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技職3.0

 

「僅僅是在瑞典那六個星期的課程，帶給我的收獲比我在大學三年的收獲加總還要多。」當我訪問 Caroline 的時候，她這樣描述其中一門課程。我心裡是不太相信，覺得這是一種誇飾。奇怪的是，這不是特例；類似這樣的對話，當我和有留學、交換生經驗的人討論外國的教育情況，他們常會這樣說。

「外國的月亮特別圓、遠方的和尚會念經」這樣的效應也會迷惑我們對教育經驗的認知與判斷嗎？我一直很疑惑。

日前，在美國讀博士班的 Andrew 和我約喝咖啡，我再和他提了這個問題。 Andrew 的回答讓我驚訝：「可能因為台灣學生太勤於修課了。」

Andrew 本身在台灣讀大學階段，就曾經在台灣重點大學主修工程，雙修社會科學。後來他負笈美國攻讀博士已經近六年，而且有不少授課經驗。在美國高素質的大學中，學生修課都非常慎重，例如哈佛，學生幾乎絕不同時修超過四門課。他這麼說：
我們台灣的學生，常會選過多學分，把課表排滿，把這當作認真與好學的表現。我們在聊天的時候提到學分超多，甚至超過 25 學分、超過十門課，一邊抱怨自己好累，一邊得意自己是用功的學生，有許多學分與知識「進帳」，殊不知這將造成學習淺薄、教學劣質的惡性循環。
我有點疑惑：「這樣講是不是太嚴重了？」於是，Andrew 給我做了一番分析。

每人時間一樣多，修課增加，時間攤薄

Andrew 拿出一張紙，給我做了一次試算。

假設一個學生每周一日徹底休假，6天投入學習，每天扣掉吃喝交通睡覺時間剩12小時，則每周共12*6=72小時用於學習。

假設學生每周參加社團、打工實習花8小時、交友和運動共8小時、學語言及課外才能8小時，則用於校內課程的時間是48小時。

如果是一個台灣學生，他修8門課，每門3學分(上課3小時，如果附實驗課則更多)，光是上課就用掉24小時，剩下時間攤下去，每門課只能用3小時做課外學習。

反之，若是一個哈佛學生，他修4門課，用一樣的模式計算，上課只用掉12小時；36小時的課外學習時間，攤給4門課，每門課可用9小時來做課外學習。

注意了，每周課外學習時間是3小時或9小時，決定了你學習模式的深度。

每周只花兩三小時，只重複最膚淺學習

我們台灣學生，每門課的課外學習時間勉勉強強每周3小時。說實話，課後把老師的投影片講義、課本內容讀完，可能3小時就要用光了。如果課本是那種超厚的英文書，三小時也許還讀不完。要對付習題作業、學期報告、期中期末考，只好熬夜，讓自己這科掙扎地度過，拿到學分 — 這是台灣一般大學生的學習模式。

在這樣的學習模式下，即使多修課，也只是重複最膚淺的學習，短時間內記了知識拿了學分，卻沒有學到深刻和廣闊思考。

Andrew 觀察到，在美國，因為修課少，每一門課可以攤到9小時的學習時間。如果他們也用3小時復習上課講義與閱讀課本，用三小時好整以暇地對付習題作業、規劃和推進學期報告、及早準備期中期末考，他們就不用大量熬夜了。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有3小時可用。

而這3小時中，他們能做那些老師不規定的學習活動，自發性地提問、找資料、和人請益與辯論、主動深入探索一門知識、動手將想法創作為實物，將創意推展成商機、思考所學和個人生涯與社會前途的關係 — 這三小時正是深刻和廣闊思考的萌芽點。

當學生數量加倍，教學精緻度崩盤滑落

學生每人修課數目如果翻倍，有另外一個極不好的後果，就是每個班級的平均人數也會翻倍 — 這還是在相同的師生比前提下的結果；台灣各大學生師生比，通常遠高於歐美。

課堂班級人數翻倍又有什麼了不起呢？Andrew 告訴我，過去在台灣常常聽大堂講課，也不知這有什麼不好。到了美國，甚至自己當講師，才知道課堂人數增加，極度不利於教學品質。

假設一個老師，扣掉研究、行政、校外演講、指導碩博士生…等種種事務，一個星期投入12小時在一門課程上。扣掉上課3小時，備課3小時，剩下6小時，也就是360分鐘。

若這個老師在台灣，班級人數60 — 在台灣還不算是個大班呢 — 每周有篇小論文作業，老師每篇讀6分鐘，讀完60分作業，各批個分數，就剛好360分鐘，時間用得一乾二淨。

若這個老師在歐美，因為學生平均修課數量是台灣的一半，所以每班人數也折半，只有30人 — 在歐美算是個中大班級。每周一樣有篇小論文作業，老師每篇讀6分鐘，讀完30分作業，用掉180分鐘，還有180分鐘 — 三小時。

而這多出來的三小時，就是教學上最寶貴的時間 — 老師可以為每學生再多花6分鐘，或回答問題，或在作業上註評語，指出學生思考的盲點、肯定學生努力的成果、建議學生下一步加強學習的方針、推薦合適的學習材料或讀物、提出值得學生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 而些事情，就是教學品質的體現。

寫在課本上的、放諸四海皆準的事實與學術理論，早就不是學校教育最有價值的東西，因為網路上隨時查得到。學校中最有價值的，乃是教師針對學生各別特質給予的點撥指引 — 而這件事，只有班級中學生人數減少時才會發生。

學習不扎實、教學沒品質，無底的惡性循環

在台灣多數大學，包括那些自認為是頂尖的大學，還以為老師熱忱一些，學生努力一些，可以解決教學品質的問題。不，這不是個人態度的問題，而是規則錯誤造成的惡性循環。

在〈相看兩煩厭，把大學生當鴨子填的後果〉、〈懶惰被動到不配自由？造成大學生怠學的四個環境毒素〉這兩篇文章之中分析過，台灣的大學生必修課已經多到足以傲視世界，學生為了探索科系外的人生方向，勢必要爆表修課。倘若申請了雙主修或是輔系，更要在畢業前要多修十門到二十餘門課程。

大量修課的代價，往往是每門課都學得膚淺；每班學生人數太多，教學難避免流於粗糙 — 這些事情，學生心中往往隱隱然感覺到。當學生對自己的能力沒有信心，對課程學到的東西不滿意，他往往會修更多的課，希望填補自己的不安。

於是就造成了害人害己、害學生也害老師的 惡 性 循 環。

就像是「吃到飽」式的吃助餐，因為覺得交了錢就要吃回本，不加自制地狂吃，其實對健康不利。在大學修課也是，修到爆、修到撐，其實不利於學習也不利教學。這個情況，學生的自覺很重要，但是更關鍵的是，解鈴還需繫鈴人，那些迫使學生大量修課的禍首，可以儘快覺悟、改絃更張嗎？

 

圖片來源：Online Education@flickr

原文刊載於商周網站專欄，經作者同意轉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貧窮與東大」

在大企業工作的朝倉彰洋(25歲)，於2009年就讀東大時曾做過一份問卷調查。由東大校方實施的「學生生活狀況調查」結果可得知，父母親年收入為「950萬日圓以上」的東大生占半數，然而「無從得知有多少學生為貧困階層」。從此問題意識出發，朝倉針對自己所居住的學生宿舍的舍友發放問卷調查，發現宿舍裡的學生大多皆有經濟問題。49位問卷回答者當中，父母親年收入不到300萬日圓的學生有15位。

「即便出身貧困，若支援制度能更廣泛週知運用，便可不受困於家庭經濟因素，進入東大求學」朝倉本身便成長於單親家庭，由母親扶養長大。原本母親說：「會提供資金讓你繼續求學」，但當他提及想離開愛知縣至東京求學時，母親態度丕變，以「沒有錢讓你去東京念書」為由反對。日本國立大學的學費（標準金額）從1975年度的3萬6千元日圓，漲為目前的53萬5800日圓（約16萬台幣），漲幅約15倍之多。

朝倉初中時從未考慮要上大學。高中時受到老師的協助獲得免除學費補助，同時也爭取到給付型獎學金*，得以進入研究所繼續求學。「我很好運。若沒有遇到提點我有支援制度的國中與高中老師，與一起以東大為目標的夥伴，我應該無法繼續升學。」

在愛知県春日井市購物中心的一角。那裏的大學生志工每周一次約2個小時，針對國中生進行幾乎是一對一的課後輔導。約有15位學生受到政府生活保障補助，或是單親媽媽家庭。其中一位是成長於單親媽媽家庭的國中三年級女學生（14歲），雖然放棄上補習班，但接受課後輔導教室的指導，以商業職業學校為目標，希望繼續升學。職業學校畢業之後，她打算立即投入職場。「因為沒有錢可以上大學，而且工作的話媽媽會很開心」。 一位參加課後輔導教室的國中三年級的學生（14歲，長男）母親（38歲）說道：「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讓兒子上大學」。她的丈夫（38歲）多病，她以照護服務員證照打工維持家計，深刻感受到經濟環境富裕的人不斷爬上社會頂層，貧困的人只能在原地打轉，窮困生活日復一日。她說：「不希望兒子步上我的後塵。希望他堅持下去，持續往上爬。」

即使出身貧困，教育能使人發揮能力、開拓未來。然而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現況當中，原來被視為可改善貧富差距的平等受教權亦搖搖欲墜。

■ 打工纏身，「想放棄上大學」

經濟狀況吃緊，即便升學，路途仍然險峻。學費必須貸款，變成家庭的重擔。一位居住於宮城縣的母親（50歲），擔任非正職幼兒照顧人員，月收入約13萬8千日圓，扶養兩個孩子。其中私立大學的長女（20歲），自就讀公立高中時便背負借貸型獎學金的「貸款」，升大學時又借貸了兩項獎學金，畢業時貸款總金額預估達260萬日圓（約78萬台幣）以上。國中二年級的長男（14歲）在升上高中之後，將背上另一筆新貸款。

她女兒的目標是成為小學老師，為了償還學貸，身兼收銀員等兩個打工。但是早上5點起床一直到半夜才回家，每天學業打工蠟燭兩頭燒的生活，連跟朋友相處的時間都沒有。這個夏天，女兒忍不住透露「打工好累，我想放棄念大學」的念頭。「我很想跟她說，沒關係就不要打工吧。但面對現實，我也只能說，現在辭掉打工的話，150萬日圓（約45萬台幣）的貸款怎麼辦？」即便順利畢業，也無法保證能找到可穩定償還貸款的工作。「即便是為了脫離貧窮而升學，但也只是持續增加借款的『無法回頭的賭注』罷了」母親深為煩惱。

■ 接受學貸的學生比例為52.5%

孩子的窮困比例打破過去紀錄的同時，另一方面，國立大學一年的學費為40年前的15倍。必須仰賴名為獎學金的「貸款」的家庭日漸增加。依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的統計數據，日間部4年制大學的學生之中，接受獎學金支援者在2012年度已達52.5%，較十年前增加了20%。其中接受獎學金支援的學生有9成是借貸型獎學金（學貸）。

名古屋市的杉山智（20歲），受交通事故後遺症影響的父親無法正常工作，家庭經濟困難。大學二年級時因繳不出學費被開除學籍。高中、大學接受獎學金約350萬日圓亦為貸款，負擔極大。 他參加以思考如何解決孩子的窮困對策的聚會，認為「沒有知識便無法找到解決辦法。無知使人窮困。」如果貧窮，就無法接受教育，吸取知識。「因為貧窮便得工作的想法將產生貧窮的惡性循環。」（杉原里美、山本奈朱香、河原田慎一報導）

■ 同樣面臨學費高牆的美國與澳洲

被視為「改善貧富差距」的教育制度，持續遭到因財政狀況惡化帶來的高學費所威脅。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資訊所示，就連以「教育是國民應享的福利」為理念的法國跟荷蘭也醞釀調漲學費。

澳洲自2005年開始6年之間學費調高了28%，就讀雪梨大學的大學三年級學生Kyle　Blakeney（21歲）非常憤怒，低收入戶較多的澳洲原住民憤怒地表示：「原應是為了脫離貧窮而存在的高等教育，很諷刺的，卻因為貧窮而無法就讀，多麼讓人絕望！」、「自許為多元主義國家，卻說出：『窮人不要去當律師跟醫師』這種話。」 保守聯盟的艾伯特（Abbott）政權減少大學的財政支出，提出最高300億澳幣（約7800億台幣）的財政削減法案，法案通過的話，取得碩士學歷的學費會從目前的數萬澳幣，在兩年後漲為世界最高學費的10萬澳幣（約260萬台幣）。 澳洲40多間大學中多為國立大學，1989年之前皆為免學費。「出生於這個時代的人，就必須繳納高額的10萬澳幣學費。」居住於雪梨郊外低收入戶聚集地的高中生Grace Hurley（17歲）嘆氣地說。

美國過去也曾被稱為即便出生貧窮家庭，只要大學畢業、找到好工作，就能翻身為中產階級的希望之國。但是美國大學創立的NPO「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表示，去年4年制私大一年所需費用已調漲為約3萬1千美元（約93萬台幣）。即使一併考量通貨膨脹率，也約為30年前的2.5倍。公私立大學中約有6成的畢業生背負高額學貸，平均借貸金額約為2萬7千美元（約81萬台幣）。

NPO「學生貸款危機」的創立人Robert　Applebaum指出，「因為背負貸款，即使畢業，也有許多人無法購買房子或車子，亦無法創業。此問題亦將為經濟整體帶來負面影響」。（雪梨報導＝郷富佐子，紐約報導＝中井大助）

■ 以稅金補助升學費用
矢野真和・櫻美林大学教授

雖然政府想以借貸型獎學金解決機會不平等的問題，但其本質仍為貸款。父母親繼承給孩子的負資產問題，有定著化的現象。針對無法上大學的人，應提供低所得者無須償還之所得連動型獎學金，無論是公私立大學皆應調降學費，應以稅金負擔生學費用，學費由父母親負擔的想法必須加以改變。在高中畢業者與大學畢業者的未來所得差距持續擴大的狀況下，從大學畢業者的終生收入所獲得的稅收應大幅超出公共投入金額，而大學學費應只佔消費稅的1%。我們要改變想法，18歲孩子的大學學費用不是由父母負擔，而是共同負擔，實現讓每個人都擁有就學機會的社會。

譯者註：日本的獎學金分為兩種，一種為無須償還的「給付型獎學金」，另一種為須償還的「借貸型獎學金」。

 

圖片來源：島弧・黑潮―Japan Broa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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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管中祥

教育部日前公布104－105年度獎勵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共有33所大學「得獎」。獲得補助大學欣喜若狂，除了掛上布條、張貼公告大肆慶賀，甚至發佈新聞稿大大宣傳。對許多學校來說，這不但是補助，也是肯定，是經費，也是榮譽，不但有助於暫時解決財政上的困窘，也可作為招生宣傳。

2004年，教育部公布了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目的是要強化大學對教學核心價值之重視，引導大學在教學方面進行整體性與制度性之調整及改革，以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改善課程規劃內容、營造優質教學環境、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並發展各大學之教學特色，特訂定本要點。

事實上，這樣的計畫是教育自由化的結果，隨著政府政策由「管制」走向「鬆綁」，教育也走向「自由競爭」，甚至商品化，教育經費的提供不再考量公平及普及的公共化原則，反而鼓勵學校提案競爭，向教育部申請專案經費補助。也就是由教育部「作莊」，各大學來「競標」爭取經費。

每年2月，大約是在過年前，教卓計畫的公佈就像是年終尾牙的摸彩活動一樣，讓人驚喜或哀傷，許多學校虎視眈眈、望眼欲穿，希望能得教育部長官、委員們的肯定。結果當然是得獎的開懷大笑，準備大張旗鼓，大大作為。沒得獎的，不但新年度的教育經費陷入困窘，正在執行的計畫也可能被迫中斷，更糟的是，這些大學校長，還可能會面臨董事會、教師及學生的責難。

教育部提供各大學教育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包括「頂尖大學」、「教學卓越」、「提升能量」，以及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專案」、「計畫」、「補助款」，都成了兵家之地，許多學校的教學資源、研究經費、設備更新、專案人員的薪水都維繫在這些大大小小的補助上，不只如此，學生能不能夠享有好的教學品質，也和這些經費息息相關。

為了補助，許多大學卯足了勁，殺紅了眼，不只是動員全校，努力蒐集資料、撰寫計畫，教師及行政人員還必須花費正常工作以外的時間，連夜爆肝，作文比賽，根本很難兼顧研究及教學，對許多學校來說，搶到經費，先活下去，比較實在，而當「利字」被迫擺在中間，教學、研究只好放兩旁了。

有些大學更是想盡各種方法，動用各樣的關係，積極聘請教育部的退任官員到校專任，甚至成為一級主管，或是大學校長。部分退役官員雖然未必有不錯的行政、教學、研究能力，但至少了解教育部的運作邏輯，也有不錯的社會關係，不但是學校的重要「門面」，對於經費申請多少也有所助益。有趣的是，這些計畫間接地為這些官員找尋了第二春，但也同時排擠了年輕學者進入大學任教員額。

作文比賽與開獎式的教育補助政策，不但讓大學教師及行政人員像在籠子裡奔跑的白老鼠，不務正業地陷入無止盡的經費追逐賽，也讓許多學校的教學、研究、行政無法作長期的規劃，不少計劃因為沒有經費被迫中斷，前功盡棄，然而，不論教育或研究都必須長期累積，這種不穩定的教育財政，又如何會有好的教育及研究品質？

荒謬的經費政策，也讓大學逐漸失去自主與自由，不但為了生存，耽誤了教師本職、本業該作教學與研究，大學該有自由思辯風氣逐漸消失，老師成了「專案計劃產生器」，機械式地產製各種計劃，在行政瑣事的擠壓下，根本無法進行知識生產與論辯。更糟的是，許多大學在於經費的考量，對於教育部的各樣政策不但屈就配合，甚至主動迎合， 不敢有太多自主想法，更不會有異議之聲，本該獨立自主的大學逐漸了行政及商業體系的附庸。

 

圖片來源：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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