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華:媽咪 妳要放手啦

 

一聲宏亮的哭聲,劃破春日營隊。聲音淒厲可怖,難道小隊長在虐待小孩?我們急趕過去,發現哭的是小傑,全隊20個孩子,他的鼻涕與淚水可以淹沒同學的腳踝。原來他不想跟媽媽分開,即使媽媽站在門外等待,小傑依然以哭威脅,緊抓著母親不放。
「別擔心,媽媽在這裡看著你,不走。」小傑媽媽安撫他。然而第二天,小傑依然含著淚水來營隊,母子相望,淚眼汪汪,第三天……
新來的孩子,進入陌生的環境,遇見不熟悉的人,一時的不適應是正常的。帶領營隊的小隊長有經驗,安排許多有趣的活動,讓大部分的孩子在安心的環境下,玩遊戲,學知識,漸漸忘了父母的存在,開始融入團隊的生活。
小傑沒有,他記得。別人玩球,他看著媽媽;別人跳舞,他找媽媽;別人休息了手牽手,他鑽進媽媽的懷抱。
小隊長跟媽媽說:「其實媽咪要學著放手,小孩太膩妳了。」小傑媽媽搖搖頭:「不行呀,這孩子沒見到我,他會哭的。」

有一種愛以分離為目的

為了證明她說的對,第三節課,小傑媽媽故意躲了一下,小傑的哭聲驚天動地的響起來:「媽咪,我要媽咪,我要媽咪啦。」小傑媽媽立刻出現,拍拍小傑:「媽媽在這裡,不哭,不哭。」媽媽邊安撫,那眼神也彷彿在說:「沒錯吧,他需要我,我得立刻出現在他面前。」
那怎麼辦呢?活動時,媽媽站在門外守護;休息時,母子倆手牽手嬉戲;吃飯時,媽媽進來幫他準備餐具,餵他吃飯;回家時,媽媽拿起他的背包,一起逃離這可怕的禁箍學園?
到底是孩子黏媽媽,還是媽媽黏小孩?父母不是超人,無法24小時stand by,即使今天應許他,明天呢?明年呢?
家長放手愛更多,這並不是完全放任,愛需要適當的距離,猶太人告誡父母:這世上所有的愛都是以聚合為最終目的,只有一種愛是以分離為目的,那就是父母對孩子的愛。如果父母不逐漸撤離,終日把孩子當超齡嬰兒養育,那麼,即使您播下的是龍種,最後長大的,將只是一隻吸附在您身上的跳蚤。

 

謝宇程:被兩群狼追趕,「一技之長」的教育跑得夠快嗎?

 

「太好了,大家又再重視高職了。許多人都來讀餐飲、設計了。高職還是比較早學到一技之長,以後不會有那麼多失業了。宇程,你書中的意見果然和潮流一致。」

我苦笑。因為我想說的話,對這個長輩而言不太中聽:一技之長,不見得是遠離失業的護身符了,也不見得該是技職教育的核心精神。

確實,我支持技職教育,我支持教育體系中,除了紙筆考試與論文發表以外,還有另外一條路。在我自己的著作《做自己的教育部長》之中,技職教育的價值也是核心信息之一。但我愈來愈發現,台灣需要的技職教育,恐怕並不是許多人心中理解的那個版本。

許多技職教育者都反對高職體系被考試吞併,這件事我毫不保留地支持。但是,當有些人希望技職教育回到嚴格訓練「專業技能」,讓學生受高職教育之後為的是「直接上工」,然後預期這個學生日後的一生,可以靠「一技之長」在工廠受僱,殷勤踏實,安穩渡日 — 後者,我現在日趨懷疑,甚至反對。

將教學和業界需求對接,以求學生都會了「基礎操作」直接上工,看起來很有效率,其實可能是短視而危險的。因為這些學生的背後,有兩批豺狼追了上來。

柬普寨工人,他們的薪資是台灣人的五分之一以下, 但他們的工作成果能滿足工廠方的需求, 他們當然拿走了許多製造工作。(來源)
柬普寨工人,他們的薪資是台灣人的五分之一以下,
但他們的工作成果能滿足工廠方的需求,
他們當然拿走了許多製造工作。(來源)

 

第一批狼,是在全球化時代中,其他爭取機會的各國勞工。他們來自中國,東南亞、印度,甚至非洲。當這些勞工,在短期的訓練後,他們也能進行機械式、重複性的基礎操作,也許還更加任勞任怨。而他們要的薪資,只是台灣年輕人的三分之一、六分之一、十分之一。

而且,他們的國家,土地也遠較台灣便宜,可能排廢氣和廢水的規範,比台灣寬鬆得多。大部分的台灣廠商,既以代工為主,求的是壓低價格與對手競爭,當然很難留在台灣。這也是為什麼,過去十幾年,大量廠商移出台灣,不但低階工人到當地僱用,連中階幹部都沒用台灣人。

所以,如果某項「一技之長」,是別的國家的人可以快速學習,你生產的貨品可以移往他國製造,你手上的一技之長,就不是很牢靠。也就是說,水電工匠、髮型師和廚師的一技之長也許穩固,但大多數在生產線上的工作,不需要應變、創意、巧思、知識基礎、精密技巧的「一技之長」,都不太保險。

第二批狼,是愈來愈聰明靈巧的機器狼,有些在天邊,有些在眼前 — 遠在天邊的可能叫做雲計算,近在眼前的是各種愈來愈智慧的自動化設備。只要機器、電腦、程式能做到的事,未來,就不太需要人來做了。而機器、電腦、程式,這個領域發展得可快了!

舉我們看得到的例子:國道收費員,他們的工作全部被自動感應扣款裝置取代。收費員自救會和一些學生近日抗議,希望得到政府安置。當然,他們失業很值得同情,但我們也該問:只有這些人嗎,未來還有多少人會被機器替代掉工作,政府和國民有多少資源可以拿出來安置這些人?

不再復見的國道收費員,是工作被資訊科技、自動化設備替換的近例 (來源)
不再復見的國道收費員,是工作被資訊科技、自動化設備替換的近例 (來源)

 

在可預見的未來,超市或加油站的收銀員,以及許多工廠中的操作員,將被條碼機、電腦系統,以及愈來愈靈巧的機器手臂所取代;甚至貨車司機也是。歐洲已有不少貨運公司,規劃將他們的貨車裝上連通的自動駕駛裝置;未來,五十輛車要從港口開到倉儲,只要一個駕駛,後面其他所有的貨車,都以自動感應和全球定位系統,定距跟隨前方的貨車。這些系統,不會閃神,不會喝酒,也不會打瞌睡。在台灣,有「一技之長」的貨車司機,多久後可能漸漸被替代?誰都說不準。

總結來說,現在,我們的年輕人被這兩群狼追上,不是會不會的問題,必然會;也不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問題,已經發生了;而是嚴重到什麼程度的問題。「一技之長」的教育,現在是要跑給機械自動化、產業全球化,這兩隻狼來追。

機器能做的事愈來愈多,而東南亞、印度、非洲進入產業體系,甚至有基礎工作能力的人也愈來愈多。若我們一技之長的教育,跑的速度輸給自動化、全球化的速度,我們就被吞食。全球其他國家,智慧化設備,已經趕上年輕人的能力,並且搶走不少工作,我們若全力振衰起弊,還能阻止這個情況嚴重到災難性的程度。

如果是這樣,技職教育不能停留在「一技之長」訓練上,而需要真正走進科技教育。然而,什麼是科技教育?雖然這有點違反專欄的常態,但我想說:「未完待續!」

 

嘉藥餐旅系鄧杞祝老師技冠全場 勇摘日本調酒大賽國務大臣獎

 

技職博覽會/台北報導

嘉南藥理大學餐旅管理系鄧杞祝老師,日前代表臺灣參加日本第21屆沖繩及北方對策擔當大臣盃調酒大賽,與25位日本調酒好手同臺競技,一舉拿下冠軍及總冠軍獎項,榮獲最高榮譽的國務大臣獎,為21年來國務大臣獎首度由臺灣選手獲得,成為全場最大贏家。

年輕甜美的鄧杞祝老師,參加過無數次的國際比賽,初次參加該大賽,對日本人嚴謹認真的比賽規格讚譽有加,也自覺十分榮幸獲得最高榮譽。此次能夠在酒品的穩定度上得到各評審青睞,得到冠軍之外,又在技術、命名、酒品等三項綜合計分上獲得總冠軍,完全是一次次反覆練習及經驗、創意的累積。鄧老師說,參賽作品以沖繩當地出產的泡盛酒加上阿里山的高山茶調製而成,最特別的是再加上臺灣特產的蕃茄、鳳梨、芭樂,清爽又吃得到果粒的滋味,如同享受在沖繩或臺灣渡假一樣的幸福感,所以,以『Happy Oka』命名,取Okinawa及Kaohsiung二地地名的英文字母重疊為名,就成為 『幸福Oka』多層次又清爽的口味。

水瓶座的鄧老師既富創意,教學也十分嚴謹認真,她說,希望學生在校不僅習得技巧,專業知識的養成更重要,所以她強調相關專業教育的培養。而學習調酒的學生,能將養成的肢體語言,應用於相關服務工作,無論是自信的神態、堅定溫暖的眼神或優雅靈活的肢體展現, 均優於其他學生。

嘉藥餐旅管理系龔聖雄主任表示,鄧杞祝老師學有專精,實務經驗豐富,平時除培訓優秀學子外,本身也多次榮獲世界賽事大獎,包括:新加坡亞太盃國際調酒大賽亞軍、澳門國際盃調酒大賽冠軍等多項殊榮,且在2011年獲得新加坡國際盃調酒大賽冠軍,成為臺灣首度獲獎選手;2013年更榮獲捷克世界盃傳統調酒季軍,表現相當突出。嘉藥李孫榮校長指出,鄧杞祝老師一直都是國際調酒比賽的常勝軍,2007年也榮獲觀光局熱心人士獎,在校教學積極認真,餐旅系在其用心調教指導下,學生參加國內外各類調酒比賽成績斐然,近5年間共勇奪10個冠軍及無數獎項,個個表現優異;而這次鄧老師再度親自出馬參賽,依然不同凡響,獲得最佳榮譽。李校長嘉許鄧老師優異表現,更期勉再接再勵,邁向高峰。

 

楊景堯:台灣大選之教育聯想

 

這一次台灣「九合一地方大選」已經結束,政治上產生很多後遺症,因為中央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地方六都選舉中輸掉五都,其他縣市選舉更是輸到只剩下三、四個。這可是非常嚴重,以致於許多前所未見的效應都出來了。例如從來沒有國民黨主席為地方選舉失敗而下台,這是第一次馬英九主席宣布辭去國民黨主席,1949年到台灣來的第一次。也是黨政分離—總統與黨主席分別由不同的人擔任。再比方說內閣立刻總辭也是頭一回;但沒有想到辭職的只有行政院長江宜樺一人,其他全數留任(文化部龍應台早就請辭不算),把政府組織工作當成這一種兒戲大概只有台灣才看得到。

其實這一次大選結果確實引起很大的震撼,不過多是從政治、經濟與兩岸關係去看待,筆者總感到有些不足,無法理解台灣年底這一次大選在教育上的真正意義。

首先是選民結構的改變,比起四年以前多了四個新生的「首投族」。他們是第一次擁有投票權,他們的投票傾向絕不會只受父母的影響,更多的影響因素應該是來自於學校教師與同學彼此之間的討論。換句話說,研究青年人非常重要,知道他們在想什麼、他們要什麼、他們喜歡與討厭什麼。想要擁有青年人的選票,就必須注意學校教育是如何教導青年的未來。

很顯然的,這一次台灣大選的新生代投下不信任票。對照許多財經專家分析的失業、收入低、貧富差距大、不敢結婚、不敢買房子等等說法,都是正確的事實,台北市長候選人連戰的兒子連勝文今年四十四歲,財產以億元計算,「官二代」下降就要擔任台北市長,怎麼看今天的青年族群都無法接受。

最近台灣的教育部長吳思華說,再過兩年台灣的大學要減少五十所,剩下一百所;因為招不到學生。筆者覺得部長很幽默,兩年要如何減少五十所大學招生?減少五十所大學招新生之後又如何?台灣一位知名經濟學者馬凱以「教育亡國論」來形容過去二十年的台灣教育發展,雖然說「愛之深、責之切」。但是馬教授沒有先知之明,如今再評論也無濟於事。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的教育亡國可能原因由來已久,現在台灣的博士到處兼課也才每個月七百美金,真的是情何以堪?有人認為台灣藍綠都執政過,都有責任,話是中聽,只是人民不再以藍綠區隔選票的種子早就生根發芽,以後選舉想要依靠政黨恐怕不容易。

過去長期以來,台灣習慣用恐嚇牌,例如:選投民進黨就是選擇戰爭,大陸會以武力對付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前中共總理朱鎔基在投票前夕發表措辭強硬的演講,結果是反而助長對手陣營當選。因為從陳水扁首次選台北市長就開始使用,但是陳水扁當選了也沒事。兩岸彼此因為如此對待而判斷兩岸未來。如今連勝文選台北市長也一再提出來,投給對手陣營就是導向戰爭,這種論調看在陸生眼裡都覺得荒謬,更不必說對藍綠都不滿意的青年人了。

我始終覺得兩岸教育內容對彼此都不夠理解,就算是從2011年起開放兩岸高等教育交流,也無法改變兩岸的各方面差距。單以教材來看就會感到可笑,從小學到高中的歷史與地理拿來讀一讀就知道,原來我們彼此認識的是「歷史上的中國與台灣史地」,至於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至今的歷史,各說各話。試想沒有統一的國家思想與願景,如何建構國家的未來?

由於兩岸經貿依存度越來越高,婚配與就學人數越來越多,兩岸武力對峙的作用只剩下象徵性價值,台灣的藍綠也各有瓶頸。如此看來,台灣的人民對國民黨不信任,民進黨人才局限於某一些領域,更走不出兩岸關係、建構兩岸論述。年輕人過去相信國民黨的兩岸論述,現在發現原來都是為了財團,由這一次選舉中可以看到許多兩岸官商勾結的案例。至於綠營也得不到年輕人的信任。未來的台灣要往哪裡走?(2014/12/10)

 

★(本文刊登於新加坡聯合早報2014/12/11 17版)

 

蔡淇華:爸,太乾淨的手賺不了錢!我從父親身上學到「耐髒力」,讓自己無可取代!

擔任主管職逾十年,每次和擔任企業主的朋友談論用人之道時,結論幾乎都是一致的「屈的下去(台語),不怕髒,就是人才」。但不幸的是,我有一個「屈不下去」的老爸。

23年前,父親用三哥的名義向銀行貸了二千萬,想經營小家電東山再起。當時我已在這個行業浸淫兩年,父親希望我幫他成立進口部門,順便陪陪罹癌的三哥,於是我毅然離開台北,回到台中。

一到老爸的公司,就聽見老爸在會議室訓斥幹部。30分鐘後,七、八個幹部們垂頭喪氣,魚貫而出,坐在裡頭的老爸一臉神氣。我心中一陣不祥,詢問老爸:「公司多少員工?人事開銷一個月多少?公司加倉庫房租一個月多少?現金流有多少?」

得到答案後,連忙向會計室調了上個月的損益表。天哪!一個月人事加土地成本上百萬,毛利卻不到二十萬,簡直是在扮家家酒。我趕快告誡一樣回來幫忙的兩位哥哥:「老爸半年內會倒,能離開馬上離開!」,但基於「孝道」,他們都留了下來,但我隔天就開始計畫轉換跑道,最後走上教職。

如我所料,老爸半年後倒了,罹癌的三哥也成了負債一千多萬的票據犯。此後老爸又嘗試各種飲食業,他永遠是兩手插在口袋,出一張嘴,下指令叫「手下」的員工動手,當然,每做必倒。

現在老爸已年逾七十,每次聚餐又會常常提起他的創業夢:「只要給我五十萬,不管是投資股票或任何行業,我保證一年後賺個一百萬沒問題。」

去年我終於忍不住,把憋了二十多年的話一股腦兒傾瀉而出:「爸,太乾淨的手是賺不了錢的。以前我進口小家電時,下游銷售量最大的是三重的一對夫妻,先生是司機兼業務,老婆是總機兼會計,他們一個中秋節禮品的營業額可以做到你的兩倍,但公司員工數不到你的十分之一。」

這大概是老爸第一次專心聽我說話,我繼續不吐不快:「只有第一線動手的人最能夠感受到市場的脈動,他們的決策可能比老闆還準,所以王品的店長及決策小組一定是從基層產生,上層的人也必須時常回到現場走動。但你賣麵不煮麵,開店不顧店,永遠怕髒,永遠不動手,就永遠不了解細節,也永遠缺乏執行力。」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對老爸「吐槽」。老爸不到30歲就取得川崎摩托車的三縣市獨家代理權,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舒舒服服,一個月可賺一棟樓房,但「早出日不成天」,他以為複製「過去」的經營模式,就可以成功一輩子,但,他錯了,一輩子也毀了。

但最慘的是,全台灣有一些像我老爸一樣的「決策者」,他們乾淨的雙手插在口袋,不了解現場,沒有實務操作經驗。當他們一決策,人民就跟著陪葬。

我稱他們是「專家」,以與日本、德國的技術「達人」做區分。他們嫻熟理論,拳拳服膺學術,因此常被尊稱為「學者」,他們讀過許多「過去」的書,東湊西湊後,得到一個學位或名位,開始指導眾生面對「未來」。例如沒從商經驗的教你怎麼做生意、不會創作的人教你如何欣賞文學、沒幹過行政的教你如何在學校「領導」老師,更可怕的是,沒唸過高職的博士(以前會唸書的,沒人念高職)叫高職生和高中生念一樣的歷史、地理、國文,一起升學,一起不動手。

一位擔任科技大學教職的的朋友感嘆道:「以前工專時代,學校要花很多錢買機器讓學生上實習課,但教育部教我們『升格』為科技大學後,實習課緊縮,學校成本降低,蓋教室學理論就能給文憑,董事會和學生都高興,但現在看到科大畢業生薪水比以前的專科生低,真的很心痛…我們真的是一起毀掉台灣技職教育,造就台灣今日『有人無才』產業空洞化危機的共犯。」

教改的精神是對的,並非一無可取,但一些美國回來的「學者」橫向移植美國式教育,卻因未「屈下去」了解教育現場,純理論式的「紙上談兵」,終於造就台灣教育史的現代「長平之戰」,被坑殺的學生人數,何止二千年前的四十萬。

「學者」怕髒,無法屈身碰觸土地,不代表下一代不能改變思維,不要跟著陪葬,但可惜的是,「怕髒」的思維已根深蒂固在多數新生代的心底。

詢問一些大學畢業生的職業選擇,竟然有許多人的第一選項是「大樓裡吹冷氣的白領階級,薪水低一點沒關係」;現在大家一窩瘋選擇「觀光餐飲」,許多更是只看到它光鮮亮麗的一面,最後才發覺,因為讀了太多理論,沒有足夠時間學習核心技術,只能低薪低就,永遠翻不了身,成為全球化浪潮中最容易被取代的一群。

然而,只要「不怕動手」,離開學校後,仍然可以靠「做中學」累積關鍵能力。

一位高中同學,書唸的不好,重考後才考上私校國貿系。畢業後擔任跑醫院的進口醫療器材業務,但境遇多舛,醫生不見他,老闆無心經營,最後他費盡千辛萬苦,從醫生那裡了解醫院的需求,老闆離去後,借貸扛下公司代理權,最後發覺產品技術關鍵,得到澳洲原公司授權在台生廠。他曾自豪,對產品製程,念國貿的他,比化工系的畢業生還熟,問他原因,他謙虛回答:「我比較不怕髒吧,遇到問題,就東摸西摸,最後連機器也搞熟了。」

這個同學現在更發揮「不怕髒」的精神,嗅到老齡化的未來需求,藉由醫療的網脈,包下一間署立醫院後方整座養老院的經營權。現在已是多家公司的大老闆。他不畏困難,喜歡動手解決的習慣,使他掌握許多細節的核心能力,三哥也是如此。

三哥專科學的是機械,在父親倒閉後,我介紹他到補習班任職。他一邊治療癌症,一邊在補習班擔任導師,他發覺學生對校系選擇非常茫然,因此每天「屈」在補習班,研究各校系的歷史、師資、校友出路等,再花時間與每一位學生諮商,終於能掌握學生最需要的細節,成為補教名嘴。現在他已是事業有成的四家補習班老闆。他對大學新鮮人的忠告是:「22K只是起薪,若願意在一個行業『屈』下去吃苦磨能力,不出三年就能成為該行業的達人,建立不可取代性,告別低薪。」鄰人阿興想法也一樣。

阿興比我小很多歲,生在創業不易的年代,雖然只有高工補校的學歷,但喜歡動手組裝腳踏車。如今是一家腳踏車工廠的老闆,一年有數億的外銷營業額。前幾日他感慨一位擁有國立大學機械系學位的員工對他抱怨,為何薪水拿不到三萬。他回答:「薪水代表的是你目前解決問題的能力,你以前只會讀書,動手做的訓練太少,若你讀書階段,就有操作與實習的訓練,你現在早就有設計及改良腳踏車的能力,薪水將何止三萬?」

跳脫書本的純理論學習,加入操作與實習的德國雙軌教育,是阿興喜歡的制度。

上個月邀請德國雙軌教育下的受惠者──22歲的Hannah到校與同學交流。

Hannah是大學生,也是愛迪達的員工。在重視理論與實務的雙軌教育下,她三個月工作、三個月讀書,但讀書日是早上到晚上,一天十二小時的課,翹掉兩堂課,就會被愛迪達開除,讀書是為了增加解決職場問題的能力,每天要學的紮實,活的充實。

近年來德國在世界不景氣當中,仍保有輝煌的經濟發展與全歐最高就業率,與德國重視理論與實務的教育制度有必然關係。如成功大學教授孫全文研究,2007年全德已有超過55%以上德國企業願意參與雙軌教育訓練。我們期待有理念的大學和企業合作,推年輕人一把,讓年輕世代捲起袖子,培養動手做的習慣與全球競爭力。但更重要的是,當權的大人們,也要跳脫「專家思維」,要「屈下去」,要永保「學徒」願意動手的學習力。

常感慨,許多夥伴,缺乏動手處理細節的習慣。每當一起討論棘手的新問題時,常顧左右而言他,閃躲問題的癥結點,最後以「我們會妥善研究」帶過,等到未處理的「魔鬼細節」長成真正的「細節魔鬼」時,已養廱為患,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已緩不濟急,最後常危及組織,貽害至深。

大人是孩子的鏡像。當我們這些以前四肢不勤、只會唸書、靠考試爬到這個位置的長者,不再兩手插在口袋,願意彎腰撿起一片垃圾,這時,「孩子會學會動手」。當我們願意示範用腰力拖地或掃乾淨廁所時,這時,「孩子會學會不怕髒」。當我們願意坐下來,一起處理共同的困境時,這時,「孩子會學會面對細節」。

考試第一、升學至上、動腦不動手的教育思維,已讓台灣長成頭重腳輕的失能怪獸。當我們站在世界競局的十字路口,進退失據時,若我們不再只強調IQ,而開始培養願意動手做(Do)、不怕髒(Dirty)、懂細節(Detail)的高DQ人才,或許幾年後,台灣那隻曾經打遍天下無敵手的「黑手」,會再重新長出來!

 

原文刊載於蔡淇華老師Facebook,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水泥技術難不倒 中正高工磚牆DIY

 

技職博覽會/台北報導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與高雄市立中正高工建築科聯合舉辦暑期泥作裝修實作研習工作坊,邀請朱芸霈等5位今年入學第一科大的學生,運用紅磚及石膏等素材,於3天時間完成一座270公分高壁飾,作為從高職進入大學前的畢業考。

技職博覽會/攝影
技職博覽會/攝影

塗抹水泥,將紅磚一塊塊向上疊砌,先做出拱型下層,上層則做出一長方型邊框,以石膏切條圍繞,外型相當雅緻。第一科大營建系教授張朝順表示,該5名學生在高職階段已建立紮實基礎,且在中正高工校園各處角落也常能看到建築科學生作品,此次研習工作坊正好作為高職銜接大學成果驗收,學生創作也能讓更多人看見。

中正高工建築科朱芸霈今年自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初賽「石膏技術與乾牆系統」職類中脫穎而出,將於9月代表南區參加全國技能競賽。她表示,團隊中每名學生都具有獨立完成壁飾能力,然而以合作方式進行,讓每位成員可更加專注於分工項目,是一次相當有趣的實戰經驗。

【范疇】《台灣教育翻轉思考之四》什麼樣父母養出什麼樣教育部

 

人才來自教育,但教育不一定來自國家。猶太人1948年才建國,但從18世紀起,猶太人就人才濟濟,思想、科技、經濟上影響了整個地球。試問,四處遷徙、到處受排擠的猶太人,何以在沒有一個國家教育體制,也沒有「教育部」的條件下,得以培育地球級的人才?

答案是:猶太人沒有國家、沒有政府、沒有教育部,但是有紮實的家庭教育和自己的學校。套用台灣最流行的句法,猶太人向來「自己的孩子自己救」。在這種價值觀下,建國之後養出了今天的以色列教育。

那麼我們再問自己:台灣有統一的國家教育,有專權的教育部,有集中的資源,何以今天的台灣人普遍對自己和兒女所受的教育不滿?何以台灣教育不出地球級的人才?何以台灣教育出來的大學生,極大比例的還不如猶太人教育出的高中生?大小絕對不是原因,以色列的土地只有台灣的60%,人口只有800萬人,台灣的1/3,而全球猶太人的總數也只不過1800萬人,比台灣的總人口還少得多。

台灣教育「很中國」

有人說,台灣的官方和家長受到傳統中國教育方式的束縛,因而施展不開。這是事實,但也有點怪;台灣教改的同時期,也是「去中國化」的高潮期,怎麼在教育這件事上的壞習慣、壞價值去不掉呢?是不會切,還是,根本不願意切?

至今台灣的教育還「很中國」,其中最要命的一點就是,台灣社會如同中國社會一般,還認為教育只是「國家的事」、「教育部」的事。我知道,這樣講會讓很多人跳起來,教育怎麼可能不是國家的事、教育部的事?但是,正是這種打不破的「中國式信仰」,導致台灣今日教育與世界脫節。道理極其簡單,台灣的政府基本上是與世界脫節的,把教育完全托付給政府,當然也就脫節了。而今大家看到的教改失敗和近日的12年國教風波,正是台灣父母、家庭、學校把教育全盤「托付」給政府/教育部的後果。(經濟全盤托付給政府的後果也一樣,但那不是本文的主題)。

公平的說,比起40年前,台灣近20年來的官方教育,在形式上確有進步,從填鴨應試型,走上了開放多元型。然而,為什麼社會還不滿意?這種不滿意,是否只是進步過程中的陣痛,隨著時間就會越改越好,然後台灣就開始人才輩出?答案顯然不是的。這還得由「開放多元」這觀念的本質談起。

唐裝改西裝 —沒有靈魂的教育新世界

教改以來,「多元化」及「開放」一直是各界,包括官方,腦中的神龕。今日的問題,難道是多元化和開放的後果?道理上不可能,除非人們願意回到威權式的教育風格。那麼,原因只能有一個,那就是,台灣家長、學校、教育部腦中所想、口中所稱的「多元」與「開放」,其實還只是一件由唐裝修改而成的西裝,因而鬆鬆垮垮、怪裡怪氣,扣子經常扣不上。

教改的背景是威權、填鴨教育;人們希望擺脫那種狀態,因而有了教改。威權填鴨教育是中國特色,台灣人受夠了,猛力一跳,卻跳進了另外一個中國特色,那就是形式主義的坑洞,那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坑洞。非常弔詭的,也非常中國的,台灣人因為拒絕威權靈魂,而跳進了一個什麼靈魂都沒有的世界。

失去靈魂的後果 —形式主義和指標主義

在這個沒有靈魂的教育新世界裡,只有才藝,只有形式,而沒有思考,沒有感悟,但一切的一切,都有「指標」。因此,學生會多少種才藝,成為了「多元化」的指標,學生是否參加校外活動,成為了「開放」的指標,學生取得多少張校外的獎章,成為了「才能」的指標。這種指標掛帥的形式主義,取代了威權教育時代的考試分數掛帥,濫觴之餘,連大學教授的「學術成就」都以發表多少篇論文為指標。台灣人認為,這樣就和國際接軌了。殊不知在形式主義、指標主義之下,「因人施教」、「適性揚才」根本上已經不可能。「緣木求魚」這句成語 —順著樹幹找魚,正是所謂「教改」的寫照。

指標主義 -潛能的殺手

一個學生,可能對色彩非常敏感,但是因為同時被迫學習笛子、跆拳道、英文,而喪失了發展成為畫家的機會,雖然他的綜合指標不錯而上了名校。另一個學生可能數學極有天份,但因為作文也不錯而糊裡糊塗的在排序之下上了名校的中文系。這導致了人才資源的錯誤配置,這是社會的損失也是當事人的不幸,但它卻天天發生在你我周圍。

就在上禮拜,一位知名大學的教授談起了一件事,他意外的發現了一名中文系女生的數學天份比起數學系研究生還要高出許多,但是這個女生自己完全不知道。她從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大學一路受教育,只知道自己考數學時感覺很容易,但從來不知道自己可能成為數學奇才。

我認識的一個朋友的小孩,從小成績不好,國文、英文兩不通,但一直看不起數學老師,因為他們「太爛了」,經常被他看破手腳。他是個喜歡電動遊戲的數學小天才,倘若及早把他導入編程(Coding)的領域,他可能大放異彩。但因為文科成績差加上叛逆性格,綜合指標始終低落,最終輟學。他現在在台北萬華幫人賣衣服,他今年17歲。

形式的指標主義,使得台灣學生什麼都淺嚐即止,樣樣事物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人類天生的思考力和感悟力就這樣隨風而逝。家長不再重視子女的真實能力,而汲汲於找補習班和老師幫孩子蓋上各種「印章」,校方則熱衷於組織孩子參加外國(收費的)公司主辦的「通通有獎」商業展覽。整個「教育」,變成了比較誰家有錢的競賽。

大人的集體嘉年華,孩子的災難

台灣的教改,在「多元化」、「開放」的口號下,落入了形式主義和指標主義。這是父母、學校、教育部三方的集體嘉年華,但卻是學生的災難。個別的學校,個別的老師,雖然知道這是場災難,但也勢單力薄,無力回天,只能小範圍的在自己的地盤內施展「小確幸」。家長們呢,少數明白人也只能自力救濟,但多數人還是像魔鬼附身一般,在形式主義和指標主義的宰制下進行對孩子的愛。

官方教育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鏈」,其中牽涉不止是經費,還有各方的前途、地位、面子。若把「教育界人士」和500萬家庭的家長的總數加起來,恐怕不下於半個台灣人口。這就是為什麼它一旦成型之後,哪怕再荒唐,都難以撼動的原因。

一個難以撼動的體系,如果只是出現效率問題,那麼還可以通過結構調理、流程改善來挽救,但是,如果是基本價值觀的問題,那麼,就只能通過手術式的變革以挽救。動手術是一件痛苦的事,通常人們不願意動手術,寧可以拖待變。然而,在今天世界發展的速度之下,「拖」的結果就是越來越脫節。

教育部以為自己是交通部

不客氣的說,台灣的教育部,潛意識裡還以為自己是交通部,管的是學校、老師、學生之間的升學交通秩序,因而設計出各種道路規則、廣設紅綠燈,講究道路使用公平性,如何不撞車。然而,學生的潛能是飛鳥,豈能交通控管?交通控管的結果,或許能餵養出一批遵守交通規則的明星學校和好學生,但是鳥群的翱翔能力和覓食能力卻因此喪失。

什麼樣的家長養出什麼樣的教育部

公平的說,教育部變成「升學交通部」,一半也是父母家長所促成;台灣的教育部,不過是台灣父母家長腦中價值觀念的投射。這裡又不得不提那個讓很多家長不快的觀點:台灣父母對子女的「愛」,還非常中國。中國式的家長愛,把子女當成父母成就的指標,把學歷當成子女成就的指標。這種「愛」的根深蒂固,竟然使得台灣父母看不到台灣已經充斥的「流浪學士」、「流浪碩士」、「流浪博士」的現實,而還爭先恐後的把孩子往體制的絞肉機中送。許許多多台灣父母,受限於他們自己的成長經歷,從來沒有真正體會過「獨立人格」這境界,也不曾體驗過(或忘記了)自主思考的美妙感悟時刻,以至本身的人格就不夠健全。因而,他們只能汲汲於自己和兒女的「社經地位」,所期望於「學校」和「教育部」的也不過就是「滿足自己對社經地位的期望」這件事罷了。

期待體制,還是自救?

12年國教排序入學的問題,就是這種「形式指標主義」加上「家長社經地位期望」兩者激盪的後果。別看某些家長們當下鬧得那麼兇,其中絕大多數,抗議的只是社經地位分配的問題,而不是子女接下來的教育能否適性揚才的問題。說到底,這些家長還是認為教育是教育部的事,而不是學校的事,更不是家長的事。

台灣教育,木已成舟,體制難以撼動。教育部口中的「繼續改善」,估計也不過就是在形式上、指標體系上,做出一些調整。但如前所述,這只是緣木求魚,弄不好還會進一步惡化青年的人才配置,和傷害經濟困難的家庭。

體制再荒唐也難以撼動,但還好在教育這件事上,基本的單位是學校,而學校的校長、老師和家長是可流動的。也就是說,教育可以一個學校一個學校的變革,只要這個小範圍內的老師和家長能夠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就能另立典範,與官方體制進行平行競爭。我們只能假設,在台灣成千上萬的學校當中,總有一批在價值觀上、勇氣上還未「失守」的校長、老師和家長群。他們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寄望於體制了,只能「自己的學校自己救」、「自己的孩子自己救」。

怕的是,中央權威的「部」,通過大一統的「法規制度」,像拍蒼蠅一樣的拍死想要變革的學校、校長、老師,或者那些想要成立新做法的學校的人士。

如果連社會自發的「平行競爭」都要壓制,那麼我們就只能回到那個最最基本的議題:如果取消教育部,台灣會怎樣?

 

轉載自 udn.com 鳴人堂

本系列已經收錄於作者范疇新書 《與中國無關第二季-30年後的 3種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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