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攝影／陳曼玲
「高教大限」步步進逼，私立大學還能撐多久？即使是學生人數逼近2萬的大校，校長也坦言每年招生都是「剉咧等」！南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即沉痛呼籲教育部儘速修法，考量類似「國賠」概念，同意後段班大學取得合理退場利益所得，選擇自己該走的路，以免到時淪為不願退場的「釘子戶」！
戴謙接受《評鑑雙月刊》專訪時也建議臺灣高教資源應儘速進行重分配，打破公私立之別，勿讓不公平的制度逼死私立大學！政府在學雜費審查上應扮演中立的裁判角色，授權評審委員依專業自由審查，開放大學調漲學雜費。對於外籍生政策，他主張將英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讓臺灣真正國際化後，統獨政治問題也能迎刃而解。
教育資源不重新分配 臺灣高教無解
問：臺灣高等教育最主要與最應優先解決的問題在哪裡？
答：臺灣高等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以及人人都要讀大學的文化問題。從前只有10%的學生可以上大學，現在幾乎百分之百都能讀大學，國家人力結構也從金字塔型變成了扁平化，結果導致一個非常嚴重的困境，就是基層的工作沒人做，這才是真正的社會問題。
今天臺灣學德國大談工業4.0，是否應先回頭想想，我們有資格做工業4.0嗎？是不是應該從工業3.0甚至2.0做起？如果大學畢業生有真功夫，就不必害怕失業，也不會有學用落差的問題。也就是說，書讀到大學後是否真的具有大學的功夫，才是最重要的。
問：如何解決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答：臺灣一直是低學費政策，就連每年拿到最多教育資源的臺大都嫌經費不夠，其他學校該怎麼辦？當臺灣的大學要跟全世界搶頂尖人才，以現在的經費是搶不到的！如果我們想網羅香港大學的校長，請問臺灣出得起那個價錢嗎？出不了！如果教育資源沒有重新分配，臺灣的高教問題將是無解。
開放調漲學雜費 尊重委員審查專業
至於教育經費重分配的原則，我主張「使用者付費」，開放大學自由競爭。如果有大學想提高學雜費，教育部根本不需管制，只要審查學校想把增收的學雜費用在什麼地方、學校的規劃案是否合理就好。教育部也不需先制訂審查標準，一切交由審查委員自行評斷即可，委員可邀請擬調漲學雜費的學校逐一簡報，再根據簡報內容進行專業評量，決定是否通過調漲方案。
現在教育部的學雜費審查機制已經先訂好KPI標準，讓審查委員照著KPI審查，等於替教育部背書，無法發揮審查委員應有的功能。我過去長年在公務機關工作，非常了解公務體系，我認為公務員應該「多當裁判，少參加比賽」，選出稱職的審查委員，將委員派任出去，依審查專業自由評量，並且信任委員所做的決定；而不是像現在由公務員自己訂好遊戲規則，自己下來參賽，卻要審查委員照你的規則審查。
所以我贊成調漲學雜費，而且公私立大學的審查機制應該相同；教育部更不應插手，全部開放由委員自行審定，讓公務預算重新分配。
打破公私立之別 建立預算基本數
第二個高教經費重分配的原則是打破公私立之別，建立「預算基本數」的概念。每一個學生都是我們的國民，每一個孩子都是我們的心肝寶貝，無論就讀公立或私立大學，政府都應按人頭（學生人數）給予大學相同的基本補助，亦即學生數多、「基本數」就多，學生數少、「基本數」就少，讓學校可以先存活下來，無公私立之別，其餘不足之數再由學校各憑本事與能力，爭取教育部的「競爭型經費」。
現在國立大學得到的政府經費比私立大學多，學費便宜、師資好、資源好、什麼都好，公私立大學無疑在不公平的基礎上競爭，這個制度會逼死私立大學！請問哪一所國立大學的校長在招生時很緊張？沒有，因為考生自然而然會優先選擇他們的學校。
就以南臺科大為例，儘管現在我們有一萬八千多名學生，是南部大校，也是典範科大，但每年我都還是緊張到「剉咧等」！因為每一次的招生都是從零開始，有一個填進來就是1，然後2、3、4一直往上跳，當跳到不會動的時候，就是今年的學生人數。今天學校有多少努力，數字就會跳到哪裡；沒有這麼多的努力，停止的數字就會提早。說實話，每一次的招生都讓我感到心力交瘁，請問哪一個國立大學校長有過這樣的心情？
勿當「釘子戶大學」 後段班應選擇去留
問：高教105大限已經到來，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答：學生少是一個事實，無能改變。過去我擔任南科管理局長時接觸許多公司，發現了「大者恆大」的道理。教育界也是如此，當少子化來臨，哪些學校會存活下來？我認為是往上提升的、辦學績效好的、參賽成績優的、產學合作多的、有許多學生創業的、推廣教育做得多的、不因學生人數停止成長而停止投資建設的，這些大學將來仍然可以存活。
「大者恆大」不是指學校大才能存活，而是要能做出績效，有生存的布局；而且績效是指多元績效，不是只有錢，還包括名聲和口碑。學校應從多元績效評估，不能單獨使用某一個面向。我堅信，未來只有具競爭力及力爭上游的大學，才可以在少子化下繼續強大。建議各大學可先從地緣評估有沒有競爭力，如果位處偏遠，很難招到學生，沒有競爭力，該放棄的時候還是要勇敢放棄，或者找其他人共同經營。
最好的範例就是興國管理學院，董事會毅然決然在該退場的時機退場，然後找中國信託接手，重新往金融方面布局，培養為自己產業所用的全球人才，走小而美的精緻路線。由此可見，即使小校也要找出自己的利基，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責任，不能像「釘子戶」一樣硬撐在那裡。「後段班」不必堅持一定要存活，但必須自己選擇該怎麼做。
考量「國賠」概念 盼私校退場人性化
問：您認為政府能給予什麼協助？
答：大學無論是後段班或前段班，都是政府生的孩子，既然生了，就要有一個good ending。雖說私立學校是公益事業財團法人，但如果當時有人的目的是把學校當成事業經營，且是因為政府鼓勵私人興學，並且讓學校看到了希望，私校校董才願意花錢投入，那麼現在希望破滅了，是不是可以考量類似「國賠」的概念，讓私校申請一點補償呢？
於情理法上，私校校產本來就非政府所有，學校退場後政府若要白白收走，在財產處理完之後，能否也讓當初的創辦董事拿回一點回饋？我覺得這是人性。教育部如果不能轉變思維，從修法上突破，讓私校取得合理的退場利益所得，將無法處理學校變成「釘子戶」的問題。
英語列第二官方語 臺灣真正國際化
問：招收外籍生與推動新南向政策，有助於化解大學招生危機嗎？
答：好的學生，所有國家都搶著要，我們應該有一個認知，臺灣是為了培養諾貝爾獎得主才招收外籍生，而不是為了處理少子化問題。臺灣不是英語系國家，來臺的外籍生有多少人會讀中文課程？況且目前臺灣也沒有幾所大學的全英語教學環境建置得非常好。
沒有國際語言就無法招收外籍生，日本是個典型的例證，他們原本將目標鎖定在歐美學生，最後卻是陸生來得最多，因為漢字與日文比較相通。試想，連日本大張旗鼓招收外籍生都只能吸引陸生的興趣，臺灣又能有多少機會？現在大陸祭出「窮臺」策略，又衝擊了陸生來臺。
如要藉由外籍生填補少子化的缺口，建議思考兩個作法，一是強化大學的全英語課程，並且招收臺灣學生就讀，而不是只收外籍生，因為國際化不是教外國人國際化，而是教臺灣人國際化！二是將英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當大家都講英語，就能吸引更多外商進來投資，臺灣的競爭力就愈強，臺灣的安全就愈有保障，因為外資將錢押在臺灣，不能讓臺灣發生任何風險。
當臺灣真正國際化，我相信無論是統是獨，所有政治問題都將迎刃而解，因此，如何將臺灣人的英文教好很重要，政府也應儘快修法，讓外籍生畢業後能留在臺灣就業，而不是教完後就趕他們回去。至於新南向政策中，訓練新住民子女返回東南亞工作，為東南亞臺商建立良好的地方關係，以及鼓勵大學多開設東南亞小語系課程，協助臺商融入當地文化，我是支持的。
鼓勵師生創業 勝過提升就業率
問：最後請您談談高教轉型期下的大學該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
答：每個大學一定要有特色，正如教育部次長陳良基所言，其實不是少子化挑戰我們，是機器人挑戰我們！能做出特色的大學才有存活希望。
第二則是多鼓勵師生創業。只提升就業率是太傳統的作法，現在應該鼓勵學生「帶著公司」畢業，自己創業當老闆、有自己的團隊，因為創業之後，才會有企業慢慢茁壯，茁壯之後的回饋才可能是大宗的。未來大學一定要走到產學鍊結的方向，建構親產學的校園優質環境。
另外，少子化的相對就是高齡化，與其一直在少子化上動腦筋，不如在高齡化方面多布局。南臺科大開設老人服務學程，教老人寫回憶錄、將輝煌的人生拍成「小人物大故事」微電影，結合數位設計學院與通識教育人文領域共同設計規劃課程，是很成功的作法。我認為永續教育與成人教育將是大學未來重要的發展方向。
本文轉載自合作媒體《評鑑雙月刊》第64期，非經許可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