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邁向技能大國的野心

採訪、攝影／黃偉翔

台灣1970年起參與國際技能組織，中國於2011年開始參賽，2015年迅速爬上世界第五，2017年奪下世界第一寶座。面對這樣狼性十足的超趕，雖說早有預期，卻也激起各國防備心。

2016年中旬，加拿大造園景觀裁判長Mrs. Sylvié Métthé對《技職3.0》記者分析，中國客觀分數方面的基礎實力很好，主觀分數則視各國對他們的競合關係。當時她就預測，中國將持續竄起，主因是透過大量的軍事化訓練方式。

不只是人力的投入，銀彈更少不了。曾擔任勞動部職訓局長的林聰明多次帶領台灣各領域技能教練、選手及裁判長到對岸交流。「只要看過他們的設備，就覺得台灣都是小兒科，譬如CNC設備，都是滿滿一整片，大家看到這樣的環境都嚇死了！」林聰明當時便預言，「當他們設備、人才等資源都具備，只要累積競賽經驗，沒有一個國家贏得了對岸。」

林聰明更在媒體上，以本屆國際賽台灣成績遠落後中國現象，批評台灣技職教育的一落千丈，曾擔任教育部次長的他，這番話自然成為眾多媒體關注焦點。但板金國際裁判長鄭慶民認為這樣的批評並不公平，他在《技職3.0》投書表示，「對岸是用職業訓練體系的選手與台灣技職教育學生比賽，資源投入、培訓與選拔機制都不在同一個起跑線。」

《技職3.0》記者親自走訪2017年阿布達比國際技能競賽，現場目擊許多來自中國各省考察團、競賽團隊，官方媒體就來了七位，坐滿國際賽記者室一整排，現場更有多組對岸的「情資小組」，在許多職類皆派有以三人為一組的團隊，賽事期間都駐守各競賽現場。

以工業電子競賽現場為例子，台灣包括本屆已連三屆拿下金牌，自然是各國在該賽事重兵看守的對象，但《技職3.0》記者親眼目睹，對岸情資小組兵分兩路，一方先引開台灣裁判長林淵翔注意，刻意與他攀談，另一邊則趁機拿出V8拍攝台灣國手競賽過程，並隨時透過手機APP報備各種狀況。

中國這樣的投入，並非只著眼國際賽獎牌。

2016年兩會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以「工匠精神」為口令號召全國上下投入技能人才培養，並配合《中國製造2025》、《一帶一路》等國家級戰略，因此，將更多資源投入國際賽與人才後續培養及就業、教學傳承的規劃。

目前在中國發展事業的第36屆汽車板金國手馬祥原說，一般人還得從助理教授慢慢當起，但對岸是直接用國家級待遇，把技職選手從最底層拉到正教授等級，待遇、社會地位完全一樣。2015年中國選手表彰大會上，汽車噴漆金牌楊金龍說，「希望能把我的技術傳遞給更多好學生，培養更多優秀技術人才。」雖然楊金龍僅有中專學歷，同等台灣的高職學歷，但破格被聘為「特級技師」，並擔任杭州技師學院的正式教師。

中國於2017年順利獲得2021年國際技能競賽主辦權，在上海。

「領導層級下令要辦一場無與倫比的國際賽！」中國的國際賽官方贊助商、西安開源電子實業公司董事長王公儒說，《中國製造2025》推出後，需要大量技工，所以包含企業、技工與職業學校都想參與其中。

《中國製造2025》是詳列未來中國10年從「製造業大國」邁向「製造業強國」的國家級戰略。

多年來，韓國三星為國際賽唯一指定贊助商，其LOGO隨處可見。王公儒指出，過去許多年幾乎沒有中文贊助商出現在國際賽上。當中國、香港、澳門等專家看到王公儒參與贊助後興奮十足，包含台灣的專家也在場說，「終於在國際賽上看到了中文了！」王公儒透露，國際組織很歡迎中國企業加入贊助，除了我們業界主動聯繫他們外，國際組織也主動邀請中國企業贊助。

中國的設備贊助商積極參與國際賽，有想與韓國三星競逐的態勢。

王公儒還提到，國際賽各職種大部分的總裁判長都非華人擔任，中國希望爭取更多「位置」。王公儒舉例，過去參加重點都是歐洲國家，所以沒有中餐或中華料理賽事，如果中國有機會主辦國際賽，就會成立該職種賽事。

高階技能人才是中國的發展重點，國際賽的參與只是一個破口，從數個破口中可窺見各種技能人才發展策略。

近期熱議的惠台31項中，更是吸納台灣技能人才的手段，不只台灣企業能同等對岸企業參與《中國製造2025》，台灣人還可以參加對岸53項專業技術人員執業資格考試、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等。

中國近年在國際賽上攻城掠地，甚至奪下2021國際賽主辦權，這都只是國家發展技能人才的戰略之一。

2018年初勞動部次長林三貴飛往上海一趟，以國際組織副會長身份參加國際組織常務理事會，更親自走訪未來中國主辦賽場，在室內面積40公頃、室外面積10公頃的國家會展中心。「上次阿布達比國際賽只用了20多公頃，看起來場地、設備等資源沒什麼問題，」參與國際組織與中國人社部副部長湯濤、上海市長應勇簽2021年主辦國際賽MOU的林三貴說。

除了簽約，檢討阿布達比國際賽舉辦成效，更是這次常務理事會的重點。湯濤更找機會與林三貴交換意見，表示希望看見什麼問題，可以跟他們分享，讓2021年國際賽可以辦得更完美。

林三貴直言，國際組織並不滿意這次阿布達比國際賽的舉辦，例如有職類在賽事開始前還沒準備好所需設備，這最直接影響競賽；而在一些制度面設計並不成功，以賽事中立機制為例子，過去裁判主席是各國的裁判代表擔任，本屆阿布達比團隊引進競賽經理機制，有一半職類找外部人員來擔任裁判主席，但因為角色定位不清楚，沒發揮太大功用。「但競賽經理機制是國際賽未來要走的方向，」林三貴強調。

深入分析結構面，林三貴認為問題出在執行團隊與政府高層溝通過程。「阿布達比請主辦2011年國際賽的倫敦團隊當核心籌備、2013年國際賽德國團隊當中堅幹部，實務上經驗十分豐富，那為什麼競賽執行面不如人意？因為這些團隊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王室溝通過程，太多複雜程序，」林三貴說。

不只如此，當阿布達比團隊在國際賽前半年的準備會議，找了各國技術代表、技術助理討論細節，但以國際組織的後續追蹤與分析報告中發現，各國與執行團隊並未真正跟上阿布達比的規劃。

阿布達比雖然找了有經驗的團隊來籌備競賽，但因內部往上的程序、外部與阿布達比當地執行團隊結合度上，都不好。「中國狀況則相反，因為政府體制關係，從上層決策到基層執行應該沒問題，也因為大力發展技能人才，中間規劃團隊從外國引進的機會不高，代表屆時他們籌備經驗恐怕不足。」林三貴對湯濤直言。

「2017年中國成績確實很好，但成績好壞與主辦賽事經驗沒有直接關係，」林三貴說。

《技職3.0》記者追問，是不是因為2021年剛好碰上中國共產黨創黨百年，想要更多賽事自主權？林三貴並未直接回答問題，他只強調，舉辦國際賽不只是單一會員國的事，還要密集與國際組織、各會員國來往溝通。「我們會請中央人社部多支援上海人社局的國際賽籌備，」上海市政府秘書長對林三貴承諾。

林三貴認為，中國技能人才發展是否走在台灣前面，大家沒有必要對此擔憂，應該多思考台灣如何提升自己，「但台灣政府資源已沒有太多空間，接下來須開發更多業界資源來支持。」若大家擔心中國主辦該屆，將對台灣採取進一步政治行為也沒必要，國際組織將保證各會員國不會受到差別待遇。

《技職3.0》記者問，接下來兩屆國際賽，對台灣來說是關鍵點，還能做些什麼？「競賽一定越來越激烈，但競賽之外還有許多國家戰略可以去深思，如果耗盡氣力只是為了培養幾十位國手、奪幾面牌，這並不是整個競賽的目的，」林三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