是一流大學;如果這麼有學問的老師卻被學生埋怨聽不懂,而學校又不懂得為最頂尖的學生而把他留下來,那麼清大沒有機會成為一流大學。畢竟,大學不是國民教育,而且每一個國家都至少須要有一兩所大學是從事最頂尖人才的菁英教育,而不可以都是在遷就學生的水準。

但是,學校裡大家習慣於各教各的課,並且輪流教必修課,而不是根據教師的個人特色去組配出系上最佳的授課人選配套。這樣的組織,注定容不下教學難度較高的老師,袁光亞教授終於被學生氣走了,學校一點也不覺得他是寶。我心裡明白:一個學校如果只顧個人教學,而不相互搭配,也不以系所為單位謀思最佳的人員配置,就不再有可能提供全球最頂尖的教育了。

又過了幾年,清大推出「教學評量」,問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為的是「遷就學生普遍的需要」。誤把「學生滿意度調查」當作「教學成效評量」,教授變成循規蹈矩的公務員;又要求每個老師都要符合同一套刻板的教學模式與衡量標準,而不能有個人風格與特色;更壞的是,這個制度變相鼓勵學生不預習,沒有自修能力,還要求老師要照鐘聲上下課。

這個制度是在扼殺頂尖學生的學習機會。這樣的大學只能變得平庸,而不可能培養出最頂尖的人才。

當一個大學的行政體系價值觀錯誤時,老師不可能用孤臣孽子之心去挽回頹勢;當學生價值觀普遍錯誤時,老師很難不做對不起學生的事。

四、教學評量之害,每下愈況

清大推出「教學評量」後,這一項的「成績」很快地變成新進教師升等時的評鑑依據之一。有老師堅持要學生必須預習,絕不妥協。結果學生給的「考績」年年不及格,升等時被以這個理由刷下來;第二年,他被迫放棄自己堅持的理念,遷就學生,學生給他的「考績」變成及格,他升等終於過了。這是不對的事,但這種制度下只有做不對的事才有辦法生存下去。

殺雞儆猴,其他的年輕老師開始認真討好學生,遷就學生。明知每一堂課有所謂「檔修」,意味著學生必須在開學前溫習以前學過的相關功課。但是也明知學生貪懶,不肯溫習。怎麼辦?一個學期的課,前面三、四週幫他們溫習以前別的課程裡學過的相關知識,後面的課每堂要先溫習上一堂教過的。課裡不敢教深的、難的,總要想辦法讓學生一聽就懂,上課不需預習,下課也不需溫習。頂尖學府的頂尖教授變成補習班老師、課輔老師,清大的授課內容在難度上越來越像普通大學。

等這些學生大三修我課時,我不得不去補以前的課該教而沒教好的部份,剩下的時間只能勉強交代課程內容,完全沒機會講較深的觀念和大結構的知識系統。教成這樣子,一點深度都沒有,誰來教都一樣,根本不需要我;更難堪的是,只教課本上的知識,如果我是學生,鐵定翹課去讀自己的書。

據說,中學已經開始有些老師在討好學生,而讓高年級的老師越來越難教;如果中學施行教師評鑑制度,問題只會更惡化。

五、自修與跨領域是研究工作的必備能力

學生有沒有預習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不只牽涉到個別老師的教法與能力,更牽涉到學校制度,乃至於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如果一個社會普遍地崇拜權威,不相信自修的可能性,你要如何去推動「能力重於知識」,以及自習的重要性?

一個在教育部推動教改很多年的教授感慨地跟我說:「我老被罵不懂教育卻愛管教育,不務正業,外行領導內行。說良心話,我費了幾十年的心血研究教育問題,對教育問題的了解遠超過許多自命懂教育的人。」

我很了解:本行的人不一定內行,行外的人不一定外行。重要的是:你到底學到什麼,而不是你在哪裡學。

我們不相信有人可以靠自修了解一個本行以外的問題,老實講,這就表示我們甚至連碩士班「文獻回顧」的能力都沒有,更別談什麼碩士資格。

認真在碩士班期間靠自己努力去做文獻回顧的人,一定會發現:期刊論文所設定的專業知識深度遠遠超過大學部所學,甚至絕大部分的背景知識都是大學部沒教過的,要念懂這些論文,有沒有先唸過大學部差別實在不大,因為絕大部分都必須要靠自修去補自己的知識落差。

我出國前先自己念完我指導教授的所有論文,和他指導過的所有已出版的博士論文。其中一本博士論文只有一個定理,其他全是預備定理。為了要讀懂這一本博士論文,我必須先懂一本數學系很冷門而難懂的書,據說連博士生都很少人聽過這本書。怎麼辦?我還是只好硬著頭皮搞懂。

做研究時,閱讀本科以外的書並拿來用,還要有創見,這是研究工作中的常事。我退休前的研究是拿醫學界電腦斷層掃描技術(CT scan)來做電路板 3D 檢測,需要用的理論跨越醫學界電腦斷層掃描技術和資電學院的影像處理。

而我們的學生卻普遍地被教成:你不是師大的,不要談教育;你不是經濟系的,不要談經濟;你不是核工的,不要自己亂讀核工的論文,讀錯了怎麼辦。

我們不知道:博士訓練的核心是「探索未知」,所以他的專長是「探索未知」。一個好的博士,當他鐵了心要搞懂一件事的時候,只要他願意拿出當年「文獻回顧」的精神,把這議題相關的文獻給認真讀完,他談核電議題的專業能力就超過不曾認真研究過這問題的核工系教授。

一個人,只要願意把「 2008 年之後經濟學界對主流的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有何反省與批評」當題目,認真地進行期刊論文的文獻回顧,他對經濟學的批評就遠比不曾做過這研究的經濟系教授更具有專業性。

可悲的是,大家普遍地都沒有自修的能力,也不相信別人的自修能力。長年下來,積非成是。所以,我們變成盲目崇拜權威,而沒有能力針對公共議題進行有意義、有深度的討論。我們甚至開始畫地盤,佔山為王,拉幫結派,黨同伐異。

這樣的社會,別說什麼創新的能力,連跟隨世界最新發展的能力都沒有!

這樣的一群人,別說連碩士的水準都沒有,根本連我以前的碩一學生都比不上。

六、一個不相信「自修能力」的社會

網路時代,自修的能力比知識重要。即便純就知識而論:網路時代需要的是寬廣而不需精確的知識背景,以便培養學生廣泛閱讀並活用網路知識的能力;但是傳統考試與教法卻往往會誤導學生去追求精確而狹隘的知識,剛好綁死他們的學習與思考空間,和創造力。

全世界都在追求跨領域的思考與學習,我們卻還在罵人撈過界、不務正業。因為,我們根本不相信自修的結果會比去念台大的效果好。

2002 年時,聯合國的兒童基金會(UNICEF)、教科文組織(UNESCO)、和世界衛生組織(WHO)共同建議各國應幫助中學生培養以下十項核心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批判思考能力、有效溝通的能力、做決定的能力、創造性的思考能力、人際互動的能力、自我覺察能力、同理的能力、抗壓力、處理情緒與情感的能力。沒有一樣有明確的知識範圍,沒有一樣適合傳統教法,沒有一樣是傳統考試能考的。

別說家長和老師不相信「自修的能力」是可以教得會的,連大學教授都帶頭反對「教能力」。 教改喧頭一大堆,說穿了,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九年一貫所主張的「讓學生培養『可以帶著走的基本能力』,而不需要帶著背不動的書包、學習繁雜的知識教材。」有人反對「教知識而不教能力」,認真想想:假如連自修能力都學會了,要什麼知識還不都是垂手可得(滑一滑手機就有了)?更何況,哪有人連自修能力都學會了,卻沒有在過程中學到相關的知識?

大家相信學問是學校教的,不可能自己學會。結果,這個社會只關心你在哪裡學,而不在乎妳學會過什麼。我們一窩鋒地擠台大,因為大家在乎的是你有沒有唸過台大,而不在乎妳學會什麼。

有人問我教改如何改,我建議:「讓台大每年招收三萬人,但是第一學期就根據學習成果當掉兩萬人,第二學期再當掉五千人,這樣一直當到畢業時只剩一千人或更少。」德國就是這樣:大學的入口寬,出口窄,能畢業靠本事,大家不需要「一試定終生」。台灣則是大學的入口窄,出口寬,能畢業靠入學考試,所以大家都怕「一試定終生」,誰也不敢放手讓孩子去嘗試錯誤,培養自修的能力。

七、雞生蛋與蛋生雞的問題

大學的病病在社會普遍的價值觀,病在中學教育;而中學教育的病,病在家長和老師的觀念,病在不知道教育的最終目的是「教學生學會自習的能力」;而家長和老師也不是都不知道教育的最終目的是「教學生學會自修的能力」,問題在於:絕大部分的老師和家長也沒有能力自修,要叫他們如何相信「自修的能力」是可以教得會的?

教改最重要的是要讓家長相信:「能力可以教,有辦法檢測」;即使無法精準檢測,也要讓家長相信:教能力,比學校分發過程是否絕對公平還更重要,因為「重要的是學到什麼,而不是在哪裡學。」

如果家長普遍不相信上面那一段話,明星學校的校長就會堅持要 100% 考試入學的學生,而分不清楚知識和能力的關係;家長就會爭論入學辦法公不公平,以及忙著把孩子送去補習和當義工、參加比賽(徹底扼殺孩子自主學習與練習思考的空間);最後,特色招生就會變成聯考。

要一群被填鴨長大的家長、教師、教授相信能力可以教,猶如「不可與夏蟲言冰」。當大學教授也誤以為建中學生「學術能力」比較強的時候,如何有辦法讓這社會相信「教能力比教知識更重要」?

於是,一大群在填鴨教育下長大的閣員、教授、老師、家長只好繼續相信「知識比能力更重要」,「不是師大的,不要談教育;不是經濟系的,不要談經濟;不是核工的,不要自己亂讀核工的論文」。

這樣一群人,確實只配從事代工產業,繼續跟新興國家在這紅海裡拼毛利,越拼毛利越低還算好,越拼市場越小才是問題。

 

photo credit: flickr (CC BY-ND 2.0)

 

【公器公用】再論工匠 v.s. 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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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不僅讓孩子壓力越來越大,也影響房價

在尋找台灣的工匠之前,先來看下教改。台灣教育改革執行十幾年來,內容和制度不斷改變,說是突變都不為過。這段時間幾乎只有批評的聲音,鮮少有肯定的意見出現。改革到目前為止,成效不彰的批評也幾乎確定是社會共識。其實真正的問題在於深植大部分家長心中「唯有讀書高」的萬惡價值觀。而家長又會影響官員和老師。早期家長們紛紛找關係讓孩子們進入所謂的「人情班」就可略知一二。

在這種萬惡觀念的作祟之下,任何改革效果不論出發點再好,立意再良善,都要大打折扣,甚至被完全抵消。不論入學方式如何變化,明星學校和補習班永遠存在。教改不僅讓孩子壓力越來越大,所有可被量化的指標都要斤斤計較,每次能夠引響數據的表現都必需加以把握。更誇張的是,已有家長為了將來孩子長大能入明星高中,計畫添購明星學區的不動產。如此一來,教改有可能成為推升房價的助手,增加家長們的經濟壓力,造成搶明星學校其實是考驗家長經濟實力的荒謬狀況,不啻成為自食惡果家長們的一記當頭棒喝。

打破名校和文憑迷思

這個月初商業周刊在調查全台147所學校和21萬人社會新鮮人後,發表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重視實質能力的殘酷職場已開始反映出透過通才教育出身國立名校的畢業生不再集三千寵愛於一身。就業的板塊已經開始朝技職體系移動,傳統名校清大和成大居然摔出就業率排行榜的領先群(前25%)。

筆者認為原因除了父母們萬惡的唯有讀書高觀念外,台灣高等教育的舒適圈也讓學生們在畢業後進入真槍實彈的職場後往往力不從心,難以適應。真的掄起刀槍,通才教育下鮮少實務經驗的新鮮人,實在難以和在技職科大體系中受過艱苦及完整訓練的人競爭。在台灣經濟挑戰日益嚴峻的今天,企業用人無不追求即戰力。有心花下大量時間成本培養人才的幾乎都是大型企業。但在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又有多少受過通才教育的畢業生可以得到如此的對待?

先來看看數字。台灣寵物飼主們一年花費在寵物醫療的費用粗估約是45億元。而全台的開業獸醫有2/3都來自屏科大獸醫系。高雄餐飲大學西廚系的畢業生,起薪是基本行情的1.5倍。高雄海洋大學航技系的學生,畢業取得證照後上船,月入就是13萬!

能有這些傲人的數字,只因這些學生在校學習時都經歷過吃苦當吃補的階段。屏科大獸醫系的學生很早就參與第一線的臨床工作。升上大四時對於動物解剖已駕輕就熟,但他校獸醫系的學生可能連刀都還未碰過。除了基本功,他們也必須動手打雜,打掃動物籠舍和清理排泄物,真實體驗光鮮亮麗背後的實際環境。同樣的,高雄餐飲西廚系的學生也是經過高強度磨練。為培養紀律和服從,強制住校、固定起床就寢時間、晚點名、髮禁和定時檢查內務等等軍事化一般的管理不說,上實習課的廚房並未安裝空調,徹底實踐「怕熱就不要進廚房」這句諺語。可以想像需要多大堅忍心性的人才能挺過這樣的訓練。高海航技系的學生則是實際上船出海最實際的體驗海洋生活。他們自己形容出海如同關水牢,必須耐的住寂寞。而在海上沒有任何陸地的資源和補給,凡事都必須自己來。

面對這些磨練,沒有熱情是絕對無法堅持下去。而熱情最終的表象就是工匠精神:把事情做到極致的能力。所以屏科大獸醫系學生們自行開業,一年營收可以有30億。有「台灣藍帶廚藝學院」之稱的高雄餐飲大學的西廚系是五星級飯店和各式高級餐飲的主廚搖籃。價值上千萬和上億的船舶設備,當然交給值得信賴的高雄海洋大學航技系校友。

韓愈的馬說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裏稱也。馬之千裏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裏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裏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裏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馬說是名列唐宋八大家的韓愈所留下大量膾炙人口文章的其中之一。文章中利用伯樂和千里馬透露出韓愈懷才不遇的心聲。筆者試著以今天的台灣的教育現況來翻譯這篇饒富意義的文章,藉以傳達揚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

有了真正了解自己孩子的父母,孩子的天賦長處才能被加以培養發展。每個孩子都是天才,但透徹了解自己孩子的父母缺很稀少,因此許多孩子的才能都被埋沒。在台灣,擁有別於”讀書考試”才能的孩子們需要被特別培養,才能在將來顯示出他們過人的才能。否則,只透過通才教育,他們被逼到在不擅長的領域揚短避長,根本無法發揮特有的天賦。不知道如何發掘和培養孩子的才能,不能因材施教,甚至連孩子們在表達或嘗試時都不願去理解,只會不停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好好讀書考試不成才!悲劇啊……難道真的大部分的孩子都不成才嗎?不是這樣吧,問題就出在父母身上啊!

 

謝宇程:被產學合作鏟掉削掉的發展前路

 

「產學合作」這件事很可能已經被玩壞了,本來以為是出路,但這條路上似乎陷阱遍布。

在生技領域「產學合作」某個極為成功的研究所,博士班學生卻因畢業即失業而焦慮萬分。在精密機械領域也很奇怪,明明多年來有許多產學合作的預算、計畫,現在仍然呈現死氣沉沉,好像不來一針「愛擱發」就會倒光光?

近幾年來,有識者發現學界只重視期刊發表,研究與教學無益產業;業界只重視削價競爭,不重視應用新知識與技術提升價值,並高聲呼籲改革。教育部和經濟部也「從善如流」,推出了許多產學合作計畫,也爭相用採「產學合作」計畫數量、預算數量作為評鑑指標,似乎欣欣向榮,蔚為風氣。但實況並沒有這麼樂觀。

產學合作在台灣,出路已變成陷阱?

某大學的生技研究所以產學合作量極大而備受矚目。但這個實驗室的研究生並沒有因此充滿樂觀,反而愈接近畢業愈憂愁惶恐,為什麼呢?

原因在於,這個大學生技研究的產學合作做得太好,附近許多生技公司都與學校合作進行技術研發。企業出錢,支援部分器材成本、人事費用,大學的教授和研究生就幫企業做研究。由於大學教授已拿大學薪水,而研究生薪資低廉至極,所以許多企業長期產與產學合作,就樂得不必擴充本身的研究部門編制。

所以就發生了一個諷刺的現象:某些學校產學合作愈成功,教授得到愈多資源和績效,招收到愈多研究生,但這些研究生一旦畢業,就愈可能失業;畢業生離開實驗室之後,正式的研發職缺非常難找。

產學合作打假球葬送掉的台灣前途

「真槍實彈」的產學合作可能反而導致許多失業的研究生畢業即失業,在另一方面,「打假球」的產學合作現象,可能也腐蝕了產學合作的良法美意。

日前訪問到一位業界人士(為了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無法透露姓名),他指出台灣有許多學者、廠商、研究機構互相合作,將教育部和經濟部推動的產學合作視為蹺腳發大財的機會。

這些學者和廠商結盟申請大量補助款項,雙方並沒有真的做什麼研究,只是研究期程到了,業界提供一堆單據把預算報銷,學者指派碩士生將過去既有的研究成悲包裝粉飾一番就可以上交報告,得到的經費各方分食。

品質鬆散和粗劣的研究報告,其實經濟部和教育部都很難審查。到底哪些研究是什麼時候做的,經費是否真的用來研究,成果是否對產業有益,官員的肉眼不可能看出來。就算找學者來當評審,若是隔行就會隔山,同行之間就常常出現互相掩護 — 今天你幫我過關,明天我也閉一隻眼,大家悶聲發大財。這樣的模式在過去審查論文的時候就不曾少過,「整廠輸出」到產學合作的領域,只是使個眼色的工夫而已。

過去幾年,我們終於問對了一件事:學界將力氣投入學術論文,業界不思技術和策略創新,兩者的隔閡是台灣經濟引擎失速原因,怎麼辦?

但我們的答案可能是錯的:編列預算、訂定指標 — 政府各部會用在產學合作投入大量資源,並且列為教授與學校的評鑑要項,至今沒有看到明顯的效益。當產學雙方合作研究,業界卻可以因此不設研究職缺;當產學雙方合作造假,更可以瓜分利益吃乾抹淨,這些現象都無益於台灣長期發展,反而鏟掉、削掉了我們的希望與前途。

本文獲商業周刊網站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商周網站專欄部落格。
出處聯結:商周網站專欄學與業壯遊(作者網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