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質月薪倒退十六年，而大學生起薪又低到讓很多人不忍，因此大家都在問：「這樣的工資合理嗎？是不是老闆在壓榨勞工？政府是不是該出面解決？」
當勞工團體要求調漲基本工資時，財經閣員的管中閔院士卻疾言厲色地拒絕，他的理由是：「調整基本工資將導致失業率上升。」
為管中閔辯護的人拿出經濟學常見的供需曲線圖（如下圖）來說明：台灣大學生在市場上的價格是由供需曲線的平衡點決定的（見黑色線條），如果政府硬要設定較高的基本工資（見紅色的線條與字體），則資方在既有需求曲線下願意聘僱的人數將會下降（紅色線所指示的位置），而使失業人口增加（等於下圖中「基本工資下的就業人數」與「既有供需平衡就業人數」之間的人數落差）。
但是，不服氣的人說：但是韓國大學生的起薪明明就是台灣的2.6倍，這不就已經證明了台灣勞工的薪資被刻意地壓低了嗎？他們無法理解經濟學為何會被用來捍衛這樣不公不義的現況。
其實，不只是這樣，根據國際著名的德勤全球（Deloitte）製造業團隊與美國競爭力協會（U.S.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Council）聯合調查發表的《2013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標》（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Index），台灣製造業的每人平均產值是韓國的117%，但每人平均薪資卻只有韓國的52%。人均產值較高的台灣，人均薪水卻只有韓國的一半，這該怎麼解釋？
捍衛市場機制的人因而很不耐煩地說：台灣的大學生起薪低，是因為升學率太高而入學成績太低，所以大學生實質能力本來就很差；此外，大學生供過於求，本來就會導致大學生的價格下降啊。這個論述乍聽很合理，可惜卻違背一個簡單的事實：韓國大學生的就學率還遠比台灣高！
大學就學率分粗就學率（大學生總數／適齡人口）與淨就學率（適齡的大學生總數／適齡人口），粗就學率的分子包含所有年齡層的大學生，而分母卻只計入18至21歲的總人口數，因此結果可能大於100%。韓國大專的粗就學率高達103%（曾一度高達106%），全球第一，而淨就學率在2010年時就已達70.1%；而2013年台灣大專的粗就學率才83.88%，淨就學率則首度超過70%門檻而達到70.4%。
此外，根據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詹盛如與楊濟華2014年在《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的研究報告〈學歷通膨？韓國的發展經驗〉，韓國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平均薪資一直都遠高於高中職教育程度平均薪資（差距將近一倍），即使在大專粗就學率超過100%以後亦然；此外，大壆畢業生的薪資大致上是跟大學生的粗就學率一起成長；因此學歷提高並沒有造成「學歷通膨」效應。至於大學畢業生太多會不會擠壓高中生的薪資？韓國的表現是：高中與高職生的平均薪資也是隨著大學畢業生的薪資一起成長，並沒有被壓縮。因此兩位作者的結論是：「從總體經濟學的角度而言，過去二十年來，韓國的勞動力供給、薪資結構與產業發展╱升級，獲得妥適的搭配。」
捍衛市場機制的人又說話了：台灣製造業的產值高，是因為老闆和高階經理人能力較強；而台灣的員工薪水低，是因為他們的素質較低；只要不是出於政府的人為干預，市場決定的價格自然有其成立的理由，不需要用陰謀論去歪曲事實。這個說法又違背事實了：韓國的經營者積極投入研發，建立自有品牌，並開拓海外市場來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充分發揮韓國員工的生產力以及教育素質提升的果實；但是台灣代工產業的經營者無法有效地將教育水準的提升轉換為附加價值的提升，因此韓國高階經理人顯得更「英明」，貢獻更大，更有資格壓低員工薪資或者將產業外移。
常見的供需理論無法解釋台韓薪資結構的差異，我們必須突破供需理論的表象，從更深層的政治與社會結構去看隱藏在供需曲線背後的真相，才有機會對台灣的低薪現象提出既合理又合乎現實數據的解答。
朱雲漢是繼胡佛之後第二個成為中研院院士的政治學者，他兼治經濟，並在2013年發表了〈天河隨筆－台韓薪資落差 為何會這麼大？〉一文，轉述他跟韓國首爾論壇會長鄭求炫（曾任三星集團經濟研究所所長）對此問題的討論，也給出了看來最嚴謹而周全的解讀。
他們首先根據實際數據排除了三個不重要的因素：購買力的差異、畢業生的素質、大學生供過於求。其次，他們同意產業經營模式是關鍵因素之一：南韓企業重視研發與建立品牌來提升附加價值，所以有能力吸收勞動成本的上升；而台灣以代工為主的產業很難提升獲利空間，自然拼命壓低成本。但是他們也同意，這個因素的影響有限。
那麼，最大的因素是什麼？他們一致認為是：台灣嚴重地向資方傾斜的勞資博弈機制，使得勞工薪資被不當地壓低；而造成這種傾斜的兩大關鍵因素是台灣的工會組織遠比韓國弱，以及台商經常可以成功地以出走來要脅政府，執行對資方有利而對勞方不利的政策。
也就是說，兩國勞工產值相近，有機會享受相近的工資；但是韓國勞工較團結而比台灣勞工有較堅強的議價權，所以他們獲得的工資較高──關鍵的差異在於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這個論點的隱藏意涵是：如果政府願意像德國制度學習，站在勞資之外的第三方，以中立的立場協助勞資進行合理且對等的工資談判，台灣的薪資可能就可以立即獲得改善，而不須等待遙遙無期的全球景氣復甦。
朱雲漢的說法也可以用供需曲線的理論來支持（見上圖）：韓國的勞工議價能力較強，因此資方願意提高工資，使得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都往上移（見粉紅色線）；於此同時，資方積極地開拓海外市場並提升產品價加價值來因應，因此供需平衡點落在較高的工資且較高的就業人數，而沒有臺灣所擔心的失業疑慮。
朱雲漢的觀點帶著政治學與社會學界看經濟問題的獨特個性。大一經濟學教科書在談「價格干預與數量干預」問題時，都暗中假定「既有的供需曲線不變」，因而得到的論當然是「目前的工資已經被最佳化，政府不應該企圖去被改變它」。但是，政治學與社會學卻會突破「既有的供需曲線」的表象，打破沙鍋問到底地進一步追問：「既有的供需曲線是如何形成的？背後是否存在有勞資之間議價關係的不平等，以及提升工資的潛在議價空間？」如果能夠從政治學與社會學的角度看透供需曲線背後的形成機制，就有機會掌握到改變供需曲線的契機，並且跳出「既有的供需曲線不變」的假設及其結論，而在不擴大失業率的前提下找到提升工資的辦法。
有趣的是，台灣的經濟學主流論述總是把「小而美的政府」掛在嘴邊，卻又經常忘記問自己「怎樣的政府才是美的？」根據芝加哥學派的主張，「美」的政府就是不干預市場價格，但是要盡責當公正的裁判，以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市場所有的優勢都取決於「優勝劣敗」的機制，如果沒有確保公平競爭，市場的機制將會被扭曲成「優敗劣勝」。
那麼，像德國制度那樣地確保勞資議價權的平等，是不是屬於「小而美的政府」該做的事？而任令資方壓榨勞工的政府是不是不管大小都很醜陋？
其實，不只是低薪問題背後隱藏著資方與勞方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台灣的政府長期以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理論為藉口，在推動各種違背「公平競爭」與「優勝劣敗」的政策。因此台灣的政府雖小卻很醜，絕非「小而美」。
針對這種政策嚴重地向資方傾斜的政府政策，兼擅財經與法律的前大法官賴英照在2013年寫了〈認真看待憲法〉一文，指出台灣行之有年的經濟政策都違背憲法的「國民經濟基本國策」，包括經濟國際化、貿易自由化、土地政策背離漲價歸公精神、公營企業逐漸被民營取代而導致貧富差距擴大，金控公司取代信用合作社而使盈利的目標壓倒協助創業的目標。《聯合報》特地在 A14 版的「民意論壇」刊出全文，還在頭版用圖文介紹該投書的主要內容；此外，第二版用了將近半版去訪問學者與官員對投書內容的評論與感言。
結果，朱雲漢和賴英照的大作對台灣社會產生了什麼影響？幾乎平靜無波。
台灣今天的經濟困境到底是單純「經濟學的專業問題」？還是長期漠視政治與權力結構的不公平所導致的？如果我們不把這件事徹底想清楚，恐怕換再多的總統，再多的內閣，再怎麼長期的虛耗，都還是走不出今天的經濟困境。
圖片來源：Luke Ma@flickr
原文刊載於《獨立評論@天下》，經原作者授權刊登，並【正式取得「獨立評論＠天下」授權刊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