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高職學不到的技術 Maker社群做到了!

 

剛開始有一群人,他們需要的工業商品規模不經濟,於是自己起來DIY,自己替自己客製化。結果,發現DIY的過程能夠獲得內在善,這股內在善甚至超過產出的外在善(經濟價值)。於是,開始不只為了實用價值DIY,更為了”爽”而DIY。

這群為了”爽”而DIY的業餘人士,在台灣的過去十幾年,先是以高價的遙控模型為中心聚集,因為高價所以人數不多。但在最近幾年,由於物美價廉中國製零件和技術快速擴散,人數突然大幅成長,並在吸收西方車庫文化之後,逐漸形成現在的Maker社群。

Maker社群的壯大,甚至到了一度給專業人士打臉的程度。世界知名的廣告公司奧美,就曾經於2013年在台灣徵求「Arduino 互動設計師」一職,但該職位的工作內容其實是需要具備廣泛的嵌入式系統知識與實作能力,並非一定要用Arduino這種工具,Arduino只不過是Maker社群最常用的微電腦開發版。雖然此事只是廣告公司試圖跨領域徵才時,由於不了解所鬧的小笑話,卻是台灣Maker社群向民間掌握技術話語權的重大里程碑。

正式的技職體系理應可以掌握技術話語權,但是三個因素,使得業餘人士更強、專業人士更弱,漸漸消弭了專業與業餘之間的鴻溝:

  • 高職筆試掛帥風氣下的技術崩壞。
  • 資訊流通發達,知識更容易取得。
  • 美術、音樂、歷史、地理等博雅教育科目為了增加教師缺額,搶食工業高職的上課時數,於是先被犧牲的,就是原先佔時數最長、耗經費最多、老師同學都感到最辛苦的實習課。

結果,原本要培育技術人才的技職體系,就只是讓大學生提早三年讀專業學科;技職體系的教育目標,反而學校外的Maker社群做到了。

你問我,這落差再怎麼小,好歹也關在學校念了三年的工業高職,有這麼容易被業餘超過?我這幾年在學校當實習課助教,帶的大部分是統測高分的電機電子群畢業生,扣除高中畢業者後樣本數約65人,多的是連三用電表都不會用、LED分不清楚極性、焊個DIP電路一堆冷焊也敢交差;他們學過基本電學,有節點概念,但是看到實際電路卻完全不會應用。以上這些只是小問題,很多有心的業餘Maker都能輕易克服,但是對電機電子群高職生來說,只不過是高一就該熟悉的「豆知識」。理應要更專業的一群人,卻做得很落漆。

甚至,前年得知台北市某市立高職資訊科不教8051了,改教更速成、卻離業界人才水準更遙遠的Arduino;另一間市立高職的電機科用積木化的NXT在做專題。這表示Maker社群文化正在反噬工業高職。

還不只是如此,角色正在互換中。當下Maker社群越來越精進,朝著工業高職教育目標前進,甚至單兵技能因跨越科系藩籬而更加全能;工業高職越來越墮落,不管老師還是學生,上課只要舒服就好。

大概除了修車、化工這種設備成本高的技能還沒有被Maker社群攻下,機械製造在不需要精度和強度的小量市場已經被3D列印打下,至於電機電子群能不被Maker追過得還剩多少?我懷疑連一半都沒有。

以下是我擷取的今年統測專業科目考題:

出處

[jumbotron]

104年 統測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專業科目(二)

39. 下列關於軟體使用功能的敘述,何者正確?
(A) Word軟體可以用於編輯動畫
(B) FrontPage軟體常用於文書處理
(C) 若在PowerPoint軟體中把簡報檔存成 . pps,就可用來直接播放該簡報檔
(D) Dreamweaver軟體常用於影像處理
[/jumbotron]

這是今年的題目,不是十幾年前的。2015年考這種題目來決定高職生升學,難怪Maker社群要把自己和學校劃清界線。雖然前者的教育目的偏向社會本位、後者幾乎是個人本位,但以從事的活動來看,「當今的Maker社群」幾乎就是「過去的工業高職」。

 

本文轉載自合作作者:林高遠,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卡在法令!台灣第一所 藍帶分校無法招生

 

作者:王一芝

攝影:遠見資料

2015年6月10日,高雄餐旅大學盛大舉辦藍帶廚藝卓越中心落成典禮。當天熱鬧非凡,盛況空前。除了高雄餐旅大學校長容繼業、法國藍帶國際學院總裁安德烈君度(André J. Cointreau),教育部、地方政府的官員和從法國藍帶學院畢業的台灣校友,幾乎全員到齊。原因很簡單,這是台灣第一所藍帶分校。

在全球餐飲界,很少有人不知道1895年成立於巴黎的藍帶國際學院(Le Cordon Bleu)。有人比喻它就像「餐飲界的哈佛大學」。

藍帶學院的授課老師,都來自米其林星級餐廳,或在重大廚藝比賽勝出的廚藝大師,許多從藍帶畢業的學生也都成為知名主廚,甚至是美食節目主持人或美食家等。

也因此,120年來,每年有超過兩萬個學生,爭先恐後擠進已在五大洲、共20個國家開設的50多所藍帶分校,想要跟大師們學廚藝。只要在藍帶學院拿到修業證書,那麼,無疑幫自己的職涯鍍金。

落成典禮結束後,高餐藍帶廚藝卓越中心首任總經理蘇國垚,領著一大票遠道而來的貴賓,參觀才剛完工、隱約還聞得到油漆味的新教室。

 

一班收16人,三個月18萬元

當時蘇國垚驕傲地說,未來將延聘兩位專長廚藝和烘焙的法國藍帶名廚來台,搭配多位各國籍老師,全程英文教學,一班只收16人。

他指著全新的五間國際標準烹飪教室說,不同於一般廚藝教室三至四位學生共用一個廚台,每位到高餐藍帶進修的學生,都能奢侈地擁有一個廚台,實作機會比別人多。

過去,台灣人若到法國藍帶學院進修,光生活費一年就得上百萬,但在高餐,一期三個月只要18萬起,費用省很多。因此吸引許多人打探消息,準備去報名。

「聽到藍帶來台開分校,突然覺得離夢想好近,」一位從接觸烘焙開始,就把到藍帶廚藝學院進修當作終極目標的網友說。

誰知道,原訂第一期於2015年秋季開班,預計招收64位學生,卻至今空蕩蕩。

眼看農曆春節即將到來,高餐藍帶卻始終只聽樓梯響,遲遲不見對外招生。上高餐藍帶官網,映入眼簾的仍是那排紅字,「目前課程尚待核准中,確切課程內容、費用和招生日期將再行公告。」

 

2012年簽約後難題重重

跟多年前世界麵包冠軍吳寶春無法報名國內EMBA班,逼得他只好到新加坡上EMBA一樣,問題卡在現行法令限制。

第一個限制是,外資無法在台灣設立分校。所以,高餐與藍帶學院合資成立公司,打算以補習班名義招生。

但另一個問題又來了,這一次,卻無論如何也過不了。

根據勞動部為了保障本國勞工就業權益,在「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明文規定,補習班聘外籍老師,只能教語文,不能教技藝。

但,要兩個巴黎來的米其林星級主廚,不教廚藝,改教法文,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法令就像緊箍咒,身為藍帶學院靈魂的外籍老師拿不到工作簽證,根本開不了課,至今仍耗著。

就連高餐也沒想到,本是餐飲界期待的美事,自從2012年和藍帶簽約後,難題就一關一關接踵而來。

由於雙方各出資50%,但高餐必須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找不到對外合作開辦事業的前例。再來,依「公司法」規定,公司股東必須具法人或自然人身分,可是高餐兩者都不是。

好在高餐從校務基金條例中找到解釋,讓高餐和藍帶的合作師出有名,讓藍帶先在台灣開辦公司,高餐再入股,這樣才解決問題。

 

立案規範,比照補習班辦理

另外,雙方協議,由藍帶負責軟體,像是廚藝課程和師資,高餐則統包硬體,例如行政、招生和場地,尤其是教室,必須符合藍帶需求。

對高餐來說,這又是一筆龐大支出。正好當時從教育部「雙星計畫」和「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爭取到了1億,就像一場即時雨,才能讓工程動工。

歷經兩年,好不容易竣工,但是沒想到落成典禮後,團隊才獲知,新建築雖然適用於學校,卻不符合補習班規定,因為政府對補習班的規範比照八大行業,比學校嚴格好幾倍。

沒有第二條路,只有再次動工修改。先是排風,再隔間,還要申請和高餐不同的門牌號碼,因為補習班無法和他人共用門牌。依照規定,必須讓消防局、建築師公會及建管單位勘驗完畢,取得使用執照之後,才能向地方教育局申請補習班立案。

「高餐藍帶無法如期對外招生,主要卡在尚未取得使用執照,」教育部技職司專門委員張嘉育說。

接受《遠見雜誌》採訪前,她特別去電高餐藍帶了解進度,目前消防局、建築師公會已驗收完畢,只剩下建管單位,順利的話,2016年初就可以取得使用執照,再拿使用執照向地方教育局提出申請立案,「由於教育局還得安排現場會勘場地、設備等,又卡了一個農曆年,應該要到2月底才能拿到立案證書,」曾在高雄市教育局服務的張嘉育對流程十分清楚。

 

有外籍管理職,也不能對外開班

但是,繼續詢問張嘉育,就算拿到了補習班的立案證書,那兩位2015年2月就已經飛抵台灣到任的巴黎藍帶外籍老師,還是不能合法在台灣合法開班教授廚藝啊?

「沒有那麼難啦,」張嘉育強調,「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11款也有明定,如果因工作性質特殊,對公共建設或社會經濟有助益,國內缺乏這種人才,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就可以放行。

她信心滿滿地說,只要高餐藍帶順利拿到補習班立案證書,教育部便可立即協助突破法令,「還滿樂觀期待的。」

但是,相對於教育部,高餐藍帶團隊卻不敢樂觀。因為他們早已私下請教過勞動部,得到的答案是「第11款並不適用」。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主任邱月雲指出,不適用於高餐藍帶的原因是,他們聘雇的外籍師資屬於白領階級,只能適用於第46條第1到7款,第8款以後的法規是針對藍領工作制定。

她進一步說明,除了技術性聘雇,身為外商投資的高餐藍帶,也可以向勞動部申請外籍經理人聘雇。高餐藍帶也早在2015年4月遞交申請,成功取得一個外籍管理職名額。不過有但書,這個人可以對內進行教育訓練,「但絕對不能對外開班授課,」邱月雲申明。

不用等教育部去函勞動部,她這番話似乎已提前宣判破局。

 

若是推廣中心,就能聘外師

很多人不解,國內不管公私立大學都聘任不少外籍教師,為什麼高餐藍帶就是沒辦法?關鍵就出在高餐藍帶不是學校,而是補習班。

教育部技職司專門委員張嘉育也說,如果當初高餐是以推廣中心的模式,開設藍帶廚藝課程,事情就不至於這麼複雜。

因為根據「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3款第1目,公立或經立案的私立大專以上學校,都可以聘任外國教師,本來就有法源依據。

那麼,當初高餐為何不這樣做呢?據了解,是法國藍帶不肯。原因很簡單,一旦採用推廣教育制度,就代表由高餐主導,藍帶所有的教材及教學方法,都要先經過學校核定,最重要的是,招生收入都歸屬學校,屆時拆帳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錢一旦進入學校,就拿不出來,因為學校沒有理由把收入白白送給別人,」一位熟知內情的人士分析,合資設公司對雙方才有保障。

看起來,目前高餐藍帶唯一的解套方式,只能期待「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順利通過。通過後,外國大學就可以來台設立分校、獨立學院,或和國內學校合作辦學,課程和師資都更有彈性,還能夠授予學位,而不只是學分,高餐藍帶目前面臨的所有困境,統統可以迎刃而解,甚至還能一併解決陸生和外籍生來台就學的問題。

 

一等再等,1000萬資金將罄

高雄餐旅大學校長容繼業期望,高餐藍帶不僅招收台灣學生,也將招收全亞洲懷抱「藍帶夢」的學生,不但成為亞洲餐飲人才的搖籃,還能幫台灣賺進大筆外匯。但是,「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要等到哪一年才會通過啊?

日子一天天過去,高餐藍帶廚藝卓越中心最初投資的1000萬,也快要用罄。每個月光人事費用就將近100萬,資金壓力逼得蘇國垚不得不在2015年8月向巴黎藍帶再度開口要求增資。

還好,2015年11月的董事會,高餐和藍帶雙方已成協議再增資,但能不能撐到「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通過,誰都不敢保證。

12月初,法國藍帶國際總裁飛抵高雄開董事會那一天,教育部長吳思華剛好到高雄參訪幾個技職學校,順道造訪高餐藍帶。

法國藍帶國際學院總裁安德烈君度親自為吳思華和教育部官員導覽,感慨於教室內高檔新穎的設備,卻空蕩蕩看不到一個學生,忍不住向吳思華請託,希望他協助解決。據在場人士表示,當時吳思華部長只是笑笑,顯然連他也束手無策。

近幾年,教育部不斷鼓勵國內學校與國際接軌,不管是交換學生,或海外短期進修,目的不外乎擴展學生的國際視野,現在外籍老師送上門來,學生不必遠渡重洋,卻卡在法令限制而開不了課,這豈不是貽笑大方,成為國際笑柄?

 

【高餐藍帶 廚藝卓越中心】

股東: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負責硬體)、 法國藍帶國際學院(負責軟體)

資本額:1000萬(高餐50%、法國藍帶國際學院50%)

時程:2012年簽約、2013年動工興建、2015年6月完工

建築物:五間國際標準廚房烹飪教室、三間一般教室、兩間示範教室、一間書店、咖啡廳、物流室和更衣室

學費:九個月75萬元

課程:兩位法國藍帶名廚全英文授課、小班制 (一班16人)、將巴黎藍帶學院課程原汁原味搬來台灣

總經理:蘇國垚

招生時間:確切時間尚未對外公布

 

圖片來源:遠見雜誌

本文轉載自合作媒體:《遠見雜誌》,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105大限到 陳振遠呼籲公立大學全面減招

 

文/陳曼玲

攝影/王錦河


時限不斷進逼,令大學聞之色變的「105大限」今年終於到來,大一考生即將銳減5萬名,大家都等著看大學是否真的會出現倒閉潮。六年前曾在《評鑑雙月刊》提出「105大限」警告的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長陳振遠接受本刊專訪,再次挺身呼籲政府立刻下猛藥,全面減少各公私立大學招生名額,破除國立大學「絕對學生人數」的迷思,並且規劃公立大學教師優退配套方案,否則今年恐連倒25所大學,到時「屍橫遍野」,就算換人執政也無力回天!以下是專訪內容。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校長 陳振遠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長陳振遠六年後再次呼籲政府全面減少各公私立大學招生名額,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圖/評鑑雙月刊)

 

今年恐連倒25所大學  速下猛藥才有救

問:少子化海嘯即將來襲,教育部已提出六年之內大學必須減至100所,您如何看大學整併?

答:大學整併對臺灣的大學是個must,日本與歐洲國家也都在進行大學整併,大陸更早起步,因為學校整併後規模變大,資源更集中,競爭力就提高,世界排名也上升,所以教育部力推「公公併」是正確的方向。但國立大學一定是找辦學績效旗鼓相當的學校整併,若併校之後整體招生名額不減,對於減緩大學倒閉潮將無濟於事,屆時招不到學生的後段私立大學還是會倒閉。

 

問:身為國立大學校長,您贊成辦學良好的國立大學與辦學不佳的私校一起減招嗎?

答:坦白說,我這樣主張對不起自己的學校與所有國立大學,但站在整個國家的立場,國立大學不能不顧後段大學的死活!18年前虎年出生的孩子今(2016)年就要進大學,考生人數一下子少掉5萬多人,平均減幅超過16%,而現在全國有159所大學,以最簡單的方法計算,減少16%就相當於有25所大學完全招不到學生,你可想像這情況有多嚴重!

目前全國只有2所大學退場,後續工會抗議、老師提告、民怨沸騰等問題,到現在都還無法解決,接下來若一次倒掉25所學校,大家可以想見將會釀成多大的社會風暴!政府今年必須立刻下猛藥處理,否則就算換人執政,神仙也難以解決這麼棘手的問題。

 

公私立大學同步減招  公校減幅可低於私校

問:減少國立大學名額是否不符合民意對於提高公立大學入學機會的期待?

答:既然整體出生人口減少16%,各大學通刪錄取名額16%就是最公平的作法,但輿論一定會有反彈。我認為若只有私校減招,公立大學都不動,將使公立大學的錄取率飆高太多,建議政府採取公私立名額都減、但私立大學減額比例高於公立大學的作法,例如全部私立大學減招16%、全部公立大學只減招10%,則雖然公立大學名額減少,但因為私立大學減得更多,公立大學的錄取率其實不降反升,還是可以達成社會對於提高公立大學入學機會的期待。

換個角度分析,假設目前全國排名前1%的學生可以考上臺大,如果少子化後臺大核定名額不減,說不定屆時前2%的人都可以進臺大,本來考不上的現在都進去了,這樣社會可以接受嗎?學生素質應該也是大學少子化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因此,我們應該打破公立大學招生名額維持「絕對人數」的迷思,因為分母(考生人數)已經大減,若分子(核定名額)也減少一點點,考上一流大學的機率不僅不會維持現狀,反而將逆勢上升。

政府千萬不能小覷20幾所大學一次倒閉所累積起來的民怨,到時若大批失業學者一起走上街頭,反動的力量勢必比收費員與關廠工人抗議來得更大,整個社會也將付出更大代價。我認為,國立大學應該體察大局,拿出社會責任,展現希望社會安定的作為,與私立大學同步減招,否則社會動盪不安,政府必須將預算用在救急,到時公立大學的經費資源也會被排擠,無法到位。

 

減招只能短暫應急  之後須汰弱扶強發展特色

問:減少招生名額就能避免大學倒閉嗎?

答:不能完全解決,但今年少子化的衝擊就像騎車下陡坡這麼快,如果不踩一點煞車,一路高速衝撞下坡,請問誰受得了?至少這個方法可以暫時踩一下煞車,不會一次倒掉這麼多間。接下來就要想辦法汰弱扶強,留下一些強的,並讓弱的學校慢慢轉型。既然大學有這麼多博士,為什麼不能自己想辦法賺錢,開創新財源?目前教育部推出特色大學計畫,將未來的大學分成「國際特色」、「學習創新」、「專業特色」、「產業研發創新」、「區域創新整合」幾類,我認為是大勢所趨與正確的方向。

過去有人主張大學分類評鑑,但大家都不願意被貼上「非研究型」的標籤,建議未來可透過計畫申請的方式,學校若一開始不清楚自己符合哪一型,可以同時申請不同類型的計畫,哪一件通過的經費最高,就選擇哪一型,若都沒有通過,可以下次準備好再重新申請,如此一來,各大學就會慢慢找到適合自己的歸類,往自己的特色集中發展,慢慢轉型。

而將來大學評鑑的指標也可有所不同,例如屬於國際型大學的類型,評鑑時當然須側重國際交流成果;若是地區型的大學就不必看國際交流,社區型的大學則不需要評估產學合作項目。

 

避免後段私校變「僵屍大學」  政府應與董事會進行債務協商

問:如此可以協助招生岌岌可危的後段私立大學改變體質嗎?

答:若學校數量沒有減少,真正有問題的學校還是救不起來。前經濟部長施顏祥曾經在一場大學少子化策略諮詢會議上提到,從產業觀點看,大學少子化是「產能過剩」與「產能供過於求」的問題,解決之道就像面板產業一般,只要關掉幾家,剩下的就可以活得很好。

所以我還是建議短期應急的方式是要讓公私立大學同減核定名額,因為私立大學也有好的前段班,不能讓他們活不下去。但為了顧及社會觀感,並且提升弱勢學生念國立大學的機會,國立大學招生比例不要減得比私校多。這樣至少可以讓私校多爭取二、三年的時間,趕快調整轉型,不要讓衝擊力道太急太快,否則一下子屍橫遍野,政府無法處理,社會也無法容忍。

長期來看,政府必須比照金融重建基金的模式設立「教育重建基金」,與私校董事會進行債務協商,讓董事會至少可以拿回一點點成數的資本,以鼓勵後段私校儘速退場,剩下的資產則可歸公並資遣教職員。

有人質疑私校董事會是公益性質,怎麼可以讓他們拿錢進口袋,這樣社會觀感不好;但問題是這些董事會如果真的完全為公益,老早就可以退場,為何到現在還不肯走?因為一毛錢都拿不回來,全部校產都得捐出,所以大家寧可慢慢耗。但是拖得愈久,窟窿愈大,愈難處理,若變成金融業所說的「僵屍銀行」(Zombie Bank),最後政府還是得出面收爛攤子,那麼何不早點壯士斷腕?難道要等到學校都死光了,棺材一具具浮出來,社會觀感才會比較好嗎?

 

公立教師提早優退  帶動私校教師階級流動

問:教育部正在為私校教師媒合到產業界找新出路,您的看法如何?

答:真正有本事的教師大概都能自己進入產業界,不需要政府媒合,出不去的可能就是人文社科領域、較無產學機會的教師,他們的專長就是教書,業界也未必需要他們。

建議政府應該改變思維模式,提供配套措施,以較高的退休金鼓勵國立大學教師提早優退,且優退的公立教授不得再進入私校,讓私立大學教師可以流動至國立大學,流浪博士就有機會進入私校任教,帶動教師的階級流動,教育活水才會起來。至於優退的國立大學教師,可以轉到私立民間機構服務,因為民間機構與公立大學接軌較容易。

 

問:最後請談談大學的創新。教育部鼓勵大學創新轉型,第一科大定位為創業型大學,其他學校若要走這條路,您有什麼建議?

答:第一科大以邁向國內第一所創業型大學為目標,培養學生具備創新的特質及擁有熱忱、投入與分享的創業家精神,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及創業能力,課程的特點是讓學生紮根在跨領域學習,包括大一必修「創意與創新」課程,且採跨領域上課,各系學生全部打散,與其他科系混班學習。

經由指導老師的訓練以及企業方式的培育,有些一年級學生真的提出許多好點子,展現創意的思維模式。訓練學生需要很長的時間,學校以學生為主軸,提供「創夢工場」的場地,讓他們慢慢磨,不急著看到具體的創業成果。創意發想真的快不得,不能讓老師一口一口餵你吃,必須自己思考問題,否則交出來的就是老師的東西,沒有紮根在自己身上,出去之後便無法獨當一面。老師必須放手,讓學生自己去嘗試。

尤其關鍵的是,大學應該鼓勵學生放膽去做,就算錯誤與失敗也沒有關係,一定要能體會失敗、忍受失敗的過程。號稱矽谷搖籃的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也是如此,不但讓學生跨領域學習,而且不斷經歷失敗,因為愈早失敗,成功機率愈大。

 

問:您認為其他大學可以複製第一科大的創新模式嗎?

答:每個學校都應該發揮自己的特色,不要鸚鵡學舌。創業是一個概念,學的是創業精神與創業技能,至於該在哪些領域創新,各校可以自己發想,找出適合自己的路。

 

圖片來源:評鑑雙月刊》第59期

本文轉載自合作媒體:評鑑雙月刊》第59期,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德國、瑞士職業教育考察日誌(ㄧ):人盡其才

 

9月21日清晨,立法會代表團飛抵德國法蘭克褔,開始我們考察德國和瑞士職業教育之旅。第一日行程給我的感覺,是職業教育的重要在於人盡其才。德國不論政府、企業、工會、學校,對於職業教育均非常有承擔,這是造就德國職業教育成功的關鍵。

 

重視實踐的職業教育

這一日我們考察了兩個機構,早上一間公立職業訓練學校,下午則到訪法蘭克褔的工業園 Industriepark Höchst 中的私立職業訓練機構,兩者都令我們眼界大開。

我們接觸了幾批學生。其中一批是修讀銀行課程的年輕人,表現有禮、斯文大方。他們大都讀過文法高中的課程,有機會升讀大學,但他們最終決定轉到公立職業學校修讀銀行的相關課程。他們每星期有兩日回校上課,其餘三日則到銀行上班。由基本的接待工作開始,逐步涉獵其他深入的工作範疇。他們告訴我們,在工作中獲得很大滿足感;老師也勉勵他們將來可選擇直接投身銀行業,或選擇繼續進修,待擁有更高學歷再投身銀行界。然而,大部分同學都希望完成課程後立即投身工作,只有小部分表示會繼續進修。他們解釋,直接投身工作可讓他們更了解銀行的工作實況,僱主亦可對他們有更深認識,對他們的前途和發展更有幫助。

我們在工場接觸了另一批修讀電子學的學員。他們完成初中課程,但成績欠佳,找不到實習機會,無法升讀「雙元制職業教育課程」(註1),但公立職業學校仍給他們機會,修讀兩年制「準備課程」,以爭取更佳的實習機會。其中一位女同學英文十分流利,她說雖然暫時未能到企業實習,但她不想像過去一樣讀書,吸收一大堆抽象的知識。她喜歡學以致用,親自動手,因此實用的學習對她來說十分重要。

工廠 設計

工場的女學員,志在從事產品設計工作。(圖/作者提供)

 

政府和企業均願意投放資源

毫無疑問,實習在德國的職業教育中地位極其重要。德國職業教育最著名的是「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學生通常每周有一天半在職業學校上課,學習包括語文、數學等基本知識,亦有跟工作直接相關的實用知識。同時學生要在相關的企業或公司實習,每周三天半。他們須完成兩方面的要求,並通過考試才可獲得資歷證書。這些資歷跟「歐洲資歷架構」掛鈎,令他們畢業後得到獲認受的資格。

學生如果希望修讀「雙元制職業課程」,首先要到相關企業、工廠或公司申請實習,在得到對方聘用成為學徒後,才有資格申請入讀職業學校。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的職業教育有別於大多數國家,後者大都要求學生繳交學費接受培訓,但德國的職業教育學校不但免費,公司或工廠更會向學徒發放工資。雖然金額不高,甚至比法定最低工資還要低,但年輕人獲得工資後,至少可以邁向更獨立的生活。因此,對年輕人來說,職業教育也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出路。

跟其他國家不同,德國政府提供全面的免費教育,企業則需要提供工資,並且要向學徒提供其他培訓。把政府和企業的投放加起來,德國職業教育所耗用的資源十分龐大。為何德國政府和企業要投放那麼多資源於職業教育呢?今日我在參觀私營職業培訓機構 Provadis 時,執行經理向我解釋:企業家和政府均十分清楚,德國缺乏的是類似東亞的廉價勞工,因此必須致力進行人才培訓,提升質素,才可令相關產業繼續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們十分樂意投資在下一代身上。這不僅對企業發展有利,也關乎社會的未來。

職業教育令年輕人各展所長

從參觀者的角度看,我們覺得德國對教育極有的承擔。但陪同我們參觀的當地政府官員卻私下對我說,德國對年輕人的投入和承擔仍然不足,不少問題尚待解決。例如德國青年的語文水平不足,未能書寫優秀的德文。她認為,問題在於每班人數較多,老師不能充分照顧每一位學生(雖然德國不論中小學,每班人數均在25人以下,相比香港已經好得多)。她又指出德國一些校舍殘舊,沒有妥善維修(香港的校舍陳舊的情況恐怕比他們更惡劣)。不過,她對教師質素整體是滿意的,德國教師的學養和能力都十分高,只是由於其他因素限制,未能全面發揮。

無論如何,我們在第一日參觀看到,德國的教育讓不同類型的青年都獲得發展機會。任何一個社會的年輕人都有不同的才華,這些才華能否發揮,是決定一個社會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德國通過學術型學校和不同層次的職業學校,令年輕人的才華充分發揮,十分值得我們借鏡。


註:雙元制職業教育課程:台灣一般譯為雙軌制。

 

相關系列文:

德國、瑞士職業教育考察日誌(二):政府大力推動,企業買單嗎?

德國、瑞士職業教育考察日誌(三)

 

圖片來源:灼見名家

原文刊載於《灼見名家》,經原作者授權刊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重量不重質,每況愈下的日本私立大學

 

作者/Rong Zhang、Dennis McCorna

編譯/李明洋

[tabs]
[tab title=”中文”]

重量不重質,每況愈下的日本私立大學

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於促進經濟成長是眾所皆知的事,而且,在全球化、人口及科技的不斷變化衝擊著國家經濟的此時此刻,更加突顯出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為了保持競爭力,一個國家就必須提升生產力,並且採取鼓勵創新的政策。日本正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在經歷過前所未有的自然及人為動盪後,日本的經濟、社會及代表國家的精神均遭到極大的衝擊。

自2012年重新掌權後,現任首相安倍晉三乃祭出了所謂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希望透過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政策這3支箭來重振日本的經濟。然而,最近經濟學界的權威人士對於安倍經濟學過去對日本經濟的疲弱表現給予了貶抑的評價。由於安倍先前祭出的兩支箭,也就是貨幣和財政政策,都沒能起到刺激經濟的效用,因此,安倍政策的支持者如今也只能將希望寄託在第3支箭上,也就是針對企業和勞動市場法則進行結構性的改革,同時也強調提升已然落後於歐美的日本高等教育品質,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然而,究竟應該如何提升日本的高等教育品質,儼然成為發生變化的人口結構,以及日益惡化的政府財政所應面對的主要課題。儘管包括整併國立大學、建立認證評鑑制度、擴大競爭性資源的分配,以及促進國際化等許多措施均已到位,然而,對於政府補助日漸減少的私立大學而言,這些措施卻未必具有正向的作用。此外,全球化已導致教育環境趨於惡化,而促使大學無不將招生重點放在學生的數量上,而非學生的素質上。

日本著名社會學家刈谷武彥認為日本高等教育的現況是一種「日本病(Japanese disease)」並表示「除了少數幾所名校外,進大學已不再需要特別競爭,而且學生也喪失了讀書的動力。」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結果,主要是因為有許多私立大學沒有能力吸引到足夠的學生,使其面臨財政困難所致。

前多摩大學校長Gregory Clark也指出,私立大學必須確保招收到一定數量的學生,以維持學校財務的正常運作。然而,在2013學年度,將近半數的4年制私立大學無法招收到足夠的學生,以填補彼等學校的固定學生缺額。由於私立大學佔所有高等教育機構的75%以上,而且許多大專校院在過去10餘年來也相繼升格為4年制大學,致使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更形複雜。

為了避免破產,並維持財務的正常運作,私立大學最常採用的策略就是向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外國留學生招生,以填補空缺這個策略十分迎合日本政府所喊出的,在2020年以前招收30萬名國際留學生的「30萬國際留學生計畫(300,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lan)」。

由於私立大學將這些國外留學生視為學校存續的關鍵,所以許多大學都致力於強化提供給國際留學生的服務,例如提供大量的日語教育課程,提供生活問題的支持,幫忙解決住房問題,以及協助在日本找工作等。本質上來講,學生就是大學的客戶,而大學就等同於產業。因此,教導學生的基本目標就是要滿足學生的需求,也可以將之視為讓學生知道他必然能夠拿到畢業證書。

然而,這種只著重學生數量的操作手法,意味著學術上的學習並不是大學裡最重要的事舉凡任何對日本高等教育知之甚悉的人都知道,這樣的情況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大多數的日本大學只要學生一被錄取,就不會對學生做多少要求。這樣的現象已經被許多著作提及,而且早已是眾所皆知的事。一旦學生進入大學,他們就不會讀書,只知道玩。對大多數的學生來說,大學生涯是在步入職場之前,唯一相對自由且得以悠閒的時光。

目前,針對「日本病」所提出的處方是一些針對日本學生進行補救教學,以及針對國外留學生進行日語特殊訓練的特殊教育計畫。這些內容同時也被拿來訓練大學新生獨立學習,以及激勵他們對校園生活產生興趣。此外,也提供學生攸關校園生活中各種面向的特殊指導方針,包括課程選修、學分取得、學費資助申請、實習及就業諮詢等。重點放在激勵學生,期望他們能夠投入更多的精力,並且努力學習。

雖然斷定這種處方的療效還言之過早,但是滋賀大學校長佐和隆光指出,之所以會有為數眾多的外國留學生前來日本攻讀大學和職業課程,主要是因為他們在本國的高等教育升學過程中受挫所致。這樣的論點正足以支持目前日本大學因不穩定的財務基礎,致使其不論學生的學業成就如何,只要付得起學費都(願意)招收的現象。

雖然經濟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均超出了高等教育機構所能掌控的範疇,但在各個層面努力阻止教育品質的快速惡化,以解決現今日本私立大學所面臨的嚴重問題乃是當務之急。

在可見的將來,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一所學術品質低劣的大學將不利於新生的招收,尤以外國留學生的招收為最,從而加劇學校財務的危機。現在正是日本大學和政治人物應該針對這些問題想出新的創新方法,真正地去解決問題,而不是只想要維持現狀。要讓私立大學做出改變,唯有讓他們瞭解到,維持現狀的結果只會是每況愈下(race to the bottom)。到最後,所有人都是輸家。

 

【作者介紹】

本文第一作者Rong Zhang博士為西日本工業大學(Nishinipp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副教授,在日本執教超過15年。第二作者Dennis McCornac博士。丹尼斯McCornac博士為馬里蘭羅耀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訪問教授,曾在日本和越南的大學擔任教職,對亞洲教育極為熟稔。

[/tab]
[tab title=”English”]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Japan: A Race to the Bottom?

The import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s a well-known axiom of development and this role is only expected to increase as changes in globalization, demography and technology impact national economies. To remain competitive, a nation will need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and adopt policies that encourage innovation. One nation requiring such actions is Japan, which has faced unprecedented upheavals, both natural and manmade, that hav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its economy, society and national psyche.

Following a return to power in 2012,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has pinned hopes on his economic policy dubbed “Abenomics,” a three-pronged approach to reflate the economy through monetary, fiscal and structural policies. Recently, however, economic pundits have been having a field day downplaying Abenomics following the weak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over the past quarter. The first two arrows,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have been less than stimulating, and supporters of Abe’s strategy have now pinned their hope on the third “arrow”:  structural reforms including changes in corporate and labor market regulations as well as emphasis on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is include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Japan, which has lagged behind its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unterparts.

How to improve higher education in Japan, however, has become a major task given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s and the dire straits of the government’s fiscal position. While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such as incorporating national universities, initiating a certified evaluation system, expanding competitive resource allocations,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are already in place, these initiatives have not necessarily positively impacted private universities, which have suffered from continued declines in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addition, one could also argue that globalization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s quantity rather than quality of student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university admission.

Kariya Takehiko, a well-known sociologist, term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the “Japanese disease” and notes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small number of elite colleges, getting into university is no longer particularly competitive and students have lost their incentive to study.” A major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is ailment is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financial difficulties due to the inability to attract enough students.

Gregory Clark, former president of Tama University, has noted private universities need to secure a certain number of students to maintain themselves as viable economic entities. During the 2013 academic year, however, slightly fewer than one-half of private four-year universities were unable to enroll enough students to fill their quota for a fixed number of students.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 is further complicated by the fact private institutions comprise over 75 percent of all institutions and over the past decade a number of junior colleges have been restructured into four-year institutions.

One common strategy adopted by private institutions to avoid bankruptcy and remain financial viable is to recruit foreign students, primarily from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to fill the open spaces. These effort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in line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300,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lan,” which sets a long-term goal of having 300,000 register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universities by 2020.

As private universities look to these foreign students as keys to survival, a large number are working hard to strengthen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providing substantial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courses, support for daily life issues, and help with housing and job-seeking in Japan. Essentially, students are the clients of the univers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is an industry. Thu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student instruction is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ents, which can be looked at as implying students need to be assured that they will eventually graduate with a diploma.

This focus on quantity of students, however, implies that academic learning may not be the top priority. And anyone familiar with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knows this is not a new trend, as most Japanese universities have always demanded little of their students once they are enrolled.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noted by the authors’ experiences, and is a well-known feature of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Once students get into college, they do not study but play. For most, it is their only stretch of relative freedom and leisure before entering the workforce.

Some of the current prescriptions to treat the “Japanese disease” are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s consisting of remedial education for Japanese students and special training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for foreign students. Training is also being provided to foster new students’ independence in learning and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campus life. Special guidance regarding all aspects of campus life, including class registration, credit acquisition, and ap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support, internships, and employment inquiries is also made available. Emphasis is placed on motivating students in the hope that students will devote more energy and effort to the task of learning.

The efficacy of such medicines may be too early to determine, but Takamitsu Sawa, president of Shiga University, asserts that the majority of foreign students pursuing undergraduate and vocational curricula in Japan are doing so because they have failed to advance to higher education in their own countries. This supports the contention that universities with insecure economic foundations will admit students almost regardless of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or readiness so long as they can pay the fees.

Whil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nges are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efforts to staunch the rapid deterioration in educational quality will be required on all fronts to resolve some of the more glaring problems facing private 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in Japan today.

Down the road, it is also easy to visualize poor university academic quality being detrimental to the recruitment of new students, in particular foreign students, which would exacerbate the financial crisis further. It is time for universities and politicians to consider new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these problems, which actually provide solutions rather than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Private universities can be the agents of change by understanding that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will simply result in a grand race to the bottom. And the bottom is a place where no one can win.

【Author】

Dr. Rong Zh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ishinipp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has been teaching in Japan for more than 15 years. Dr. Dennis McCornac is a Visiting Affiliate Professor at 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 He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Asia previously holding university positions in both Japan and Vietnam.

[/tab]
[/tabs]

 

圖片來源:flickr@clio1789

原文經合作媒體:《The Diplomat》授權編譯,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阻礙台灣進步的最大絆腳石:不尊重專業

 

阻礙台灣進步的最大絆腳石是什麼?

在於不尊重專業。

舉個例子,美國的建築工人,如果每天工時做滿的話,薪水等於一個企業裡面的中階經理人。

一個汽修工人,每小時的時薪比教家教還高。

一個醫師每天平均看診不超過十五人,當然每個科別不同,但是就算是可以刷病患的家醫科,時間排滿了就排滿了,為的就是要給自己的專業負責,把服務品質顧到最好,病患尊重醫師的判斷,相信醫學上治癒的最大機率就是把患者交給醫生全權處理, 相信如果自己懶得動手,要把自己的車子修好就是找修車工人並付上合理的報酬。

如果每個人都相信專業,認同一個專業的養成為的就是從工作上獲得合理的報酬,消費者沒有貪小便宜的心理,尊重專業,提供專業服務的人就可以在合理的報酬之下提供最好的服務品質。

在市場競爭下,逐漸就會把那些不專業的、出來騙一個算一個的二愣子半桶水給淘汰掉。

台灣就是充滿了各種各樣的不尊重專業的人,不管好的壞的服務都要挑三揀四,好像別人的時間別人的專業都不是成本,看醫生一定要拿些偏方出來質問醫生為什麼不這樣那樣, 生個小孩明明就不用每次都要照超音波,醫生的專業就是告訴你小孩的心跳正常胎動正常最重要,非得每次都要花很多昂貴的醫療資源去只為了圖個安心。

醫死人就抬棺抗議,犯罪被判刑怪司法不公,科學專家根據文獻報告訂了食品藥物的檢驗規範,人民就一定要吵說非得要零檢出,然後轉頭去吃用回鍋油炸的雞排。

最可怕的是,大家對於有專業的人不肯給予相對應的報酬,最後導致的結果就是讓不專業的人在市場上大行其道,因為他們沒有一個好的專業養成訓練, 所以願意接受比較低的報酬,不尊重專業的市場上最後就只剩下這種人。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新聞媒體

大家說台灣媒體是社會最大亂源,但是歸根究柢還是起於大家對於新聞專業的不尊重。

好的、紮實的報導沒人看,對於正經八百的新聞播報內容只想轉台,引據詳實的專業文沒人信,什麼兩性專家寫的反核文,或是連作者啥來歷都不知道文章可以被瘋轉,最後就是主播台變成選美大會,記者會變成星光大道,電視台變成電影台。台灣各種奇怪的亂象,很多最後都可以歸結到台灣人對於專業的不尊重。

博士畢業只能找到碩士級的工作,因為優秀的人才不願意屈就台灣的低薪,因為老闆看不起你的專業訓練,好的人才往外走,產業就不可能升級。

好的人才在外面幫世界其他國家做出更有效率更新穎的產品,回頭來繼續壓縮台灣的獲利空間,台灣老闆更沒有能力去高薪聘專業人士。

整個產業鏈無法升級,薪資水平無法上來,引領產業進步的學界待遇就不可能拉高,好的學界人才就更不肯回台灣,台灣的高等教育就繼續爛,台灣的研究排名就繼續後退,民眾和學生不尊重教授的專業,教授上面沒薪水,下面沒熱忱,乾脆繼續教二十年前的知識與技術,

新一代的台灣人就更沒競爭力,如此惡性循環下去。不尊重專業,做得好做的壞都一個價錢,最後的結果就是沒人想要追求卓越,市場上小人壞人懶人當道,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就是整個台灣的浩劫

再舉個例子,台灣的大學教授,就算文章發再多,研究獎拿一堆,幹到頂打死薪水就是一個月十六七萬,那是教育部白紙黑字寫的規定,做再好都不可上去。 但我現在史丹佛大學的指導教授,今年 75 歲,37 歲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什麼獎都拿了,就連被譽為諾貝爾風向球的 Wolf Prize 也早早拿了, 這輩子就等個諾貝爾獎,現在薪水一個月 28k,單位是美金。

這在台灣只會被立委諸公說是肥貓。給得起香蕉,就只請得到猴子。

這是市場的鐵律,想在國際上玩遊戲,就先給有能力打國際賽的專業人一點實質上的尊重。

要讓台灣進步,首先從自己做起。

尊重專業,尊重餐廳做好吃東西給你的廚師,尊重醫院幫你治病的醫師,尊重法院維持社會秩序的法官,尊重學校傳授知識給你的老師, 尊重幫你修車的技師,尊重幫你裝潢的裝潢師,尊重市場上宰牛的屠夫,尊重醫院幫你看照的護士,尊重開公車讓你通勤的司機,尊重開卡車讓社會貨通有無的運匠, 尊重你每天生活照顧你各項需求的各種專業人士。

當然台灣社會依然充斥著各種想多騙一次就算一次的人,但是我們還是要尊重每個專業的人,把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建立起來,市場機制自然會讓不專業的、光呼弄人的騙子下來。

台灣正逐漸離開世界的舞台,但是我們不要妄自菲薄。台灣有台灣的好,專業優秀人才的素質更是遠勝世界很多靠吃老本的先進國家,但是很多制度過時也是事實,造成對專業的不尊重,不好的制度造成台灣無法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如果能從提升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做起,從尊重別人的專業做起,把對的人放在對的地方,台灣會有很強的爆發力。

 

圖片來源:flickr@Didier Baertschiger

本文轉載自合作作者:徐丞志,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廚界起薪低升遷慢 考證照比廚藝重要?

 

文/上下游記者 潘子祁

起薪低、工時長、升遷慢、看證照,餐飲界長期面臨多重困境,和國外重視廚師個人能力,及嚴謹升遷制度、薪水無法比較,讓許多科班生不願投入就業職場,甚至今年6月台北市教育局的統計資料更出現289名餐飲科系高職生,僅21%投入就業市場的困局。

目前在大華科大任教的「金帽獎」主廚陳麒文坦言,近年食安問題層出不窮,對廚界也多有打擊,因此在教學上讓學生「及早認清」業界環境,並以在地食材確保料理安全,才有機會讓辛苦培育4年的青年留在廚界打拚。

大華科大 金帽獎主廚陳麒文 廚界

大華科大任教的「金帽獎」主廚陳麒文(戴高帽)與學生(圖/潘子祁攝)

 

國外廚師能力決定薪水升遷,國內看證照

「在國外廚師的訓練很嚴謹,而且全憑實力爭取工作。」擁有法國藍帶騎士勳章的主廚陳麒文說,廚師從廚藝學校畢業、謀職時,「會要你現場做料理來掌握你的手藝和經驗,而不是看你有幾張證照。」

通過試作、當上廚師之後,每次升遷時,餐廳也都會進行能力考評,確認能力符合標準,才准予晉升。層層把關下來,可以擔任主廚的師傅幾乎是西餐、調酒、甜點樣樣都精通,「當然國外也會有相對應能力的薪水,所以品質、能力都做得起來。」

但台灣廚界薪資低,已是讓科班生不願踏入廚門的原因。加上升遷時缺乏類似的能力考評,「做越久、階越高」成為職場規則,廚人們也就不用特別自我敦促、進修。

「學校畢業的新人求職也多會被問有幾張證照,用證照代表能力,」卻也讓學校以要求學生會考試、考證照為教學主力,缺乏對實務經驗的認識。

近年東亞各國對廚藝十分重視,尤其韓國政府更籌組專業的國家代表隊,全力支援學生參加比賽;但在台灣卻只能由學校自籌經費,才有機會送學生出國進修、比賽,「韓國早就不把台灣當成競爭對手。」

比照業界訓練,盼學生早點「認清現實」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廚房裡會要他們拿出態度的原因。」走一趟陳麒文的教學現場,廚房裡的學生都按部就班地練習,當上下游記者詢問「老師很兇嗎?」學生各個點頭如搗蒜。

陳麒文直言,教學現場凡事都得按照飯店規格運作,只是為了讓學生認清業界起薪低、升遷慢的環境。

「在台灣業界沒熬個10年絕對當不上主廚,而且當上主廚薪資也才50多K,」讓許多原本懷抱「名廚夢」的科班生紛紛求去,也無怪乎只有2成1的科班生膽敢踏入餐飲職場。

「所以實習會要求他們去學只有在業界才學得到的東西,而不是拿學分而已,」大華科大餐飲管理系主任謝衣鵑說,才能藉此避免學生只會做「證照考試」的菜,但餐廳要會做哪些菜都不知道。

想要學好餐飲,還要自己用課餘時間苦練刀工,像蘿蔔絲就得切到薄到可以透光。(圖/潘子祁攝)

 

食安風暴惡化廚界環境 結合在地食材成出路

薪資和勞動條件惡劣不說,近年的毒澱粉、地溝油、假紅酒、摻有基改大豆粉的麵粉等,每1、2年就一「爆」的食安事件,讓掌握人們胃的廚師也很難為。

「像是GMP(現已改為TQF)標章的油出問題,我們也不知道該用什麼油。」陳麒文說,廚師的工作是把食材的美味帶給人們,因此要確保料理的過程安全、衛生又兼顧美味,而不是檢驗師去進行食品的化學分析。

所以在教學現場也會要求學生用原型食物,避免使用成品或半成品,「因為不知道業者是怎麼做的、加了什麼,除非可以確定他是安全的。」

 

負責教導認識食材課程、曾在多家飯店服務過的專業技術教師曹瑞朋說,授課時會教學生認識屠宰肉品、產銷履歷等不同的農產品標章,「這些標章代表國家已經先篩選過了,至少有第一層的保障,再讓學生試著依照視覺、氣味、觸感去判斷食材的新鮮程度。」

「其實結合在地食材,也可以是一種出路。」陳麒文說,像上個月底和新竹縣政府合作,將地方特產野薑花當作競賽題目, 200多組來自港、澳、東南亞的廚門學子做出野薑花梅干扣肉、野薑花馬卡隆等兼具精緻、創意又有地方特色的料理。

 

圖片來源: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市集

本文轉載自合作媒體:《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市集》,未經許可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