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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接下來由歷史脈絡來繼續解析台灣學用落差的根本問題，我們在報告P.126寫道：『由於台灣獨特的地理環境，早期即形成邊疆移民社會的背景，1949年的內戰更進一步產生大格局中國的思維，使得具邊疆移民社會及區域文化特性的台灣，必須接受保守的單元化取向與封閉性格的父權式統治政權（陳秉璋，1989），衍生出生存、正當性、系統、與認同等危機。這樣的歷史發展，除導致統治上名實分離的斷裂外，也讓台灣政府未維持政權正統性，全面以經濟掛帥為社會發展的策略，並循此路線進行政策規劃、教育建制以及產業發展等社會實踐。』

正好我可以用今天早上寫的東西來詮釋以上這段。

在台灣有一類典型人，是師長眼中的模範生。從小聽話背好書考好試一路上去的，對於上級長官交辦的任務，只要是他學過的，或是鉅細靡遺告訴他細節，他都可以做得四平八穩，這是傳統上公務體系和業界最愛用的人才。

另一類人，從小喜歡不按牌理出牌，不愛背書，愛提不同的意見，往往成為師長眼中的壞學生、搗蛋鬼，由於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即便很厲害，還是不敢用他、不想提拔他。偶爾，我們會看到這類人，被稱之為怪才、鬼才。

看到這裡，您以為我要說第二種人比較好，鼓勵學生當第二種人嗎？不，如果有這樣非黑即白的想法的話，就落入第一種人「一元化」的迷思。事實上，二元化也不見得好，健全的社會需要多元化的想法和各類人才，才能永續地生存和發展。

有人喜歡且適合當聽話的秘書，沒什麼不好的，我不會鼓勵他去創新改革。反過來說，找秘書型的去創新改革，帶來的恐怕是場災難。同樣地，找怪才、鬼才來當乖乖聽話辦事的秘書，恐怕老闆時常會跳腳罵人。然而，真正厲害的領導人，應該是有能力吸納各類人才來做適才適任的工作來達成目標，而一個團隊要成功的打下江山，需要各類人的合作。

這樣的合作，英文叫做chemistry，是團隊成員互動產生化學反應而變化成長，並非各司其職即可，更不是我們常見的龍蛇混雜、各自為政、明爭暗鬥的環境。很奇怪，台灣這樣一個受到中國、日本、美國多元文化影響的地方，表面上很多元，但骨子裡卻極度缺乏多元的素養，為什麼呢？

台灣表面的多元文化，其實都可以稱之為「次文化」，不受主流文化和主流價值的重視。學界把持的主流文化常常是把次文化視為不入流，或是當成洪水猛獸；業界把持的主流價值還是在傳統社會的功名利祿，頂多把次文化當成工具和搖錢樹，根本不在乎次文化本身的價值。

一元化的思想和二元化的鬥爭，往往是衰敗的開始。歷史上那些盛極一時的王朝、不可一世的領袖，留給信奉者的，是不斷嘗試複製成功經驗而反覆撞牆所帶來的挫折和自卑。因為信奉者所看到的成功典範，只是最後的結論，不假思索地嘗試複製，是東施效顰，但世人時常不知道自己天天在做這類蠢事。

如我一開始所講的，我沒說每個人都要打破框架。沒能力獨立思考的人，說要打破框架，等於是東施效顰。問題在於台灣注重考試成績的教育，箝制住很多原本有創造力的人的發展潛力，而塑造出太多沒能力獨立思考的人。這不是說哪種人好不好，而是說這種「不平衡」的狀況已經讓台灣的學術、思想、文化、政治、社會、產業停滯不前很久了。我在2012年寫過一篇，探討台灣科技業所需要的將才都去了哪裡？

這樣應該可以幫助讀者理解報告P.126中這兩段所談到的台灣早年的教育政策的指導綱領，以及無法與時俱進的教育文化所造成的危機：

『在政策上，台灣在產業起步、建立制度階段，採取培養「良好的技術型官僚」的方式，讓技術官僚成為國內產業發展的推手與後盾（彭思錦，2011）；在教育制度上，則依據國內資源的結構，移植國外模式及深化高等教育層級來培育質優努力的人才，以提升國際競爭力；而在產業發展上，則採取技術上倚賴先進發展國家的步驟，以「土法煉鋼」和「買技術」為主（吳泉源，1996）。從歷史脈絡及社會發展過程中，可發現「政府」與「產業」及「高等教育人才」的培養、扶植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依據時代背景所發展策略，曾經造就所謂的經濟奇蹟，使台灣於世界產業鏈中居關鍵的地位，但在全球產業與人才流動劇烈轉變的現在，台灣也因為過去傳統的歷史與結構包袱 ，逐漸被排除於世界分工體系之中。例如全球電子產業供應鏈，曾經「非台灣不可」，但現在中國廠商串起的「紅色供應鏈」，正逐步瓦解「Taiwan inside」的地盤（熊毅晰，2013），這是相當嚴峻且須深刻檢討的議題。』

始作俑者的教育，從小開始的考試和升學，是為了主流文化和價值而服務，而非全體人民。有人說升學要公平，要回歸聯考，要顧及階級流動，都跳脫不出傳統想法的範疇，都沒有跳出框架去思考。如今社會上許多所謂主流的聲浪，在在顯示出主事者受教育的過程中所受到的種種束縛，這不是單指某些個人，而是整個領導階層。而受限於此，又何嘗不是一種無能？

因此，每當我鼓勵政府和業界打破框架的時候，我並不期待成功的創新會立馬發生、改革會馬上見效，除非我們的社會學習到尊重多元和鼓勵創新。我們可能要花上一個世代的時間，才能培養出足夠的開創性人才，需要幾個世代的努力，才能打破思想文化上的框架。但，這件事應該要有個起點，而且是堅穩實在的起點，這必須靠教育文化的改造，而這樣長期的改造工程，你我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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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1】學用落差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2】各界在學用落差上的責任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3】痛定思痛、解決根本問題

圖片來源：flickr@安

本文轉載自合作作者：洪士灝，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上一回談到「各界在學用落差上的責任」，知道這並非單純的問題，而是肇源於封建科舉考試的思想文化，各界根本上只重視學位，不重視學術之用，因而常見因循苟且、便宜行事、得過且過的作為。

想要解決這樣以發展成為系統性的問題，非常困難。如果貿然行事，頭痛醫頭，還可能衍生更大的後遺症。最近看到很多荒腔走板的事，主事者因為急於「滅火」而不擇手段，如果意圖只是堵住如洪水的民意（民粹），而非痛定思痛、解決根本問題的話，那麼如同增設違建來滿足一時之需，讓後來的人在拆除違建的時候更費力。

五年五百億大學卓越計畫，就是這樣一個違建。違建不是沒有作用，卻因此而讓國內各大學無不絞盡腦汁、無所不用其極地為了爭奪這樣的錢，做出一些不像樣的事。我說過，這等於是做了「二桃殺三士」的事，讓學術圈也鬥來鬥去，鮮少有樂意跨校合作的美事，更不願將資源投在需要長期深耕的實務研究和產學合作上，衍生出論文造假、學用落差、產業落後、畢業生出路不佳、學位貶值、學生學習意願降低、產業吝於投資研發，持續惡性循環更加劇學用落差的幅度。

發現問題嚴重到不行，政府開始思考對策，但缺乏大刀闊斧的作為。然而在318青年佔領立法院行動之後，政府急於安撫民心，開始呼籲要重視產學、支持創業。但我在近期的幾次經驗中發現，系統中根本缺乏產學和創業的人才，如果政府希望為了迅速交出亮眼的成績而飢不擇食的話，很可能將重蹈覆轍。例如政府單位為提倡產學合作，如果貿然改以「專利件數」「技轉金額」為補助研究經費的關鍵指標，很可能只是鼓勵虛華不實、合作造假的產學合作，反而讓情況更嚴重。應該要知道，當前產學合作的基礎薄弱，必須慎重其事、實事求是，假以時日才能建立堅實的產學合作關係，很難在短期內藉由大筆資源迅速建立起來，不應該再犯一次「大躍進」式的錯誤。

有人看到這裡，會產生放棄的念頭 ─ 出國去吧，離開鬼島。但我還是抱持一些希望的，否則也不會花時間寫這篇報告。

我們看到資訊科技對於教育和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與社群網路的普及，世界各地興起線上學習、社群共學、個人興學以及民間自發性的促進產學的活動，而產、官、學與個人，應善用此類新興的資源，思考新的做法。如果台灣早日覺醒，善用資訊科技，或許有可能營造出一番新氣象。

所以，我們在後面將從四個層次來理解與探究產學問題，並且設圖提出若干解決問題的方向與作法：

1. 將從時代的變遷以及台灣的產業特性，來分析舊時代產業模式與職能訓練的不足之處，探討政策、產業、學術於現在的定位與未來的發展方向。
2. 從產業結構層次思考，產官學如何建構有利於產學合作共榮、永續經營的生態系統，以提升國際競爭力、造福全體國民為目標，去擬定產學發展策略。
3. 探討高等教育的既有體制與文化中造成產學落差的因素，因應產學需求，改革不合時宜的評鑑制度、導入業界資源的方式、強化產學相關課程與活動、產學合作的發展策略等，同時學校應擺脫舊時代父權心態，居於業界與學生之間扮演協助者、合作者等角色。
4. 從個人層次思考，面對產業的快速變遷以及大環境的不足，學生如何調適個人的學習心態、強化自學能力、規劃職業生涯、放眼國際、善用社群資源、乃至於自主創業。

對應報告原文(P.125~126)：

同時，最近的「泰晤士高等教育」所發表的2015全球聲譽最佳大學排行，台灣大學不升反降，由去年排名51到60區間，跌到61到70名區間。或許意味著靠著獎勵論文發表來爭取排名的作法，即便短期有成，但好比打腫臉充胖子，如果無法獲得學生的認同，亦無法與國家的產業經濟發展共榮，終究難以為繼，反而衍生出許多的後遺症，包括論文造假、學用落差、產業落後、畢業生出路不佳、學位貶值、學生學習意願降低、產業吝於投資研發，持續惡性循環更加劇學用落差的幅度。隨著五年五百億大學卓越計畫的退場以及少子化與學位貶值對招生所造成的影響，各大學要如何維持榮景?如果大學僅僅倚賴政府的補助，無法爭取與善用民間資源，如何從上述惡性循環中脫身?

長久以來台灣的產業界、政府與產學相關的單位（教育部、科技部、經濟部）、大學院校與系所主管，乃至於教授與學生，缺乏對產學問題通盤理解的能力與經驗，使得在試圖解決產學問題的過程中，各界缺乏共識，難以提出具體有效的方案，而陷入形式主義以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近利的窘境之中。例如政府單位為提倡產學合作，如果貿然改以「專利件數」「技轉金額」為補助研究經費的關鍵指標，很可能只是鼓勵虛華不實、合作造假的產學合作，反而讓情況更嚴重。應該要知道，當前產學合作的基礎薄弱，必須慎重其事、實事求是，假以時日才能建立堅實的產學合作關係，很難在短期內藉由大筆資源迅速建立起來，不應該再犯一次「大躍進」式的錯誤（洪士灝，2015年3月25日）。

由上可知，人才、教育、政策、及國家競爭力間存在著密不可分、唇亡齒寒的關係，而弭平學用落差和提升產學合作，絕對不是產官學單一思維、單方向能夠解決的事。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與社群網路的普及，世界各地興起線上學習、社群共學、個人興學以及民間自發性的促進產學的活動，而產、官、學與個人，應善用此類新興的資源，思考新的做法。因此，本章試圖從四個層次來理解與探究產學問題，並且設圖提出若干降低產學落差與強化產學合作的方向與作法：

第一節將從時代的變遷以及台灣的產業特性，來分析舊時代產業模式與職能訓練的不足之處，探討政策、產業、學術於現在的定位與未來的發展方向。

第二節從產業結構層次思考，產官學如何建構有利於產學合作共榮、永續經營的生態系統，以提升國際競爭力、造福全體國民為目標，去擬定產學發展策略。

第三節探討高等教育的既有體制與文化中造成產學落差的因素，因應產學需求，改革不合時宜的評鑑制度、導入業界資源的方式、強化產學相關課程與活動、產學合作的發展策略等，同時學校應擺脫舊時代父權心態，居於業界與學生之間扮演協助者、合作者等角色。

第四節從個人層次思考，面對產業的快速變遷以及大環境的不足，學生如何調適個人的學習心態、強化自學能力、規劃職業生涯、放眼國際、善用社群資源、乃至於自主創業。

第五節歸納總結本章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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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1】學用落差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2】各界在學用落差上的責任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4】技術官僚的養成教育

圖片來源：flickr@安

本文轉載自合作作者：洪士灝，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上一回談到如果要深究學用落差的話，家長、學生、教授、政府、業界都有責任，所以這回我們來快速檢視一下各界的責任。

家長和家庭教育是教育的起點，在進入學校教育之前，對小孩的人格發展影響最大的就是家庭。而進入學校之後，家庭教育仍舊是關鍵。然而，台灣的家長最大的迷思之一，就是擔心在意學校成績，遠多於人格的發展。

剛好昨天有位台大電機的學長談到為了教育小孩，這五年來辭掉工作擔心煩憂的故事，所謂天下父母心，然而在關心孩子的同時，卻不見得真的懂孩子的「特性」。他的女兒因為國中成績敬陪末座，在學校很不愉快，進而開始「學壞」，甚至厭世。送到昂貴的私立學校，在家裡教她，也沒有效果，只有更多的爭執。

正當情況糟糕到不行，因緣際會，女兒接觸到美術，產生了報考美術班的念頭。後來竟然發現，女兒有著「圖像式的記憶」- 在素描時，只要看一眼，就能連細節一起畫出來。但是在腦袋似乎少根筋，無法像常人般用邏輯思考解數學題目。找到特性後，很快就學會畫畫，考上美術班之後，彷彿在另一個世界優遊自在。

除了找到特性之外，家長和學生還需要共同規劃未來的道路，同時各自負擔一部分的責任。然而，當家長忙著賺錢，學生忙著應付考試的時候，誰有時間來做這件事？但有捨才有得，如果沒辦法抽出時間來做這些規劃，學習負責任，那麼到了大學，仍舊只知道讀書考試─很多家長希望子女考公職，謀個安穩的工作，但其實出路有很多，只要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路。

我想到「行行出狀元」這句話，除了用來鼓勵學子從事各種職業之外，更重要的是成為該領域的佼佼者。吳寶春是最近常被提到的例子，其實這樣的例子可以有很多的 — 前提是在源頭的家庭教育上多一些開放性和開創性的思考，搭配上體制內和體制外提供的多元化發展管道（學界和政界的責任），以及業界精益求精、重視品質而提供相對的報酬（業界的責任），就有希望讓某些行業經營得宜、蓬勃發展。現代狀元的標準，不應該是會讀書、高學歷，而是以具體對社會做了什麼貢獻來去評論一個人有沒有「用」。

接下來快速談談學界的責任。在我的想法裡，學術界應該是多元化，提供支持上一段所談到各行各業發展的關鍵教育與研究。然而台灣的學術界，一直受政治力影響而蒙上一元化的陰影。政府想推動特定政治意圖，很直覺地想到要「動員」學校的資源，而動員的機制則往往是很粗糙、虛偽，乃至於蠻橫、廉價。我想，政治力和政治意圖的過度介入，這是台灣的大學改革會淪落到今天這般的地步的最大元兇。

而且，當情況已經很糟糕了，學術界還缺乏共識。有些人在象牙塔裡面，覺得外面的紛紛擾擾與他們無關；關心產學議題的教授們，在過去這些年論文掛帥的學術評鑑風潮中被打入冷宮；此時此刻，誰說話有份量？清大彭明輝教授在部落格上罵的很兇，雖然我不見得完全同意他的主張和論法，但我尊敬他作為一個學者的風骨，或許有人會說學界中人做這樣事不只是不務正業，狗吠火車、無濟於事，但我想這應該算是「愚公移山」之類的事，而且社會上需要多一些愚公。

當前學界、政界、業界對於學用落差的責任，一直在互踢皮球，沒有具體可行、大規模的解決方案。我參加過一些官方色彩的研討會，大部分都只能談論到一些頭痛醫頭的改進措施，但對於許多積弊已深的問題，主持人幾乎只能說牽連甚廣、茲事體大、缺乏資源而束手無策。

我想，在當前「卡關」的情況下，除非有奇蹟，否則短期間不可能有全面性的解決方案。最近有人開始以希臘的困境比喻台灣的未來，政府不可能持續大規模補貼學界做世界一流但與國家發展和人民生計無關的研究，也不可能持續大規模補貼業者做他們原本應該自行負擔的成本和風險。因此，學界應反思自身的教學研究的價值，而缺乏競爭力的業界應當淘汰或轉型，及早朝有未來性的特定領域投入研發資源，而政府應該改變投資的思維，提昇資源鏈結、經理的能力和層次。政府切莫昧於民粹而濫投資源，唯有務實慎選個案並且作出成績，才會讓人民有信心。

業界自身的問題很多，即便有關心學用落差的問題，或是想做些產學合作，往往也不知從何入手，這有一大部分是業界的問題。有些業界進步或變遷很快，如果不主動讓學校知道業界的需求，學校在回應業界的需求上，自然會很緩慢。在獨尊SCI的歲月裡，我跟業界人士說，你們可以做的事很多，第一，去跟政府反應，不然學界只在乎教學生寫論文；第二，提高聘用「專業能力」的學生的起薪，否則學生在校修營養課程，就業前準備面試題目就行了；第三，主動與學校做產學合作。

如果大家都盡到自己該盡的責任，我想在過去這些年應該不會如此沈淪，但或許需要一些教訓，才會讓這個社會省思該怎麼做。

對應報告原文(P.124~125)：

然而學界並非普遍認同這樣的批判和期許。部分學界人士從學術本位的觀點，採取「理論（大學教育）」與「實作（技職教育）」分離式的思維，來進行回應，指出「學用落差是種必然現象」（李嗣涔，2013）、「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盧宸緯，2009；張舒涵，2011），除將責任推給業界，認為「適合大學生的工作僅四成」（自由時報，2014），且抨擊「業界無法善用人才，致人才外流」（曾嬿芬，2014）。雖然也有部分學者試圖針對大學政策與教授評鑑制度進行檢討，如清大榮譽教授彭明輝指出「評鑑制度導致台灣學界與社會與產業發展脫節」（彭明輝，2011年4月28日），輔大戴伯芬指出「是高等教育擴張失控與資源誤置，應建立大學退場機制」（戴伯芬，2015；聯合晚報午後熱評，2014年12月30日），但眾說紛紜，仍難以達成消弭產學落差的共識，更不用說找出適切的解套方案。

政府為因應產學間的落差狀況，提出以「鬆綁升學主義」為目標的教育改革、協助畢業新鮮人就業的「大專生企業實習」政策（俗稱的22K方案） （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2009） 、「學用合一」（吳淑媛，2014）、「縮短學用落差」（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2014年5月30日）等計劃，但這些治標不治本的措施，除了難以消彌升學主義與文憑主義，更造成文憑通貨膨脹、高學歷高失業、技職院校大學化、畢業起薪降低等狀態（李政釗，2010；天下雜誌，2012）。

雖然政府與學界已逐漸意識到產學落差對社會的嚴重衝擊，也提出若干政策，然而各界仍舊認為大學教育品質及就業環境逐年在惡化中，因此造成人才的外流。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2014年「IMD世界競爭力年報」（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及「國際人才評比報告」指出，在60個受評國家中台灣競爭力排名第13，較前年下滑2名（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年5月22日），而人才競爭力排行27， 是5年來最差的成績，顯示出我國人才外流、或外來人才不易進入的嚴峻情況，也呈現產學落差所造成的影響，不只反應在青年失業率高、業界招不到合適人才、與學用不符上面，同時也反映在國家競爭力表現上。中學生出國的人數增加，也意味著對於國內的高等教育和就業環境失去信心（人間福報社論，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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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1】學用落差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3】痛定思痛、解決根本問題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4】技術官僚的養成教育

圖片來源：flickr@安

本文轉載自合作作者：洪士灝，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學用落差」這個名詞在這幾年時常被提及，主要是因為很多拿到學位的人找不到的好工作，所以大家開始有此批判。但仔細想想，難道「學用落差」真的是這麼新鮮的東西嗎？

古代的學用落差才嚴重呢！請問熟讀四書五經、善寫好文好詩，對於真正的經世濟民的工作有什麼幫助呢？考上狀元，就有官做，仕途要順，要巴結長官才行，這些我們在「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這類諷刺讀書人的小說就可以看得清楚，中國古代的教育體制，完全不存在「學用落差」的議題，因為朝廷只在乎能否把持政權，讀書人只要乖乖的幫朝廷管束人民、不造反就好，根本不在乎他們有沒有實際用處。

時至今日，有多少人的意識型態還是類似上述的古代人？四十多年前，當我還小的時候，也就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九年國民教育在1968開始實施，那時候我們的長輩，受過中等教育的都不多，更不用說高等教育了。但大多數的長輩，即便沒念過書，不知道念書有什麼用，也希望子女好好念書；即便自己辛苦，也要供養子女念大學，為什麼呢？說穿了，他們的意識型態就是古代的考試科舉，只要上得了大學，就有機會翻身。

那時候，有很多家長和學生根本搞不清楚科系的差別，這似乎也不重要，只要照著去年的聯考志願序一路填下來就行了，有的偏好台大，就先填台大的科系，不然就是填離家近的，很少人在高中的時候真的搞懂自己適合的科系。連我的同學鄭文燦這麼聰明的人，當年也是進了台大電機之後，才知道不適合，到大三才降轉到社會系，所以你說有多少人在填志願根本沒有深入研究？

這類「沒有深入研究」的狀況，在十多年前的過去幾十年，就像在古代一樣，不是什麼問題，因為大學畢業生少，所以當年我們說大學是「由你玩四年」（ university的諧音），只要拿到學位，就有工作，所以沒有人談什麼學用落差。

當時的業界，跟今天的相比，也真的比較不在乎「大學」教些什麼。反正所需的知識不需要太多，技術的門檻相對低，所以業界花點時間訓練這些素質不錯的大學畢業生，也沒太多的怨言。但是對於中階勞工的職業訓練，他們比較在乎學校的訓練，因為他們需要即戰力，但那些需要反覆訓練的專長，例如電工技師和會計員，不可能短期間訓練出來。

到了現在，大學畢業生到處都是，業界把大學畢業生當成上述的中階勞力，希望有即戰力，但家長、學生、教授、教育部對於「大學」的看法和作法，很多似乎還是停留在舊時代。如果不是經濟狀況糟糕到一定的程度，誰會在乎學用落差？

那既然在乎的話，這是誰的責任？中肯地說，家長、學生、教授、政府、業界都有責任。如果讀者不能全面看到這點，很容易從我後面要講的東西中斷章取義，那反而是可能做出瞎子摸象、互推責任的蠢事。至於如何從各界的角度和各個層面去看待今天所謂的學用落差，就是這個研究報告所嘗試要探討和分析的議題。

白話版「降低學用落差與促進產學合作 」系列之1

對應報告原文(P.124)：

華人社會中「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文化，以及多次教育改革及廣設大學的政策（李政釗，2010），使得大學成為台灣的現行教育脈絡下與職場銜接以及階級流動最主要的窗口。倘若依此推論在大學錄取率超過100 ％（蔡明學，2007）之後，職場銜接的成功比例應可大幅提高，但實際的結果卻是許多學生上了大學，卻無法順利銜接至業界。我們可看到近年的非學術性論述中，對此大加韃伐，將這樣的落差結果歸因於：家長和學生盲從於升學主義而忽略社會與產業實質需求，教育體制內對生涯發展及就業輔導的忽視，使得學生喪失課本以外的生活能力（范疇，2014）以及對就業的準備不足（Career雜誌，2014年3月25日），同時也產生就算能進入職場但離職率也高（李健鴻，2011）的現象，對此業界大聲疾呼「弭平學用落差」，希望學界培養能為業界所用的人（臧聲遠，2007）。

原版報告可在此下載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2】各界在學用落差上的責任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3】痛定思痛、解決根本問題

【學用落差與產學合作系列4】技術官僚的養成教育

圖片來源：flickr@安

本文轉載自合作作者：洪士灝，未經許可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