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孟奇:莎士比亞是顧客導向的

 

(原文刊登於全球中央雜誌)

根據報導,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黃俊傑教授最近獲得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黃院長在會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他憂心現在的教育事業因為產業化,變成顧客導向。他以教學評量為例,認為可能會影響老師的教學,而同樣教文學,老師可能只教學生喜歡的哈利波特,而略過莎士比亞。

黃院長在通識教育領域赫赫有名,在生命教育上的成就也很令人敬重,不過在這個莎士比亞的例子上面,他應該是正好舉反了,因為莎士比亞在他自己的時代,不但是顧客導向,還是「文學產業化」的成功典範。

有趣的是,對岸也有評論者注意到這則新聞。廣州日報在元月15日登出一篇專欄文章,作者為王佩,文章標題就叫做「被高雅化了的莎士比亞」。文章第一段先簡介了黃院長的感慨,接著就指出:「事實上,莎士比亞在他所處的年代一點都不高雅,那時的劇院都是小市民、工人去的地方,玩高雅票房就有危險,因此莎劇中充滿了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小人物和台詞。」

當然,很多人可能會覺得現在市面上看到的漢譯莎士比亞劇本相當高雅,沒有多少粗俗的語言,那是因為我們現在一般看到的是刪節本,而不是原貌。漢譯莎劇全集第一人朱生豪就使用了大量鄙俗的漢語口語才能傳達出莎劇的意境。這些語詞如果在大學課堂上說出來,很可能台下學生都會一片嘩然。

莎士比亞成功的地方在於他能雅能俗,如王佩所言,「莎士比亞出身勾欄瓦舍,跟下層人民打成一片,其語言大俗大雅,雅的直衝九霄,俗的直奔三吋。」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亞抓住當時市民劇院興起的契機,藉由「顧客導向」、「文學產業化」(莎士比亞的財產購買和投資記錄表明了劇團使他變得富有),對於戲劇人物刻畫、情節敘述、語言表達和文學體裁都進行了擴展與革新。

讀者可能會好奇,在莎士比亞的時期,他是不是被當成當時的哈利波特呢?其實還真有些這個樣子。十七世紀時古典主義當道,當時有些評論家就對於莎士比亞揉合喜劇與悲劇很不以為然。莎士比亞是到了一百多年以後才獲得我們今天所認識的崇高地位。從這一點來看,誰敢說哈利波特不會在一個世紀以後成為經典?而與其感慨現在的「顧客與產業」不符我們的固有想像,又何不鼓勵年輕人勇於運用他們這個時代的環境與機會,創造能讓他們充分展現生命活力的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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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宇程:要培養領導者?班級幹部的效果適得其反

 

一個在矽谷打滾好幾年的老朋友 Alex 回台灣,找故舊一聚。席間多數的談話是在交代彼此的近況,結婚了、生孩子了、換工作了、父母退休了、博士拿到了、當上正式教師了…。

聊到興頭上,Alex 和當教師的朋友說:拜託,台灣的教育改來改去,怎麼都忽視了真正重要的事情?我在矽谷工作這一段時間,感觸最深的就是 — 台灣完全沒有在培育領導者。

這位當教師的朋友覺得台灣教育被批評得有點冤枉,反駁說:其實我們一直有在培養領導者不是嗎?從小學開始我們就有班長,各種股長幹部,而且現在愈來愈重視領導,十二年國教中有一些地區還把幹部納入比序計分,當幹部的學生都得到獎勵。

聽了他這一句話,Alex 吁了一口氣,白眼翻到後頭勺:你還真以為班級幹部這件事能培養領導者嗎?錯。其實,班級幹部在培養的特質,都是領導能力的反面,恰好讓年輕人誤解了領導。

眼看著雙方對話逐漸尖銳,其他朋友插進別的話題。Alex 也發現氣氛有點僵,也就不再深究這個話題。反而是我回家一路上,愈想愈好奇。

回到家之後,我把書架上那些領導者的傳記拿下來翻閱:林肯、馬拉拉、尤努斯、波諾、曼德拉…,思考他們的作為、抉擇、生涯。我突然背脊一麻,發現原來我們都誤會了。在當班級幹部的過程中,培養的行為或思維,都領導者的行為與思維模式截然相反。

領導者創造發明,幹部不需要

班級幹部是每班一套職位,其職責與角色都設定好。當一個學生被選上(或自願)成為幹部的時候,有一套職責交給他。要當幹部的學生只是忠實地執行職責,並不能創造職位或職責。

試問:當一個人所做所為都是別人告訴和指派,而不是出於獨立的創造與判斷,這還叫領袖嗎?我們看到所有可敬的領袖,他們所做的事,都是他們自己決定要做,他們判斷情勢認為該做。

這樣說吧,如果一個衛生股長依照規定的職責,每天登記同學們有沒有認真擦玻璃,他無法從中學習當領袖。但當他開始思考:我們能不能做些比每天擦玻璃、撿落葉更有意義的事?他也許就正在走向領袖之路了。

領袖以人群需要為本,幹部不需要

每一個真正的領袖,都是看廣大的世界和人群,思考他們需要什麼,找到自己與團隊的使命。但幹部相反,他們是向上接收指令,依老師或主任的要求掃樓梯、收作業、參加比賽。

回到剛才衛生股長的例子,如果一個學生很乖巧地服從老師指派的任務,他不是在學習當領袖。但若他開始思考沼氣發電、流浪貓狗、有機農法的問題,於是開始思考是否有可能組成團隊,將學校的廚餘以創新方式重新利用,他就開始像個領袖了。

幹部只要獨自執行,領袖要溝通說服、經營合作

再來,幹部要做的事情就是依安排好的職責,辦好本分中的業務。即使班長,有時主持開班會,但其實也不需要溝通協調。但領袖相反,他們需要號召別人支持參與,領袖需要在參與者見解不同的時候協調化解,而這件事非常難。

在剛才的例子之中,如果衛生股長去和老師說,他想做廚餘創新利用的計畫,以便對他日後升學有幫助 — 抱歉,這樣做就離領袖遠了一步。但如果這個衛生股長開始和同學討論,是否有人贊同這個計畫,有沒有人願意帶著想法、能力、資源加入這個計畫 — 這樣做,他就離領袖近了一步。

幹部沒有決策風險,領袖做決策也承擔結果

當幹部不必冒險,照幹部職責表工作一學期,就會得到幹部記錄 — 也許有利於升學競爭。但每一個真正當領袖的人都需要背負風險,領袖看到的目標可能錯了,方法可能不好;領袖要面對質疑,爭取支持可能失敗,可能會賠掉自己和別人的資金。

因為幹部沒有真正的決策,或是只做非常細小的決策,例如判斷小便斗洗得夠不夠乾淨 — 這種判斷,有什麼真正的影響呢?但是當領袖,總會遇到要在投入資源、時間、人力的方向上做出重要決定 — 研究到一個程度,總要決定下一步是要試著把廚餘製成堆肥,或是用來沼氣發電。也許路線選錯,會前功盡棄,可能血本無歸。如果一個學生自發地開始做這樣的事,才是學習領導的開始。

其實我們早該反思這件事了:班級幹部運作模式,到底是否有助於培育領袖?或者,只是在培育「手下」– 不創造、不思考大局、不溝通協調、不背負風險的執行者?如果是,我們甚至又犯了更大的錯,也就是讓學生誤以為當個有頭銜的手下,就是「領導」 — 我們把一個詞,掏空了它的真正意涵,然後裝入了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東西。

把培育手下的模式,當成培育領袖的方法來鼓勵推廣,是否,這和「黑心食品賣全台」是似曾相似的悲劇?

本文獲商業周刊網站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商周網站專欄部落格

出處聯結:學與業壯遊(作者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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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荷日曆:荷蘭幼稚園裏的台灣老師Hallo! Juf Joleen-前篇

 

近10年前,才剛嫁來荷蘭,一句荷文也不會,報紙看不懂、新聞聽嚨無、出門一定要先生陪同兼翻譯,可以說是第一年的荷蘭生活,我就像是在地觀光客,所有事物都是新鮮事,假日到處走馬看花,還列出一拖拉庫旅遊景點。但平日的普通生活就真的是很難煎熬,當時還沒有孩子、沒有朋友、沒有目標,最怕就是鄰居或陌生人來按電鈴及電話聲響,這「步步驚心」啞子般的生活,我過得並不快樂!

當下驚覺,我不是來這裡玩的ㄟ,是要生活下去一輩子的,於是在等待語言學校開學前的空白日子,我先找幾本童書來練習基本單字,請我婆婆每週固定來喝咖啡的時間裏,多挪出個半小時教我實用荷文,請我先生多和我用荷文溝通,真的當我又是鴨子聽雷時三條線再用英文補充說明,我讓自己生活多充實,忙得有意義!從沒想過,10年後我竟然可以成為荷蘭幼教老師,除了感謝學校老師的不嫌棄與大膽嘗試,更感謝上天的精心安排!

荷蘭幼稚園裏的台灣老師Hallo! Juf Joleen-前篇

我可以很自豪的說,以目前約3000多位台灣人在荷蘭生活生根,我可以算是非常少數親身於荷蘭幼教領域第一線的工作案例,來到幼稚園,我已經不是家長了喔,而是小朋友口中的Juf Joleen(Joleen老師),而是怎樣的因緣際會讓我踏上幼教之路呢?那就真是老師的抬愛了,荷蘭幼稚園是2歲入學(很早吧!)學校會劃分2~3歲為幼幼班(jonerpeuter)3~4歲為小幼班(ouderpeuter)以兩位全職經驗豐富的幼教老師為主軸,她們有權限尋找富有熱心與愛心媽媽來當助手,所有工作和正式老師們無異,一樣陪同小朋友遊戲互動、語言學習、生活指導、說故事書、唱遊、勞作…但主題教學與家長連繫就是由正式老師上陣,這樣才不會混淆。

老師找愛心媽媽也是要先通過她們閱「家長」無數的豐富經驗來篩選,若媽媽有意配合還要親自去當地市政府做「身家調查」的申請,絕對是要身家清白、無案底、無不良行為的資格才可以從事幼教工作,重重檢閱與把關,就是要讓小朋友們在最安全的環境與人員下學習成長。

我的申請很快在一週內就合格,市政府便隨即通知老師們我資格獲准,我甚至還獲得學校合約呢!去年十一月正是幼稚園最忙碌的時刻,大大小小活動一大堆,我便開始全新的幼教工作,從一開始對小朋友都很陌生還要裝熟,到現在有一位小女生每一看見我就直奔過來大喊Joleen老師,妳來啦!再來討個抱抱,連老師都說她是我頭一號粉絲呢!我很感恩也很驚訝為何老師們會找上我,畢竟我是個外國人啊,尤其在語言這方面,我的荷文溝通當然沒問題,但若和當地人一比較起來,還是差一截,但是老師們就是喜歡我的熱心與用心與總是面帶微笑的親切招呼,即使我兩個兒子已經都上小學了,每年耶誕佳節,幼稚園老師還是會收到我們的卡片問候,這情感的維繫並不會因小朋友成長離去而停止。

荷蘭幼稚園裏的台灣老師Hallo! Juf Joleen-前篇

我想,這將是我這位台灣媽媽最棒的另類兼職了,我的人生被安排在這裡Reset重新設定,Restart重新啟動,想知道荷蘭幼教(小幼幼2~4歲)的最新秘辛、最好玩、最值得借鏡、最另類的養成教育嗎?「荷適教育」單元今後將會以輕鬆易懂、活潑童趣的筆觸與您一同分享!

Ps.Juf(發音為幼夫)就是荷文老師之意,但僅適用於幼稚園與小學老師,中學以上老師即另種稱呼。

 

 

尤虹文:貧民董事長的翻身祕訣

日前受邀到美國知名基金會的董事長家作客,才知道他亮麗外表下的奮鬥史:母親早逝,父親含辛茹苦四處兼職。他和六個兄弟姐妹,來自美國70年代最貧窮的社區,破舊的公寓旁垃圾瓦礫堆四處可見,毒品槍支氾濫,連上學都有生命危險。

他克服萬難,申請上大學:人生第一次感到安穩,第一次固定有早餐,午餐和晚餐。 雖然皮夾裡不到5塊錢,衣櫃只有3件衣服,他拼命爭取工讀、實習的機會,在學術理論之外,充實自己的實務經驗。每個暑假當大公司的實習生,畢業後受聘於顧問公司,再接任美國地區主管。靠自己的力量,一路爬上人生的巔峰。

他深知教育是擺脫貧困的機會,其成功樣板,也讓我思索,今日的莘莘學子,如何獲取幸福人生的跳板? 如何讓命運因求學,得以180度轉變?

在這個高學歷,高失業的時代, 年輕人自立自強之外,企業實習已成為學生就業必備的不二法門 。 在哈佛大學,最有企圖心的新鮮人從底層做起,為四年後的職涯藍圖打底。筆者就讀時期,哈佛大學生畢業前,大多能到兩家以上不同型態的公司工作,不只賺工資(大三暑假實習7千至1萬美金),更取得寶貴的工作經驗和技能(詳細內容見《哈佛教我的18堂人生必修課》)。學校也透過企業實習計畫,建立與大公司的長期關係及默契。

不只世界頂尖大學重視實習機會和產學合作,總統歐巴馬今年度國情咨文 (State of the Union )演說,讚許教育和企業(IBM)聯手創建科技高中; 2014年預算申請中,更提出投資三億美金來改革美國的高中制度。

讓歐巴馬刮目相看的產學合作成果,是紐約科技學院高中。此科技學院高中P-Tech 創新六年制 ,分九到十四年級。高中生在學時參與IBM 支薪實習訓練和紐約市立大學課程 ,畢業直接取得電腦工程的實務經驗和副學士學歷。每天從8點半到下午4點十堂課,除了英文和STEM 教育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外,還有職業發展科目,如全球動態,簡報技巧,以及獨立思辨能力。課程皆經IBM 分析現有員工能力所研發,配合業界需求。學生畢業後,具備到IBM作技術職員的能力,起薪4萬美金起跳。

台灣也有建教合作的案例,但是美國此產學平台,其嘉惠技職學子有下列三點新走向:一. 產學合作最主要的目的,是提供技職學生畢業後,一張進入中產階級的車票,不再需要做底薪勞工。 如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PISA) 負責人安德利亞斯所言,「 貧富不均和低薪問題,不再能從財富重新分配來解決,必須由教育作根本修正:個人技能,薪水高低和就業機會成長,息息相關。」

二.產學合作是長遠具前瞻性的: 每個學生在校六年內,都有一位 IBM 員工,一對一輔導;IBM 為學校十八位老師師資訓練;學生畢業後,IBM 工作優先錄取。

三.335個學生多數來自貧困學區,52%的學生入學前,甚至尚未通過紐約州立英文和數學及格測驗。但是P-Tech 提供他們免費選修大學課程和未來工作機會 , 入學資格採隨機抽樣,不因成績好壞篩選。

網路遍佈的全球化世代,教育、科技和企業的聯結,已經密不可分。沒有人才,企業無法成長茁壯;但學生如果沒有實務經驗,企業也無從評估網羅。IBM 的副總裁史丹利 ‧ 立托:「多年來大家一直提及企業和政府在教育上攜手合作,但P-Tech 學院高中,是美國一創舉。」明年度紐約教育局還會新增設能源和醫療企業合作的學院高中。芝加哥學區也開始仿效企業教育聯手模式,和微軟,摩托羅拉 和 Verizon 等大公司合作。

P-Tech科技學院在美國蔚為風氣近三年,其成效固然尚未估測,規模也未全國化,但是美國企業和教育界攜手執行方案,栽培青年人才,設法解決產學失衡,的確值得借鏡。畢竟,人才斷層雖可怕,制度斷層更可畏 。

哈佛盡其所能幫助大學生就業, 台大當然也可以?芝加哥和紐約為最困頓的高中生找出路,高雄和台北也可以試試?貧民區的小孩,靠求學和實習,翻身成為董事長? What is stopping us?

本原文刊載於2013年12月17日《遠見》華人精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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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器公用】高等教育下的雞排英雄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前陣子批評「讀到研究所但卻去賣雞排是浪費教育資源」的一番話引起熱烈討論。雖說郭董沒必要去評斷一個人該做怎樣的事情,但是一個日理萬機的老闆百忙之中注意到這件事並發表了想法,筆者認為還是有必要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博士雞排」的事件。

「博士雞排」的創辦人宋耿郎日前到雲科大分享求學及成長經驗,提醒大學生不要因為害怕「畢業及失業」而對就業卻步,反而選擇繼續升學攻讀研究所或博士班。他表示讀書絕對有用,但要思考讀書的目的及自己的興趣。若是真的對學術研究感興趣,就繼續升學攻讀研究所。若興趣不在學術研究,應該是配合自己的興趣培養競爭能力。家長們總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但用父母們自己觀點來培養孩子並不適當,他建議家長放手讓孩子適性去發展。

台灣高等教育的研究水準

從宋耿郎的分享中,其實已經可以抓到一些端倪。在萬惡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傳統觀念下,家長們無所不用其極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小孩能有漂亮的學歷以求未來工作能夠更好,但一窩蜂的爭搶高教資源時卻又帶給孩子們巨大無比的升學壓力。為減輕升學壓力,教改的十餘年間廣設大學研究所,造成了人人有書念的齊頭式平等。但碩博士數量的倍數成長,並沒有對台灣的產業帶來巨大的研發和成長能量。

眾所皆知,台灣研究所畢業的條件大多以論文發表為主。台灣學術界在評比論文時多用SCI或SSCI做為依據,許多學校對畢業時的論文”篇”數有著嚴格的規定,造成了台灣每年的論文產生數量在國際間名列前茅,但卻沒有反映在國際間大學院校的排行榜。在一項由台灣大學和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共同合作的一項世界排行榜(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 2012)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個狀況。以下是筆者取該排行榜中的「世界排名」、「當年(2012)論文數」及「11年(2001-2011)論文數」三項指標整理出來的結果:

台大:11年論文數排名42,當年論文數排名38,世界排名101
成大:11年論文數排名134,當年論文數排名118,世界排名270
清大:11年論文數排名262,當年論文數排名264,世界排名364
陽明:11年論文數排名359,當年論文數排名303,世界排名396
交大:11年論文數排名245,當年論文數排名233,世界排名400
長庚:11年論文數排名386,當年論文數排名278,世界排名495
中央:11年論文數排名379,當年論文數排名359,世界排名500+
中國醫藥大學:11年論文數排名480,當年論文數排名323,世界排名500+
中興:11年論文數排名402,當年論文數排名357,世界排名500+

由於這份評比的世界排名計算了大學的學術生產力、學術影響力和學術卓越性,上面的數據顯實實在在的反映出一個問題:台灣榜上名校的論文量多但是質不精,影響力和卓越性不佳。而且,還可以看到榜上有名的大學學術生產力在世界排名中還是呈獻進步的狀態。怪不得筆者在攻讀研究所時曾聽到一句話:台灣的論文要是每篇都有用,我們早就統一全世界了!這句話雖然戲謔,但卻也反映出基層教授們早就看到這問題,但我們的政府似乎還不明白。

為了能讓自己的學歷能夠在幾乎人人有大學學歷的狀況下更顯優越,造成了就讀研究所的人數暴增,但真正有興趣於學術研究的人卻非常稀少,最終造成了碩博士數量的成長並沒有對台灣的產業帶來巨大的研發和成長能量。在國際競爭益發激烈的今天,企業沒有研發和成長就代表了競爭力下滑。賺不到錢的情況下,企業主只會想要延續企業生命。大砍人事成本幾乎都是降低支出的第一步,也造成了畢業及失業和22K的社會現象。

造成大量高學歷但卻沒有研究熱情與才能學生的原因,除了高學歷的迷思外,政府辦學的政策也有失誤之處。過去幾年教育經費的分配幾乎一面倒的向研究型大學傾斜,加上廣設大學後研究型大學數量增加,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各學校能得到的補助就相對減少。更有學校為了爭取經費而計畫轉型為研究型大學。校校有經費的情況讓真正有能力培養頂尖研究人才的學校資源不足,而沒有能力的學校也不會因為資源多了點就可以順利培養出適合研究的人才。又是一個齊頭式的平等造成了資源運用不當,造成了大夥吃不飽但至少餓不死的狀況。試問五年五百億的經費為何不能只投入極少數學校?能有研究研發能力的人才本就稀少,資源不集中培養真正有潛力的學生和教師不啻為一種資源的浪費。

新港韓的一流大學

目前新加坡、香港和韓國的頂尖大學在國際的排名都已經超過台大。想要培育人才,資源當然不能少,尤其是負責傳承的師資,更是在培養人才中最需要投資的軟體。以台灣教授一個月的薪資10萬來計算,大約只有香港的1/4,新加坡的1/3,韓國的六成,落後甚多。或許10萬元在台灣已算高薪,但面對全球化的競爭,稀少的資源是無法從全球各地引進好的師資。吸引不到人才或許還不算是大問題,最大的挑戰在於面對國際競爭時,台灣人才和優秀師資被挖角。

台灣教師的薪資其實是和公務人員的制度掛勾,即使校方願意且有能力支付一位教授40萬的薪資,也會因為法規而無法實現。國內頂尖大學都已有法人化的計畫,目的就是能夠取得更高的自主權,特別是人事及經費的運用。已進入世界頂尖大學之列的韓國首爾國立大學前校長李長茂說:沒法人化,首爾國立大學是南韓第一,法人化後才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學法人化是邁向頂尖的重要戰略,但政府行政效率國人有目共睹,台灣優秀的研究人才和師資卻在改革躊躇不前時逐漸的流失。

除了吸引優秀人才和師資,國際頂尖大學也對校內的師資進行考核,並不是取得校方的聘書後就可以高枕無憂。在台灣,專任的教授除非犯有大錯或是轉換跑道及退休,是不可能因為教學或是研究績效不好而被淘汰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都打破教師是鐵飯碗的傳統觀念。新加坡國立大學會評鑑每一位教授的研究成果和品質,若是6年期間無法取得終身職,則該名教授必須離開。而香港城市大學則是直接設立績效指標,透過考核為教授的教學及研究成果打分數。薪資則是根據考核的成果調整,若是考核太差也有可能丟掉工作。或許教育及研究成果難以量化,但評鑑的制度主要在於增加競爭,已提高研究品質。在台灣,也有所謂的七年條款。教師若是無法在七年內升等到下一階段,則也會離開學校。礙於反彈壓力,這條款從沒有被真正落實。結果則是台灣教育的師資很難有所汰舊換新,也衍生流浪教師的問題。

碩博士進入公職

過量培養研究人才也產生了一個怪現象,碩博士學歷報考公職的比例逐年提升。曾幾何時研究所畢業生想加入台積電等台灣一流企業的現象,已轉變成大多年輕人一心只希望考上高普考。今年的第一場公職考試「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就吸引了6萬6千多人爭搶357個錄取名額。根據統計,具博碩士學歷者就有5249人,佔了將近8%。造成這現象原因當然很多,但最主要還是因為台灣培養的研究人才太多造成供過於求的現象。台灣一年畢業超過7萬名碩博士,但社會上根本不可能每年提供7萬多個研發相關工作機會,在競爭不到研發相關工作情形下好只好轉換跑道。

若是參加公職考試的所有人都有著服務人民的熱忱,那不論什麼學歷都值得被鼓勵。但事情的真相是大環境不佳,公家機關的鐵飯碗制度才是造成公職搶手的真正原因。當然頂尖人才能夠進入政府單位是好現象,但台灣的整府體系非常官僚,有心之人想要貢獻卻可能動輒得咎。更糟糕的是公務員之所以是鐵飯碗,正是因為缺乏足夠嚴謹透明的考核制度。獎懲不明的結果必定是劣幣逐良幣,成了打混摸魚者的天堂。長久下來,養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心態也把人才的能力和熱情也都消耗殆盡。

追根究柢的思考後,郭董真的是一位愛管閒事之人嗎?筆者認為「讀到研究所但卻去賣雞排是浪費教育資源」這句話其實是在說明現在高等教育供需失衡的現象。萬惡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傳統觀念造成大家一窩蜂追逐大學窄門。為了降低升學壓力,治標不治本的教改廣開高教之門,過度的培養研究人才。供過於求的狀況下,碩博士們只好轉換跑道,賣雞排,考公職,甚至報考清潔隊都成了選項之一。

坦白說,筆者認為「博士雞排」的創辦人宋耿郎其實是對社會做了個良好的示範。他在認清環境現時和自己個人的條件後,毅然決然的放棄研究所的光環離開舒適圈自行創業,沒有進一步的浪費教育資源。現在台灣所有的碩博士生應該要立刻深入思考這個問題,問問自己是否是真的對學術研究研發相關工作有興趣。若是沒有的話就該當機立斷,好好思考下一步並追求自己內心真正想要的東西。而郭董看似爭議的發言,則是提供了讓大家更深度去思考現在高等教育現況的契機。對比鄰國和國際間培養和競爭人才的狀況,台灣落後太多。不儘是政府相關官員應該正視,台灣的家長和學生自己也應該認真思考,我們已經不是只在這個美麗的小島內和留著相同血脈的人競爭,我們的對手皮膚和眼睛的顏色可能和我們都不同。抱著和世界競爭的心態去思考我們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才是當務之急。

比我們優秀的人都在汲汲營營的努力,那我們有什麼本錢可以渾渾噩噩下去?

 

彭明輝:從一件小事看台灣的教改

 

十二年國教在各種爭議中上路了,建中關心的是如何保留明星高中,一般家長關心的是超額比序,私校關心的是在這亂局中提升自己的升學率,以便跟國立明星高中搶學生。特色招生則越來越像過去的聯招,「學術特色招生」像是過去升學主義的借屍還魂,十二年國教似乎又把剛剛脫掉的緊箍咒給重新帶了上去。

一個高中教務主任感慨地跟我說:「教改越改,學生越辛苦。以前只要一次聯考,現在變成一個 B 段會考和一個 A 段聯考,最高興的是補習班;以前只要拼聯考成績,現在還要拼著到處當義工,參加比賽。」

一個讓人百思不解的問題:為什麼幾十年來教改總是走回頭路?

跟這件大事密切相關的是一件小事:學生為什麼總是不願意在上課前預習?甚至連清大這種頂尖學校的學生都一樣?假如連這小事都改不了,要推動其他的教改就更難了。

教育有一個重要的目標:培養學生自行學習的能力。而預習則是一個必要的練習過程:就像學騎腳踏車,你就是必須要親自學著騎,否則永遠不可能學會騎。

對絕大部分的學生而言,時間都不夠用,因此預習必須有帶來好的成效,才值得去做。但是,傳統的考試只考你擁有多少知識,而不管你有沒有能力靠自己的學習力去獲得知識,因此知識比自習的能力更重要;這就使得自習能力好像是多餘的中間產物,而知識才是最終的目的;偏偏培養學習力的過程往往需要額外花時間,還要面對各種讀不懂時的挫折,因此絕大多數學生更加不想通過自習能力的培養來獲得知識。

此外,在以知識為主的傳統教法裡,很多種人都覺得預習是在浪費時間,所以他們不願意預習:老師講課時間太長,對有自修能力的人而言,連上課都是在浪費時間,更別說是預習;對程度較差的學生而言,他們沒有預習的能力;對中段的學生而言,預習的效果不如溫習或補習。

即使到大學階段,預習仍舊是個大問題。理論上,頂尖大學的學生水準比較高且比較齊,有預習的話課可以講得比較深,充分引導學生發揮學習能力的極限,畢業後才有能力擔任社會上各行各業的領導人。但,事與願違,進大學以前不曾培養過自學能力的人,很高比例會變成一輩子都沒有自習能力。因為,這牽涉到一個複雜的社會互動過程。

一、我當學生時也從不預習

學生時代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學校。我喜歡連續好幾小時(甚至一整天或連續好幾天)持續讀同一科,把前後各章節連貫起來去想大架構的問題,所以很討厭上課時間只有數十分鐘,老是只講一個瑣碎的問題就下課。又因為從小學就學會自修,祇要考前讀一次就可以去考試。所以,更加只想自己讀書,而不想浪費時間去上課或預習。

大學時,教授多半不點名,少數很乾脆地規定:「點名不到,一次扣學期總成績一分,最多扣五分」。整學期不上課只要扣學期成績五分,我覺得這很划算,就乾脆大學四年都翹課。翹課的原因很簡單:老師只教課本寫的,而課本寫的我自己讀得懂,而且速度比老師講解的快(老師講三小時,我通常一小時就讀完了),又可以一次讀一整天,搞懂大架構的系統觀念。因此,我寧可整天在成大文學院圖書館讀人文書,每次月考前讀一週就可以讀完機械系所有老師教一個月的內容。

算一算,大學四年花在機械系的課程一共只有每學期三週,四年共二十四週,但是花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類的閱讀、思考、討論的時間卻絕對超過 120 週(我大學很用功,鬼混的時間每年應該不到 16 週),大概是我花在本科時間的五倍──我的人文素養基本功夫就是這樣來的。

對我而言,如果沒有翹課,就無法完成自我教育。

二、清大學生也不預習

我當老師時,機械系的課堅持不點名。不點名的老師要怎樣讓學生願意來上課?我天真地以為:只要講課本沒講而自修學不來的觀念,講的夠深夠精采,學生就會乖乖來聽。

我擅長教大結構、大觀念的匯通,教學生看到知識背後的系統性。我上課總是扼要交代課本內容後,就開始一步步帶學生深入去看這些知識背後隱藏的觀念與系統架構,教他們做到「讀書要力透紙背,看到書本沒寫的,看到書本背後的觀念和知識結構,讀到有能力把一整本書『系而統之』,『一以貫之』。」

像靜力學這樣的課,我可以教學生只用「合力等於零」這樣一個觀念貫串全書數百頁的內容,一個公式也不需要背。而控制系統理論這樣的課,我可以用兩三個核心觀念貫串全書,順便讓他們了解代數與微分方程之間的分野,數學、物理與工程之間的關係,力學思想史與控制理論觀念發展史,研究的方法與策略等,以及「為什麼現代物理學會殘留著古希臘思辯哲學的痕跡」。

班上程度頂尖的學生都受惠很深,有學生告訴我:聽我課像進入大千世界一樣,終於知道什麼叫做「理工的思維」。但是,也有學生很得意地告訴我:「我是班上極少數有能力一路聽到學期末都還知道老師在講什麼的人。」我問他一共幾人?「不到五人!」我傻在那裡。一個班級選課的人將近五十人,不點名而自願聽課聽到期末的起碼35人,為什麼最後能聽懂的只剩不到五人?仔細跟他們討論,因為他們很多人沒有事先預習,或者剛開始勉強有做到,後來越來越做不到。

於是,我要求學生預習。想盡辦法之後,我發現:很多學生都已經習慣「老師講課,學生抄筆記;不先聽老師講一次,就不知道要怎麼唸。」

那時候,清大動力機械的學生是甲組第 6~9 志願左右的頂尖學生,很多人卻從來沒有學會「自習」。這不是因為他們笨,而是因為他們從來沒練習過,沒被引導過。更準確地說:在聯考制度與師長壓力下,他們根本沒有機會練習自己思考,自己克服閱讀的障礙。

我發現,要克服我所面對的教學障礙,靠我一個人是沒用的:前面中學階段沒教好,後面的老師就難以發揮。我也面對一個非常艱難的抉擇:我到底是要成全班上最頂尖的前五名,讓他們看到做高段學問的方法?還是遷就一般的學生,讓頂尖學生不想上課,只能在出國後才知道什麼叫「學問」?

一番掙扎後,我以為較好的辦法是:有些老師繼續傳統教法,遷就大部分學生的需要;少數老師發揮個人特色,讓學生看到更高、更難的挑戰與學習的目標。如果一個系的老師教法上可以有多樣性,目標有多樣性,對清大學生而言可能是最佳的福音。

三、頂尖大學與普普大學

可惜,校方、教授和學生們並不見得在乎教師的多樣性,以致一位很傑出的袁光亞教授被學生氣走。我看著學生在牆上謾罵的話,也聽過袁教授的課,我知道:是學生的程度跟不上老師,而不是老師沒能力教學生。這樣的老師讓許多學生因為跟不上而痛苦,但只要他不開必修課,就可以在選修課調教最頂尖的學生。

我心裡想著:如果清大留得下袁教授,那麼清大是一流大學;如果這麼有學問的老師卻被學生埋怨聽不懂,而學校又不懂得為最頂尖的學生而把他留下來,那麼清大沒有機會成為一流大學。畢竟,大學不是國民教育,而且每一個國家都至少須要有一兩所大學是從事最頂尖人才的菁英教育,而不可以都是在遷就學生的水準。

但是,學校裡大家習慣於各教各的課,並且輪流教必修課,而不是根據教師的個人特色去組配出系上最佳的授課人選配套。這樣的組織,注定容不下教學難度較高的老師,袁光亞教授終於被學生氣走了,學校一點也不覺得他是寶。我心裡明白:一個學校如果只顧個人教學,而不相互搭配,也不以系所為單位謀思最佳的人員配置,就不再有可能提供全球最頂尖的教育了。

又過了幾年,清大推出「教學評量」,問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為的是「遷就學生普遍的需要」。誤把「學生滿意度調查」當作「教學成效評量」,教授變成循規蹈矩的公務員;又要求每個老師都要符合同一套刻板的教學模式與衡量標準,而不能有個人風格與特色;更壞的是,這個制度變相鼓勵學生不預習,沒有自修能力,還要求老師要照鐘聲上下課。

這個制度是在扼殺頂尖學生的學習機會。這樣的大學只能變得平庸,而不可能培養出最頂尖的人才。

當一個大學的行政體系價值觀錯誤時,老師不可能用孤臣孽子之心去挽回頹勢;當學生價值觀普遍錯誤時,老師很難不做對不起學生的事。

四、教學評量之害,每下愈況

清大推出「教學評量」後,這一項的「成績」很快地變成新進教師升等時的評鑑依據之一。有老師堅持要學生必須預習,絕不妥協。結果學生給的「考績」年年不及格,升等時被以這個理由刷下來;第二年,他被迫放棄自己堅持的理念,遷就學生,學生給他的「考績」變成及格,他升等終於過了。這是不對的事,但這種制度下只有做不對的事才有辦法生存下去。

殺雞儆猴,其他的年輕老師開始認真討好學生,遷就學生。明知每一堂課有所謂「檔修」,意味著學生必須在開學前溫習以前學過的相關功課。但是也明知學生貪懶,不肯溫習。怎麼辦?一個學期的課,前面三、四週幫他們溫習以前別的課程裡學過的相關知識,後面的課每堂要先溫習上一堂教過的。課裡不敢教深的、難的,總要想辦法讓學生一聽就懂,上課不需預習,下課也不需溫習。頂尖學府的頂尖教授變成補習班老師、課輔老師,清大的授課內容在難度上越來越像普通大學。

等這些學生大三修我課時,我不得不去補以前的課該教而沒教好的部份,剩下的時間只能勉強交代課程內容,完全沒機會講較深的觀念和大結構的知識系統。教成這樣子,一點深度都沒有,誰來教都一樣,根本不需要我;更難堪的是,只教課本上的知識,如果我是學生,鐵定翹課去讀自己的書。

據說,中學已經開始有些老師在討好學生,而讓高年級的老師越來越難教;如果中學施行教師評鑑制度,問題只會更惡化。

五、自修與跨領域是研究工作的必備能力

學生有沒有預習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不只牽涉到個別老師的教法與能力,更牽涉到學校制度,乃至於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如果一個社會普遍地崇拜權威,不相信自修的可能性,你要如何去推動「能力重於知識」,以及自習的重要性?

一個在教育部推動教改很多年的教授感慨地跟我說:「我老被罵不懂教育卻愛管教育,不務正業,外行領導內行。說良心話,我費了幾十年的心血研究教育問題,對教育問題的了解遠超過許多自命懂教育的人。」

我很了解:本行的人不一定內行,行外的人不一定外行。重要的是:你到底學到什麼,而不是你在哪裡學。

我們不相信有人可以靠自修了解一個本行以外的問題,老實講,這就表示我們甚至連碩士班「文獻回顧」的能力都沒有,更別談什麼碩士資格。

認真在碩士班期間靠自己努力去做文獻回顧的人,一定會發現:期刊論文所設定的專業知識深度遠遠超過大學部所學,甚至絕大部分的背景知識都是大學部沒教過的,要念懂這些論文,有沒有先唸過大學部差別實在不大,因為絕大部分都必須要靠自修去補自己的知識落差。

我出國前先自己念完我指導教授的所有論文,和他指導過的所有已出版的博士論文。其中一本博士論文只有一個定理,其他全是預備定理。為了要讀懂這一本博士論文,我必須先懂一本數學系很冷門而難懂的書,據說連博士生都很少人聽過這本書。怎麼辦?我還是只好硬著頭皮搞懂。

做研究時,閱讀本科以外的書並拿來用,還要有創見,這是研究工作中的常事。我退休前的研究是拿醫學界電腦斷層掃描技術(CT scan)來做電路板 3D 檢測,需要用的理論跨越醫學界電腦斷層掃描技術和資電學院的影像處理。

而我們的學生卻普遍地被教成:你不是師大的,不要談教育;你不是經濟系的,不要談經濟;你不是核工的,不要自己亂讀核工的論文,讀錯了怎麼辦。

我們不知道:博士訓練的核心是「探索未知」,所以他的專長是「探索未知」。一個好的博士,當他鐵了心要搞懂一件事的時候,只要他願意拿出當年「文獻回顧」的精神,把這議題相關的文獻給認真讀完,他談核電議題的專業能力就超過不曾認真研究過這問題的核工系教授。

一個人,只要願意把「 2008 年之後經濟學界對主流的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有何反省與批評」當題目,認真地進行期刊論文的文獻回顧,他對經濟學的批評就遠比不曾做過這研究的經濟系教授更具有專業性。

可悲的是,大家普遍地都沒有自修的能力,也不相信別人的自修能力。長年下來,積非成是。所以,我們變成盲目崇拜權威,而沒有能力針對公共議題進行有意義、有深度的討論。我們甚至開始畫地盤,佔山為王,拉幫結派,黨同伐異。

這樣的社會,別說什麼創新的能力,連跟隨世界最新發展的能力都沒有!

這樣的一群人,別說連碩士的水準都沒有,根本連我以前的碩一學生都比不上。

六、一個不相信「自修能力」的社會

網路時代,自修的能力比知識重要。即便純就知識而論:網路時代需要的是寬廣而不需精確的知識背景,以便培養學生廣泛閱讀並活用網路知識的能力;但是傳統考試與教法卻往往會誤導學生去追求精確而狹隘的知識,剛好綁死他們的學習與思考空間,和創造力。

全世界都在追求跨領域的思考與學習,我們卻還在罵人撈過界、不務正業。因為,我們根本不相信自修的結果會比去念台大的效果好。

2002 年時,聯合國的兒童基金會(UNICEF)、教科文組織(UNESCO)、和世界衛生組織(WHO)共同建議各國應幫助中學生培養以下十項核心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批判思考能力、有效溝通的能力、做決定的能力、創造性的思考能力、人際互動的能力、自我覺察能力、同理的能力、抗壓力、處理情緒與情感的能力。沒有一樣有明確的知識範圍,沒有一樣適合傳統教法,沒有一樣是傳統考試能考的。

別說家長和老師不相信「自修的能力」是可以教得會的,連大學教授都帶頭反對「教能力」。 教改喧頭一大堆,說穿了,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九年一貫所主張的「讓學生培養『可以帶著走的基本能力』,而不需要帶著背不動的書包、學習繁雜的知識教材。」有人反對「教知識而不教能力」,認真想想:假如連自修能力都學會了,要什麼知識還不都是垂手可得(滑一滑手機就有了)?更何況,哪有人連自修能力都學會了,卻沒有在過程中學到相關的知識?

大家相信學問是學校教的,不可能自己學會。結果,這個社會只關心你在哪裡學,而不在乎妳學會過什麼。我們一窩鋒地擠台大,因為大家在乎的是你有沒有唸過台大,而不在乎妳學會什麼。

有人問我教改如何改,我建議:「讓台大每年招收三萬人,但是第一學期就根據學習成果當掉兩萬人,第二學期再當掉五千人,這樣一直當到畢業時只剩一千人或更少。」德國就是這樣:大學的入口寬,出口窄,能畢業靠本事,大家不需要「一試定終生」。台灣則是大學的入口窄,出口寬,能畢業靠入學考試,所以大家都怕「一試定終生」,誰也不敢放手讓孩子去嘗試錯誤,培養自修的能力。

七、雞生蛋與蛋生雞的問題

大學的病病在社會普遍的價值觀,病在中學教育;而中學教育的病,病在家長和老師的觀念,病在不知道教育的最終目的是「教學生學會自習的能力」;而家長和老師也不是都不知道教育的最終目的是「教學生學會自修的能力」,問題在於:絕大部分的老師和家長也沒有能力自修,要叫他們如何相信「自修的能力」是可以教得會的?

教改最重要的是要讓家長相信:「能力可以教,有辦法檢測」;即使無法精準檢測,也要讓家長相信:教能力,比學校分發過程是否絕對公平還更重要,因為「重要的是學到什麼,而不是在哪裡學。」

如果家長普遍不相信上面那一段話,明星學校的校長就會堅持要 100% 考試入學的學生,而分不清楚知識和能力的關係;家長就會爭論入學辦法公不公平,以及忙著把孩子送去補習和當義工、參加比賽(徹底扼殺孩子自主學習與練習思考的空間);最後,特色招生就會變成聯考。

要一群被填鴨長大的家長、教師、教授相信能力可以教,猶如「不可與夏蟲言冰」。當大學教授也誤以為建中學生「學術能力」比較強的時候,如何有辦法讓這社會相信「教能力比教知識更重要」?

於是,一大群在填鴨教育下長大的閣員、教授、老師、家長只好繼續相信「知識比能力更重要」,「不是師大的,不要談教育;不是經濟系的,不要談經濟;不是核工的,不要自己亂讀核工的論文」。

這樣一群人,確實只配從事代工產業,繼續跟新興國家在這紅海裡拼毛利,越拼毛利越低還算好,越拼市場越小才是問題。

 

photo credit: flickr (CC BY-ND 2.0)

 

Vista:百萬設計師的人生逆轉勝:會考只是一時

 

午後炎熱的天氣,讓人覺得不大舒服,想到出國在即,便想去整理一下雜亂的頭髮,於是不假思索地出門,信步走到某家以前從未光顧過的理髮廳。

坐定之後,一位手腳伶俐的年輕設計師跑來和我寒暄,確認了對於髮型的想法和需求之後,我就很放心的讓這位從未認識的設計師,來幫忙張羅、處理我的三千煩惱絲。

通常這個時候,我就會選擇放空,甚至打個小盹兒。不過,午後理髮廳裡顯得有些熱鬧,一些來理髮或美容的客人聊起天來此起彼落,想不注意都難。

仔細聽了一會兒,才知道她們正在熱烈討論十二年國教和最近很夯的會考問題。

「你相信嘛?全班第一名的囝仔居然沒有學校可以讀?」一個媽媽模樣的婦女,揚了揚手上的報紙,就這樣開啟了話匣子。

隨即旁邊就有人附和,「是啊、是啊,聽說還是領市長獎畢業的,填了五十個志願通通都落榜?是有那麼誇張嗎?」

「夭壽喔,阿捏叫以後的小孩子是要怎麼考咧?」此話一出,只見所有的客人都頷首點頭。

「還好我女兒還小,看看過幾年教育部會不會修改政策啦,不然吼……」這回,連店內的幾位髮型設計師也加入議論。

「現在要考上建中、北一女,其他成績拿A+也沒用,作文沒有滿級分還不行耶!看來這個暑假我得讓小孩去補作文了。」話題兜了一圈,又回到原來那個媽媽身上。

儘管自己離考高中的年代已經有些久遠,但我倒也能感同身受。雖然我不想開口加入婆媽們的討論,但我也同意這次會考所浮現的若干問題癥結,的確值得有關單位好好檢討。

「其實哦,就算讀建中又怎樣?」正當店內服務人員幫我洗頭髮的時候,旁邊一位同樣正在洗髮的男性客人突然嘟嚷了一句。

「哦,怎麼說?」也許是以前當過記者的關係,我一聽到這句話,立刻感受到這段話的背後肯定有段故事。若非正在沖洗頭髮,我可能立刻拿起紙筆記錄。

「喔,沒什麼啦!以前我也考過前三志願,差點兒就可以當五月天還有愛情公寓創辦人的學弟了。可是我現在做室內設計跟裝潢的,Case也接不完啊……」

哦,莫非他曾考上師大附中?

這個世界並非「唯有讀書高」,但是身旁這位年輕的室內設計師當年為何放棄明星學校,轉而去讀高職的建築相關科系呢?經過一番攀談,我才弄清原委,原來這位設計師從小的家境就不好,又剛好遇到新成立不久的高職提供獎學金,才讓他的人生來個大轉彎。

「我有問過以前一起考上前三志願的國中同學,他們坐辦公室的現在一個月頂多也只領三、五萬,年薪要破百卡難喔!」沖洗好頭髮之後,我們不約而同回到座位上,又繼續剛剛的話題。

「這次的會考制度是真的有問題,我們這群教育部的官員腦袋不知道在想什麼啦?」

「那些成績好、本來應該上第一志願的學生上不了建中、北一女,真的會令人很不爽,就好像當年我明明考上附中又被迫放棄報到,也只能半夜偷偷擦眼淚,然後隔天就去高職報到了啊。」

「不過哦!人生,不是看一時的啦!」年輕的室內設計師愈說愈慷慨激昂,話鋒一轉,「你看五月天的阿信、石頭和瑪莎就算念了附中,還不是只有考上私立大學而已?可是──考不上國立大學,天也不會塌下來啊!你看他們會填詞譜曲,樂團又玩得那麼好,厲害的人遲早都會找到出路的啦。」

這樣說,一點兒都沒錯。是誰說讀技職教育的人,成就就會不如讀大學的人呢?又或者私立大學的學生,表現就一定比不上國立大學或喝過洋墨水的學生嗎?在這個年代,能夠擁有一技之長,弄得清楚自己的興趣、想望,或許比一張漂亮的文憑來得更實用啊!

回想起我之前當面試官的經驗,雖然面談過好幾位頂著國立大學碩士學歷的年輕人,但學歷並非我最終考慮的重點,最後還是把工作機會留給僅有專科學歷、但卻更有工作經驗和敬業精神的應徵者。

理完髮,鏡中的我煥然一新,思維也拉回現實,那位年輕設計師卻早已不見蹤影。想起這陣子紛擾的會考現象,我完全可以理解那群被會考制度所折磨的年輕學生和家長的心理,的確,面對意外襲來的那股失落和不確定性,這一切肯定是很大的傷害。但事情既然已經發生,我們就必須去正視它。

我也必須很嚴肅地在此呼籲,希望教育部官員可以記取這次的教訓,研擬出更完善、公正的測驗制度。至於對家長們來說,除了鼓勵年輕學生不要喪志,繼續拼接下來的特招之外,也許我們都該思考教育改革原本所賦予的意涵。

就像那位在理髮廳巧遇的設計師所言,「人生,不是看一時的!」即使這回考試或志願分發的結果不盡人意,我們也不該懷憂喪志太久。畢竟,人生的路程很漫長,縱然沒有錄取自己心中的第一志願,未來總還是有機會去圓夢的。

人生的旅途中,我相信到處都有美好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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