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瑞芳高工校長顏龍源:看看中國,台灣技職別原地踏步

採訪/黃偉翔

中國技職教育發展比台灣還晚上約二十年,但近年來進步幅度越來越快。《技職3.0》專訪瑞芳高工校長顏龍源,他日前領導學校行政團隊到中國福州市交流後感嘆:「中國進展好快,台灣不能再原地踏步了!」

兩岸設校概念大不同

「台灣鮮少有專業職校!」福州建築工程職業中專學校令顏龍源印象深刻,不同於台灣職校為綜合型設科,該校以培養建築產業人才為主軸,所設立科系、課程規劃都與該產業配合,如土木、建築、木工、冷凍空調、水電…等,上游到下游的產業人才培育一條龍全包了。

中國的中專全名中等職業學校,如同台灣的高職(技術型高中);而福州建築工程職業中專學校位於福州市核心地區,是國家級重點學校,該校建築人才培育聞名全中國。

顏龍源說:「台灣除了像開平餐飲這類專業化的學校,其餘都是綜合型職校,什麼科都設立,還是以傳統觀念分成工科、商科等職校,而非整體性產業人才為主軸規劃各校設立特色科系,導致台灣職校特色化職校很少。」

但台灣面臨少子化海嘯,市場是否足以支撐台灣這樣做?顏龍源說:「中國人口多,雖然福州建築工程職業中專學校規模約2千人,跟台灣高職差不多,但他們是以同一產業領域來做辦學目標!教學介於單位行業與群集教育的概念,台灣市場是否足以支撐這樣的辦學方針?需要仔細評估。」

單位行業教育指,針對學生將某一行業所需知識、技能,施予明確的訓練,且課程內容須與就業市場密切配合,但由於課程範為較狹窄,學生轉業上比較困難,台灣早期八大省工(大安高工、新竹高工、台中高工、彰師附工、嘉義高工、台南高工、高雄高工、花蓮高工)皆為該制度先驅學校;群集教育則是目前職校教育方向,以教導各性質相近職業中,共通性專業為主,與單位行業教育差別在於其不求深度而是廣度,讓學生獲得更多的職業試探與就業機會。

中國教師正在介紹介紹電梯設備維修模擬設備。(圖/技職3.0資料庫)

中國經費重點式投入,台灣則校校有獎

顏龍源繼續舉例:「以北部為例子,假設機械領域資源集中在大安高工,不論南港、內湖、板橋過去該校,交通上也不會不方便;而非A學校也有機械科、B校也有,資源就被分散了。」

中國經費統一由政府做完整的規劃與分配,重點發展學校則以數倍的經費投入。顏龍源說:「福州建築工程職業中專學校校長對我說,因該校為國家級重點學校,專案經費一直下來,可以持續提升學校的教學資源。」

「在這樣的資源傾注下,該校建築在全中國排名很前面,中國相關技能比賽獲獎選手,多來自這所學校,中國競爭人口之多,可想像選手們技能水準之高。」顏龍源說。

這次參訪,顏龍源與其瑞芳高工團隊還參訪了另間非都會區的職校,永泰城鄉建設職業中專學校,「相較起福州建築工程職業中專學校,這所學校資源少,兩間職校資源差異很大,端看是否為中國政府重點栽培學校。」顏龍源說。

中國教師介紹學校內電梯安裝、維修、保養的檢定設。(圖/技職3.0資料庫)

教師分級 分工權責明確

另一個與台灣的巨大差異,是中國的教師分級制度。「中國教師分級有薪水間的彈性調整,專業教師可以專心投入在培養技術選手,放下教書、行政等其他庶務,這不只讓專業技術教師有榮譽,更能大大提高基層職校技術訓練的層次。」

相對於中國,台灣職校老師若負責培養技職選手,都必須同時扛著教書、行政,甚至導師的職務,極度勞心勞力;中國教師若成為選手教練,則可在培訓期間放下手邊庶務,專心指導學生。

以一位臺灣職校教師為例子,平時要訓練選手準備4月份勞動部主辦的技能競賽分區賽、8月技能競賽全國賽,還有年底教育部舉辦的技藝競賽,這還不包含發明獎、輔導學生考技術士證、準備統一入學測驗…等工作。

中國中小學教師分為三級,待遇不同,每五年要考核一次,「剛進去較低等級的老師,就專心在教學、編教材做專業上的累積,等經過特定委員會考核升等後,可以慢慢開始接觸行政、學校主管職,對他們來說這不只是加薪,更是種榮耀;但台灣則是行政沒人想當,或都丟給年輕教師們做。」顏龍源感嘆。

但教師分級制度絕對利大於弊嗎?「我也問過對岸校長,教師分級是否會造成校園內教師階級化、人事間猜忌,甚至衍伸的爭議,她回了一個我從沒思考過的事。」顏龍源繼續說:「對岸校長說大學部也有分級?講師、副教授、正教授…等,那為何中小學教師不能分級呢?」

「台灣教師分級議題已經多年來並未真正討論,但面對年金改革衝擊,恐怕要談,更成了禁忌。」顏龍源強調:「台灣教師沒有誘因,棒子與蘿蔔分不清楚,只要沒特別犯罪或誇張行為,成為正式教師後不用怕被淘汰掉。」

瑞士放棄2021WSC主辦國申請,中國將勝出

採訪/黃偉翔

近日瑞士主動向國際技能組織(WorldSkills International,WSI)表示放棄申請2021第46屆國際技能競賽(WorldSkills Competition,WSC),若無意外將由中國獲得主辦權,但基層教師擔憂這在目前兩岸政治關係下,未來參賽恐受影響。

2021WSC恐更多政治力介入

因為中國施壓各國,台灣在國際空間越來越小,2021年主辦國是中國,是否如同台灣在其他號稱政治中立的國際非營利組織被政治干擾,是技職教師們的擔憂。

大湖農工教師,同時也是第43屆WSC國手教練吳世興直言,若2021年的執政黨仍是民進黨,仍維持目前兩岸緊張關係,未來台灣參與WSC恐怕受到更多政治力介入,台灣多年前就因中國的抗議而不得再揮舞國旗。

花藝裁判長周英戀則以正面態度看待此事,她認為要把中國當作可敬的對手,並透過技能正面交流,讓中國擺脫大國欺負小國的價值觀,畢竟台灣曾幫忙對岸的經濟,才有今天的中國。

WSI副會長林三貴說,會擔心中方介入是普遍的現象,但任何一個國家提出主辦國申請時,要完全遵守WSI相關規範,主辦國對於會員國沒有干涉的餘地,台灣在2013第42屆、2015第43屆WSC都順利參與,應會保持現況的一致性。

林三貴舉例,先前台灣選手參加在中國上海舉辦的交流賽,從他們在開幕式的安排上,中國依然依照WSI規範進行,

林三貴也提到自己2021年可能已卸任目前在WSI的職務,但會盡快促進WSI相關制度建立,競賽過程絕對不允許非技術層面的干預。

勞動部常務次長,同時也是WSI副會長林三貴。(圖/技職3.0資料庫)

台灣在WSI地位短期內仍算穩固

不願具名人士分析,國際關係靠的是真實力,台灣在國際組織資歷很深,且競賽成績都很優良,2013第42屆、2015第43屆WSC總奪牌數都是世界第三,加上來自台灣的林三貴目前仍是WSI副會長,應該不會太快有大動作。

但根據統計,中國才參加WSC三屆,但上(43)屆總得獎數已來到世界第五。

曾到中國參訪國手培訓基地的吳世興說,他們沒有只想到爭取主辦權這麼單純,而是透過國際賽拉抬整個技職教育的人才培育。

吳世興直言,中國因為一黨專政,高層說要做,整個國家都動起來並規劃長遠人才培育計畫,倡導工匠精神,這是在台灣看不到的力道。

吳世興舉例,上次到廣州市得知,當地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拿出三億資助6間技工學院,一間分五千萬人民幣,機械相關科系就拿了三千萬買了19台DMG的CNC五軸加工機,這不是台灣可以比擬的。

天津實訓中心。(圖/技職3.0資料庫)

未來舉辦WSC所需經費將提高

林三貴指出,瑞士聯邦政府認為舉辦WSC所需經費過高,即使瑞士擁有多次主辦經驗,也只能忍痛宣布退出爭取行列,若今年10月各會員國會議無特別意見,就會確認由中國獲得2021WSC主辦權。

林三貴強調,隨著WSI會員國越來越多(目前77個),今後WSC的舉辦規模只會越來越大,主辦所需經費門檻勢必會提高,這是WSI應該去面對的問題。

林三貴表示,台灣若想爭取主辦WSC,不是說不行,前提是須要有好的戰略思維,「競賽只是手段,目的是擴大青年學習技能的意願。」而且,不一定要從主辦WSC做切入思考,還能倡議更多人重視技能切入,或透過WSI平台發展更多國際合作,若以自己目前在WSI負責的非洲技能發展,台灣若願意更參與進來,可以不必花太多經費,就能交國際朋友,也對台灣產業在國際間帶出一條可以發展的路。

黃偉翔/「電腦軟體應用乙證」錄取生死學系,技職出了什麼問題?

原文刊載在udn《鳴人堂》網站,標題為「『電腦軟體應用乙證』錄取生死學系,技職出了什麼問題?

 

文/黃偉翔

我們經常看到新聞吹捧技職生「拿下N張乙級技術士證」有多厲害,但事實真是如此嗎?我不相信。

這現象有多嚴重?我在過去的報導就曾指出,104學年度技優甄審報名人數共18,533人,其中有16,935人是透過乙證報名,而當中超過6成人是拿「電腦軟體應用」、「電腦硬體裝修」、「印前製程」這3張乙證報名,而最終錄取人中又有超過6成人透過這三張乙證錄取。

可是,目前開辦技術士證共約有140種,其中3張就佔掉6成技優甄審名額!很明顯有不少師生拿乙證當作升學跳板,考乙證為升學而非為了累積就業職能。

我曾在處理系列報導中,得知拿著電腦軟體應用乙證的學生,居然能透過技優甄審錄取大專校院的生死學系殯葬服務組、財務金融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社會工作系、應用外語系、應用德語系、餐飲管理系、海洋休閒管理系…等,或許這些學生在校成績不錯,也透過這管道轉換科系跑道,但這樣的轉換過程,已經異質化,也非此升學管道的開辦初衷。

更重要的是,過去多年來被大環境引導去拚考技術士證、民間開辦的證書,這些學生究竟學了什麼?又有什麼應該學而沒學到?我認為,這才是此現象多年來潛藏的最大隱憂。

在我先前的文章〈技職地基已掏空,整天推蓋帝寶政策有何用?〉談到,技職生盲目考乙證的狀況,並直指問題本質:「最嚴重的問題在於,不管是目前技職再造N期、深耕計畫、均優質化、產業學院…等,這一個個技職校院的強化計畫,都可能因為職校最核心的『教與學不正常化』,難以發揮真正效益。」

但要從根解決這問題容易嗎?一點也不。

過去多年來被大環境引導去拚考技術士證、民間開辦的證書,這些學生究竟學了什麼?又有什麼應該學而沒學到?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難題1:技術士證職類與技職學群難以對應

現有的技術士證職類偏向工業類科,例如板金、車床、特定瓦斯器具裝修技術士證等,對照到技職學群,對應較佳,但對於語文群、水產群、藝術群等,就鮮少有對應的技術士證,那他們該怎麼辦?

當然你可能直覺會想說:「能對應的就讓他加分,不能對應就取消啊!」可是,這樣對部分學群的高職生,升學機會上並不公平。

最麻煩的是,技術士證是以「職類」為主,而職校是以「學群」為主,不只數量上是否能平均對應,即使有對應上,技術士證內涵與職校教學內容不完全符合,是勞動系統與教育系統根本性的差異。

從學生考取技術士證所學內涵,到職校學習內容,最後到職場的就業職能所需,這三階段差距,就是學用落差的差距。

難題2:拿乙證不等於完整學習

剛剛談到的對應困難問題背後,即是取得乙證不一定等於學好原高職設定的專業內容。某些學校為了自利,便鼓勵學生考證,只是學生在過程中到底學了什麼?又有什麼是應該學卻被唬弄敷衍過去的?這就是問題所在!

長期來看,職校專業學習空洞化現象,除了目前升學管道難以回應職校實作教學外,技術士證的濫考,也佔了很大一部分原因。

從學生考取技術士證所學內涵,到職校學習內容,最後到職場的就業職能所需,明顯存在著學用落差的差距。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難題3:目前仍無替代考證功能性的工具

技術士證早已深植技職校院學習中,但我們並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仍是有具備學習效用、市場認可、法規相關的技術士證存在。除此之外,技術士證仍扮演著引導學生學習技術的角色,我親自到東部職校交流數次後,才發現更多難題在非都會區的教學現場難以想像,老師如何促使學生願意學技術?都成了難題。

東部職校老師跟我說,班上孩子隔代教養、經濟壓力、犯罪比例高,學習動機低落,再加上入學成績遠比明星職校低上許多,此時,「技術士證就扮演了引導這些孩子的學習目標」,未來如果要弱化技術士證在升學管道上的升學加分作用,這樣的功能性恐怕難以取代,甚至會使更多青年沒意願學習技術。

一張乙證不只能學技術、求職,同時非都會區學生透過技優甄審更容易錄取科大,促成階級流動。但值得一提的是,乙證加分比率只有15%,錄取學校通常以私立佔多數。

難題4:職校招生困境

「別解釋這麼多,你怎麼說服家長願意讓小孩來讀?」106學年度高一新生減少3萬多人,學校招生壓力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競爭,許多職校招生口號除了「考上多少明星科大外」,就是「全校幾%乙證考取率」。考取技術士證,也成了校方吸引學生入學的重要管道之一。

技術士證早已深植技職校院學習中,雖有濫考證照的現象存在,但仍有具備學習效用、市場認可的技術士證存在。除此之外,技術士證仍扮演著引導學生學習技術的角色。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以上幾點難題都還沒談到勞動部技術士證考取過程是否放水,考證所學內涵與就業職能差距的問題!但也不能否認,不同技術士證本身難易度與定位、是否容易考取皆不同,但目前一些教育部競爭型計畫、評鑑都一定程度看重技術士證,加上民間考證補習班的鼓舞與相關利益,這一整串的關係鏈,恐怕不好解。

教育部若不快想想辦法,隨著少子化一波接著一波,想從根全盤解決它,將越來越不容易;即使108新課綱大大增加技能領域學分數,然而因職校教學現場異質化,新課綱無法落實也只是枉然。

我們職校孩子究竟在學什麼?這遠比過去的XX再造、XX典範等計畫拼蓋大樓、買設備還要重要多了,雖然近年教育政策更重視師生教學的資源分配,但乙證問題尚未解決前,恐怕許多堆疊起來的計畫,只是事倍功半。

潘文忠掛保證 金手獎海外研習續辦!

採訪、攝影/黃偉翔

今年教育部送60位技藝競賽金手獎第一名選手出國研習,藉由不同文化交流,提升選手國際視野及技術能力。今(28)日教育部長潘文忠受訪承諾,教育部會繼續支持金手獎海外研習續辦。

104年度教育部第一次送金手獎出國研習,卻在《技職3.0》追蹤下發現,只送國教屬管轄學校金手獎去,其他縣市看得到吃不到,甚至一度面臨105學年度停辦狀況;今潘文忠掛保證,往後將續辦,送每屆技藝競賽第一名選手出國研習。

105學年度金手獎海外研習,農業與海事水產類到日本宮崎、福岡地區實習,工業類到德國企業,而家事及商業類到日本東京、千葉地區見習。

104學年度技藝競賽金手獎赴德國見習(圖/3.0資料庫)

畜產保健選手、興大附農學生鄒芳綺表示,印象最深刻是到日本三大牧場之一的高千穗牧場實習,見到台灣少見的乳牛品種、該牧場的糞尿處理裝置及沼氣發電機。鄒芳綺強調,日本人非常重視美感與整潔,透過建築物及相關設計,可以看出他們在細節上的用心,街道、市場,甚至水溝,都沒有任何垃圾,日本這種「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精神,才能創造更多發明。

食品加工選手、北門農工學生洪侑偉說,鳥檳酒造的產品分為大吟酒造、吟釀、特饌、上饌、清酒,是否添加釀造用酒精與調味酒精判定純米清酒,想起過去在學校的所學,雖然書本到實際操作有落差,也因此讓我更重視實作經驗。

航運管理選手、澎湖海事學生辛易宸指出,日本漁業與台灣漁業遇到類似問題,年輕人怕辛苦不願意上船捕魚,造成漁業就業人員持續高齡化,日本政府也提供許多補助措施,吸引年輕人加入漁業。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選手、草屯商工學生李丞郡讚嘆,德國雖然一步一步做事,看似很慢卻能夠一次到位,而台灣卻是做得很快,但中間很容易有錯誤,這就是德國與台灣人的差異,做事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潘文忠強調,這樣海外研習對於選手來說,不論未來先就業或升學,都會受到德國、日本當地技職教育與企業的刺激,進一步開眼界,而總統、行政院一直到教育部,都會重視技職未來發展,盼產業不只為國家發展經濟,更願意培養人才。

選手在金田屋實習甜點和日式粽子製作、松花堂定食配置,餐飲類學員見習廚房設施,在米屋參觀羊羹博物館,了解日式甜點發展歷史,實習日式甜點製作。(圖/員林家商提供)

 

譚仰光/ 法制化新學徒制度的未來發展

我曾在《技職3.0》發表「法制化新學徒制度」的專欄,但有人認為「學徒制度」已是老舊、傳統的社會制度,只會侷限與束縛青年的創新,怎麼如今竟會提出推動學徒制度的倡議。這些人誤會了,也疏忽了這篇倡議的內容。他們一方面是基於根深柢固的傳統士大夫觀念角度,從字面上去看這個制度;另一方面是他們不了解德國模式的二元制(Dual System)學徒制度。

「產學合作、產學訓合作計畫…等,都只是暫時性的計畫,並未建立一套正式的制度。」我們所謂的產學合作,只是學校把學生送到企業實習,是學校把事業單位當作學校的實習工廠。可是,接受教育訓練的青少年的身分是學生,並非企業的受雇者。企業與學生之間沒有雇傭關係,沒有感情上的連結,也沒有休戚與共的關聯。

德國學徒制度是讓國中畢業生先找好企業,與企業簽訂學徒契約,被企業雇用,在企業內工作崗位上於合格師傅指導下訓練,並依法送往附近的職業學校(Berufsschule)接受相關理論、相關知識及國民基本課程的教育(是12年國教的後3年)。學徒們是依照實務需要而訓練,並有各地工商總會的品質監控。

學徒們是企業的學徒,領應有的學徒薪資;他們不是學生,不是領實習津貼。

學徒是事業單位的受雇者(學徒),是事業單位今後永續發展的新血,而非學生。是事業單位依法將其學徒送去學校讀書,而非學校把學生送到校外去實習。所以學徒是在企業受雇,並接受企業內工作崗位上訓練,其勞動基準應受勞動主官管機關之檢查與督導;學徒赴學校上課的課程,則受教育主管機關之督導;其在企業內工作崗位上訓練的訓練品質由各地工商會督導。在這種正式制度下的「學徒」不會變成部會間的「事權太極區,被遺忘的孤兒!」

至於鼓勵青年18歲先就業政策,主要目的是鼓勵青年們先工作三年,學點經驗後再以儲蓄的學費升學;或以儲蓄的錢去創業。但請問:「那點錢及經驗夠拿來創業嗎?可能只夠去夜市作攤販!而升學,則搞來搞去還是為了升學。」

我所倡議的「法制化新學徒制度」是仿效德國模式的二元制學徒制度。學徒們於結業後,可以有三條邁進發展的通道:

  1. 在他受雇的企業中成為正式職工,繼續工作升遷成長;
  2. 在工作若干年後(一般為五年),可到師傅學校進修 (主要課程為基本的 經營管理、財務管理、教學法 ),取得師傅證書後, 成為師傅(德文稱Meister)。今後可憑師傅證書在企業內擔任學徒的師傅;如在服務業行業(或稱產業)則可憑師傅證書開設小型企業,如汽車修理行、機車修理行、小型機件修配廠(含精密機械加工、模具製作)、水電行、工作室、理髮店、麵包蛋糕店、小型餐館 等));
  3. 在工作若干年後,可報考實務性技術學院,畢業後成為實務型工程師(Dipl.-Ing.)(德文為Diplom-Ingenieur, 在德國相當於碩士));

所以,建立「法制化新學徒制度」是一項建設工程,而不只是一項暫時性的計畫。在整個的建設工程中,需要考慮到整個路程中的順暢以及各個環節的交流道。盼望關心技職教育的專家學者們好好研究一下,如何建立這個從小學、中學到大專完整順暢的教育架構,一個完整的制度模式。

別以為需要大費周章的去另訂一套特別的法規。實際上現有的法規「職業訓練法」、「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勞動基準法」只要加以鏈結即可成事。但必須教育部、勞動部及經濟部等進行相關的協調聯繫。只是這項建設工程的主體還是在教育制度,因此仍須教育部來主導。

我建議:如政府決定在12年國教的後3年階段,建立「法制化新學徒制度」,則在此基礎上,於若干高中(技術型高中)內撥出部分班次,試辦學徒教育班,並依時程的需要,指定若干二專試辦師傅進修班;另指定若干二技試辦實務型工程師班。

企業界常感嘆,我們台灣有太多研究型的博士,但卻欠缺精實的基層幹部及中階幹部,尤其是中階的實務工程師。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強調:「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是靠培養及磨練出來的,不是上幾小時課或訓幾次話所能成事。「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及「工匠精神」都是在長時間的工作環境及工作氛圍中孕育出來的。

從以上的倡議及構思,大家應該可以看出,從建立法制化新學徒制度到青年職涯發展藍圖之擘劃。應該也可以看得出這整套建設工程,可改善學用落差、就業接軌及升學主義,甚至建立工匠精神的前景。

德國模式學徒制度的我國12年國教構想示意圖(圖/譚仰光提供)

 

黃偉翔/把職校當企業經營:「公東模式」如何培育技職人才?

原文刊載在udn《鳴人堂》網站,標題為「把職校當企業經營:「公東模式」如何培育技職人才?

 

文/黃偉翔

只要說到木工,多數讀者可能不知道,台灣許多優異的師傅、技職教師,甚至培育技職國手的團隊皆是當年公東高工所出品。甚至,我看到一個數據,自1970年至1999年公東高工共在國際技能競賽拿下11金牌、4銀牌、5銅牌及10優勝獎,究竟它辦學有什麼獨特之處?又有哪些地方值得未來技職教育創新轉型的參考?本文試著帶領各位讀者一探究竟。

先不談教育部挹注資源的多寡,目前台灣技職教育最大問題就是去技術化,以及定位與功能性不明,許多技術型高中或專業群科(即高職)學生同高中生拚升學,升學到技專校院的實務選才過程又沒落實,科大與普大在培育人才方面無差異化,導致人才對應到勞動力市場沒有區隔,業界找人才的主要依據為學歷而非學力,技職學用落差成了眾矢之的。

早年的公東高工哪裡不一樣?「公東模式」又如何解決來自教育體制面所導致的學用落差問題?

公東高工:本土化學徒制的寶貴經驗

在我先前專欄指出,台灣學用落差絕對不只是表面數據上師生比、經費挹注、少子化或學歷迷思這麼單純,而是體制面與政策方向所導致的。由於台灣政府1980年代起採納美派人士的政策主張,走向「美式」職業教育模式,屏棄德國模式,雖然也有其優點,但學用落差成了台灣技職先天上的弱點。

美式與德式差在哪裡?假設一個青年同時在企業與學校兩端學習,在美國模式是青年學生到業界實習,這跟台灣情況類似,也導致不少學生權益被剝削的案例;而德國模式,則是業界勞工到學校上課,也是我們經常聽見的正統「二元制」、「學徒制」,它讓人才得以在業界學技術,學用落差自然就小。

雖然台灣很想學德國模式,但他們還有工商總會、法規、資格證書等配套,台灣要學也學不來,除非政府以技職為主體來做全盤規劃,這是極大工程,留待往後專欄再來討論;當年的公東高工倒有幾分德國模式的味道,但並不相同,可是正因其不同於德國模式,我把它視為「本土化學徒制」的寶貴經驗,可以當作未來技職教育創新轉型的參考典範。

上個月我有幸兩天一夜貼身採訪省政府時代的公東高工前校長黃清泰,黃清泰一上任校長,馬上提出「學習生產結合教學」、「機械製圖科負責繪圖、機工科負責加工出產品、木工科則負責生產家具,並對外銷售,所得平衡學校收支,師生更在過程中磨練技術。」此決策確實也做出亮眼成績。

公東高工前校長黃清泰。(圖/黃偉翔攝影)

當年公東高工學生所製作的病床,不論品質、價格都具備競爭力,後來台北醫學院、耕莘醫院、台東聖母醫院、台東馬偕醫院等,都相繼大量採用公東高工產品,完全改善學校財務狀況,使公東學生的好技術廣為人知,而師生所分配到的利潤更改善了他們的生活。

有分紅,學生自然會開始珍惜物資,讓加工留下的材料物盡其用,例如拿剩下的小木片來做小板凳,教師更因參與生產訓練,專業技術等同業界生產線上的師傅,與時俱進。

當年黃清泰校長的治校理念即把公東高工當作企業體經營,以實習工廠為核心,而其他行政單位如教務處、學務處也一同配合運作。儘管如此,公東高工本質上依然是「校辦企業」非「衍生企業」,不論在當年或現行教育法規都是不被允許的。

衍生企業就是將校內師生的研發成果,在適於孵化的校園環境裡,催生出產業創新,其本質是「師生創業而非學校創辦企業」,若是學校創辦或投資入股超過50%,並直接參與經營則稱為「校辦企業」。

當然,當年的公東模式沒有上述這麼簡單,而其能力本位教學、交替式教學、階梯式教學、群集教育、師資培育模式等異於其他高職的脈絡,都是當年為了對抗僵化教育體制所衍生出來的。

台東公東高工老師羅正明(右)指導木工科的學生。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公東模式」在現今台灣還有機會實現嗎?

第一,目前教育部、勞動部及經濟部都有Maker相關推動計畫,培養學生從小動手做習慣;《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9條規範,國中小須有融入式職業試探課程,在108新課綱中也強化了科技領域的課程與師資。另外校園創新創業的推動也如火如荼在推行,這些都創造了有利接軌「公東模式」的友善環境。

第二,雖然從先前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草案、《高教創新轉型條例》等,衍生企業入法仍遲遲沒下落,但日前立法院剛三讀《科學技術基本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現在公立機構研究人員與公立學校行政人員可以兼任新創公司職務,可見台灣相關法規正朝著鬆綁方向前進,衍生企業入法只是早晚的事。

第三,雖然台灣仍無校辦企業,而高餐藍帶作為台灣少數衍生企業所面臨的困境也被多所關注。目前高餐藍帶經過風風雨雨後,也已步入正軌,它的佔股在先前增資後,變成高餐大48.64%、高餐大校友總會1.36%及法國藍帶50%,雖然高餐大本身佔股不超過50%,但加上校友總會佔股實質上就是50%,近校辦企業。

第四,高餐藍帶公司獨立運作,但座落於高餐大校內,也積極與高餐大師生交流、開放實習,教育部也曾透過典範科大、雙星計畫投入近2億競爭型經費於其中,此與「公東模式」把技職學校實習工廠當作企業運作的形式相似,且過去屏科大薄鹽醬油與美國、日本許多衍生企業經驗、中國大陸校辦企業經驗,都可當作參考依據。

因少子化衝擊,台灣學校急需開闢學費以外的財源,此外,為了技職教育不再去技術化,凸顯辦校特色並與在地產業鏈結更顯重要。而台灣業界近98%為中小企業,也使學生在業界實習能量不足。綜合以上所述困境與條件,站在看向過去與未來的技職教育,當年的「公東模式」值得當作未來技職教育創新轉型的重要參考。

公東高工學生作品。(圖/黃偉翔攝影)

總統正式公布,技職國手改當12天補充兵!/201705工作成果與捐款徵信

文/黃偉翔(《技職3.0》獨立記者)

6月中旬,總統正式公布《兵役法》修正案,進入子法訂定階段,根據《技職3.0》追蹤報導,最快年底技職國手就能比照體育國手,具備12天補充兵資格!這是自1970年台灣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後,技職國手第一次獲得具備法源依據的兵役配套,3.0覺得十分欣慰。

許多技職選手,為了替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爭得一面獎牌,投入多年青春,不論是否有選上國手、最終是否有奪牌,還得繼續面對台灣去技術化技職教育的水土不服,以及對業界的學用落差;這樣的大環境,誰願意花青春練技術?誰不拚命升學只重學歷?

回想起當初熱議的體育國手議題與相關修法,如《國民體育法》、《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等,從照顧選手權益到生涯發展的重視,更把體育視為產業來看待;難道技職國手們不重要嗎?技職競賽就不是一種產業嗎?況且,它緊密連結著我們技職教育與職業訓練體系,關係著國家人才培育,而這樣的光環更吸引青年嚮往技術學習,倡導社會重視技藝工匠、職人精神,也成為一個個非學術傾向孩子的自我實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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