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我們看小說

 

譯者前言:以下這篇關於我們為甚麼讀小說的翻譯,不是甚麼高深的文學理論。對讀文學的人來說,可能會覺得不過如是。但我喜歡這本雜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作為一本法國的文化普及雜誌,它的中間點拿捏得很好。既不會太高深,嚇怕非文學專業的人,同時不會言之無物。所以作為通識,這類型的文章或許可以拿來作參考篇章。

 

為甚麼我們看《包利法夫人》或《達文西密碼》?為那些全是編造出來的故事而激動,為那些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人物的命運而哭泣,這有甚麼好處呢?娛樂不是小說的唯一貢獻。小說的婉轉,擴闊了我們的經驗,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角度看世界和看自己。

小說運作得很好。每一年,它的銷量比人文學科的出版物多銷售六倍以上。這個數字尚未包括暢銷的青少年文學。為甚麼小說如此成功呢?答案並不明顯。小說既不聲稱是真理,也不聲稱是客觀的。閱讀小說需要幾小時,幾日甚至幾個星期。有怎樣的結果和怎樣的回報呢?我們在小說中能尋找到甚麼呢?而這些我們尋找的東西,既不在電影、也不在理論書藉、亦不在當代消費社會中如洪水一般的娛樂事業裡。

獨特、短暫、微小

在這項調查開始之前,讓我們先看看「小說」這個詞。我們談些甚麼呢?同一詞,配上不同的文字,可以得出不同類型的小說: 主題小說、現實主義小說、偵探小說、連載小說、書信體小說、低俗小說、女性小說、兒童小說、武俠小說、拉法耶特夫人、普魯斯特、紀堯娒馬斯……我們常常嘗試把寓言、童話、短篇、神話、回憶錄等排除於小說體系外。但我們有時又願意接受某些在互聯網和手提電話流傳的,新的敘述方式。這樣的目錄編排沒有足夠的說服力。正如莫泊桑的警句:那些敢說:「這些是小說,那些不是小說」的評論家,仿佛有天賜的敏銳觀察力,然而這份觀察力與無能是多麼的相似。

小說是複數的,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倉促地讀完一本小說。小說的形態永遠在變化,這種永恆的變化反而就是小說的本質。不管小說想探索甚麼知識,或當中含有甚麼理論野心,小說仍然是最不科學的論述。小說不展現事實,不探究概念,不歸納觀點。但小說也像科學一樣,反對隨機和意外。然而同一時間,小說也不表現普遍性和概念。小說高舉獨特的、短暫的、微小的、感性的事物,一個偶然的相遇,一顆心的跳動,情感的暴力或口角爭吵……因此,人們把小說置於消遣或情感活動這個範疇,而更說教性的出版物則被置於知識類的範疇。「科學是真正的認知範疇」美學專家Ronald Shusterman說:「小說從來不是一種知識。」

更了解人類

然而,很多聲音提出文學對人的啟發能力,甚至認知能力。我們在小說尋找的,或許就是更加了解人類、世界、生命這一點。因此托多羅夫指出:「文學是第一人文科學。」Gérard Genette、Jean-Marie Schaeffer、Rainer Rochlitz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說,小說的貢獻是認知。歷史學家在文學中尋找「歷史事實」,即使是認知科學也以自己的方式去建造這個理論結構:用他們的知識武裝大腦機制,他們試圖涉足文學批評。

在這場風暴裡,仍有一個問題使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認知科學家感到為難,而這個問題也奠定了文學和以上這些類別的分工:小說可以帶來哪一種獨特的知識呢?誠然,小說可以再現「歷史世界」,解碼社會關係,或者以一種生動的方式告訴我們人類的心理。然而,從這個角度來看,相對於其他人文學科、散文和電影,小說並沒有與別不同之處。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必須區分知識的內容,承載知識的文本是一個中介者,想像力會從之展開。把Jules Vern簡單定位為他那個時代的科學普及者,則錯過了他筆下的尼魔船長總令青少年嚮往的那份激情,亦忽略了《海底二萬里》(1870)中最古老的策略如何激奮人心。同樣,《異鄉人》(1942)在某些方面也綜合了存在主義哲學的重要主題:孤獨、死亡、差異、荒謬。但正如羅蘭‧巴特指出的:「使《異鄉人》成為一部作品,而不是一篇論文的原因,就是人類可以從這部作品中不僅僅找到一種道德,還能找到一份心情。」我們可以對偉勒貝克的小說講同樣的話。他的小說告訴我們愛情心理或色情旅遊,但當中的基本價值只在獨特的氣氛中表現出來。

氣氛,一個世界的氛圍躺在紙上,一個人物的心情由情節構造:直觀地說,我們感到作者的字句說了一些東西,而這些東西就是我們的時代或我們自身的獨特。更準確地說,這些東西的質感由夢和句子組成,而不是事件和觀點。小說同時豐富了我們的語言能力,和我們對真實的理解。Anne Barrère和Danilo Martuccelli說:「為了思考人和社會,小說炸毀所有事件的分類,但它仍為社會學家提供了一個特別的材料,刺激他們的想像。」

代理的生命

道德哲學對小說的教育意義感到興趣。其中一個著名的代表人物Martha Nussbaum強調,某些地方,哲學不能證明的,小說卻能表現出來。小說作者的藝術在於如何觀看世界,而讀者的藝術就是在於如何回過頭,借用敘述者的眼睛。在這方面,小說可以讓人交替地代入一個偵探、一個愛人、一個獨裁者或一個孤兒身上。某種意義來說,小說給了我們一些代理的生命。自童年開始,小說便把我們的經驗倍增,讓我們與自身生命的複雜性相交,如同與其他人的複雜的生命相交一樣。法國人 Michel Picard在《閱讀作為一種遊戲》(1986)裡,提及如何靠一種來自虛構現實的經驗去建立生活模型。換句話說,小說讓讀者體驗那些現實中不能過的生活。讀者可以自由地選擇處境,然後在沒有經歷真正危險的情況下,得到這些處境經驗的好處。

因此,小說其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面向,在於它的心靈感應功能。閱讀小說時,讀者突然發覺自己能說出一些不屬於真實中的自己的經驗。看 Marguerite Yourcenar的” Memoirs of Hadrian”(1951)時,我把這本回憶錄中的「我」當成我自己。我發現自己附身於一位垂垂老爾的羅馬皇帝身上。這種代入小說人物的內在經驗是如此獨特,有時令人不安、有時令人振奮,沒有一套電影可重現這些經驗。因此我們理解為何由小說改編的電影總令人失望。

在認知過程的同時,讀者重新發現一個強烈的情感歷程。所有小說都是在表達我們的智力,但同時也表達我們的心。自Umberto Eco把閱讀和棋類遊戲比較後,Picard先生重提這個遊戲的意象,並豐富它。據他說,閱讀小說結合了兩種不同,但都很有趣的活動:遊戲(game )和玩(playing)。遊戲(game),像所有棋類遊戲,根源於理性:這是益智遊戲,需要我們的智力、適應能力和策略。玩(playing),根源於想像力:這是角色扮演,我們要認同其中一個虛構的人物。一方面,讀者與人物一起出逃,在時間中旅行,生活在令人興奮的情節裡。另一方面,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斷想像其後的情節,並保持批判的精神。這個模式的優點是既沒有忽略閱讀的益智層面,也恢復了所有虛構敘事的想像旅程。

閱讀愉悅的回歸

在這方面,一些文學理論家質疑情感、愉悅和消遣等主題。對大部分讀者來說,他們看小說首先是為了逃避現實和消遣,更多於為了反思和獲得某些知識。這個情況長期被文學理論所蔑視,因此它要尋找新的、非常認真的文本作為它的推廣者。但《在小說中的效果──人物》的作者Vincent Jouve則提出要把人物重新置於文學討論的中心。這位理論家認為讀者最基本,最開初對文學的情感,來自於對人物的認同:「因為有一條情感紐帶把我們和 Rubempré 的路西安聯結在一起。在路西安經歷幻想的失落後,我們才對那些造成路西安幻想失落的心理、社會原因感到興趣。因為普魯斯特筆下的人物輪流誘惑我們、使我們反感或使我們感到有趣,我們才會樂意追憶那些逝水年華,同時接受這本書反思生命和藝術的觀點。希望逃離對小說人物的認同,從而逃離審美經驗中的情感部分,似乎,注定要失敗的了。」

進一步來說,情感、幻想等看小說時會有的反應,不僅來自我們詮釋小說時而有,也來自我們自身的存在經驗。讀者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行為符合小說人物的行為,如喜歡薩德,不一定要成為性虐待狂;研究馬基雅弗利,不一定會成為他那樣愛弄權術的人。但我們可以從喜歡的小說裡,轉化當中的人物的情感、騷動和方式。花花公子王爾德有一句很出名的句子,是形容巴爾扎克筆下的一個人物的:「路西安的死亡是我一生最大的悲劇。」當代作家 Marco Vargas Llosa,以自己的說法去同意王爾德這一點:「有一部分文學人物影響了我的生命,較之一部分我現實生活中認識的有血有肉的人,影響更為深遠。」我們亦知道歌德的維特(1774),導致青少年自殺;盧梭的新埃洛伊斯(1761)改變了很多代人的情感平衡。

確認自我或抵抗自我?

我們在這種顯得不穩定的經驗中尋找甚麼呢?而我們又有甚麼風險呢?這取決於我們選擇的小說。暢銷書之所以暢銷,是因為它向我們介紹一些與我們相似的人物。這些小說人物的價值觀,是我們現實生活中原本就有的價值觀,準確地說,這些人物就是千篇一律的典型人物。因此,這些小說實際上是鼓勵讀者繼續原有的信念和期望。這是一種著名的社會心理機制:因為他者與我相似,所以我感到很安全。我感到被小說人物保護和被肯定,因此我以我的熱愛去回報這些小說人物。暢銷,就是因為如此。相反,一些雄心勃勃的小說與我們有基本的差異,例如杜斯托也夫斯基的《白痴》(1868),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和喬納森‧利特爾的《好心腸的人》(Les Bienveillantes)。那些認為自己很認識自己的人,對這些書不會感到興趣。但那些時常懷疑自己,希望了解自己陰暗面的人,或許會對這些書感到興趣。在前者,讀者想找到自我認同;在後者,讀者想抵抗自己。不論是那一個情況,Vincent Jouve均認為在文本中,無論是敘述者或人物,最終皆折射出讀者──我們自己的形象。

這個檔案的目標,是希望以一種新的方式接近文學,既作為文學理論,亦作為人文科學。關注點放在讀者、讀者的動機和讀者的經驗上,而不僅僅只關注文學文本內部,並強調認知、道德和閱讀情感等面向。這些工作打破了舊的教條。閱讀,不但是與過去或現在的偉大作家交談,也是一個思考的經驗。是與另一些語言、另一些世界、另一些性格相遇。閱讀把新的知識和新的情感納入讀者的個性中。拿起一本小說,裡面有一個約會等著你。

 

【劉曉芬專欄】正視當前技職教育改革的誤區

 

邇來國內產業人才出現斷層,引發各界關注,教育部遂端出了不少處方,如典範科技大學成立產業學院,仿效南韓實施訂單式人才培育專班、高職施行瑞士學徒制等,這些看似炫目的政策,究竟是一帖藥到病除的良方還是解憂丸,仍有待觀察。

以訂單式教育( order- type education)為例,教育部的構想是和經濟部、勞委會等進行跨部會合作,透過各公會的交流平台,請企業先提出需求人才,再由典範科技大學成立產業學院,讓企業到大學或技術學院選才,被挑中的大二或大三學生,須在大學四年級時赴企業實習 3 個月至半年,使學生熟悉企業運作,畢業後即可由企業直接聘用,以避免斷鏈情形發生。

這種教育模式係 1994 年南韓的永進大學首創,視企業為顧客,學校的招生、課程與教學皆依企業所需量身訂做,並藉由簽約來保障學生就學與就業問題(永進專門大學,2011)。歸納來說,訂單式教育具有幾項特色,包括企業與學校共同甄選學生、採行雙師教學、保證就業、實施雙證書制度,畢業時須同時取得文憑和專業相銜的證照等。但訂單式教育並非想像中的美好,其衍生的問題亦值得關注(張筳裕、劉曉芬,2008;Choi, 2007):

一、促成某些合作企業在提供工作機會上的壟斷力量,使學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以致限制生涯選擇與發展的其他可能。

二、單一引進同校或同班學生導致同質性過高,甚至形成近親繁殖,增加企業人事管理困擾。

三、過度強化雇主需求,使學校及學生在議價上屈居弱勢,甚至損及權益。

四、過於顧客導向,窄化學校教育功能,使學生的知識結構流於狹隘單一,忽視全人教育之本質。

綜言之,訂單式教育無論在目標或手段都具有相當工具性,對銜接產業人力缺口容或有短期效益,但從長遠來看卻未必利多。其實臺灣實施產學合作教育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光是建教合作訓練模式即有 10 餘種,例如輪調式、實習式、階梯式、觀摩式、工讀式、獎學金式、委託式、研究發展式、走讀式和新三明治式等,這些制度各有其特色及優劣,研究者認為教育部與其不斷祭出新藥來試誤,何不先針對這些實施已多時的制度先進行完整性的檢討評估再對症下藥?

更進一步來看,拯救技職教育不能只靠激情和金援,也不能一味地政策移植,而是要追問國家對技職教育發展有無藍圖?研究者謹針對技職教育改革方向提供幾點粗淺建議:

一、審慎評估技職教育的投資效益

技職教育類種繁雜,成本高昂,且職前的職業培訓又比在職訓練更為昂貴,因此要回答它的投資報酬並非易事。蕭今及黎萬紅(2002,頁 7-8)的研究指出,亞洲國家企業所提供的在職訓練成本只有校院式技職教育的45%,甚至現代生產技術根本不需要太複雜的培訓,學校學到的技術知識有快速過期現象。同時新興行業的投報率高,而夕陽產業的投報率較低。換言之,技職教育的投報率是基於不同課程類型以及勞動市場的不同條件而異。因此政府對於技職教育發展應採取更宏觀整全的視野,不僅要充分掌握國家經濟發展階段與勞動力市場供需變化,更要精算技職教育的成本效益,而非受限於制度框架,進行修補式、無效率之投資。

二、檢討結構性的產學對口問題

我們雖不斷聽聞企業抱怨學校培育的人才不合用,卻較少關注企業的心態以及台灣產業的結構性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由於資本與勞動的不同特質及其對產業結構、勞動市場、就業結構轉變的影響,勞動就業市場呈現出對高技術人才的高薪競爭與對普通勞動力價格廉價打壓的兩極分化態勢(童小珠,2005),在低階人力部分,彈性勞動及非典型僱用(non standard employment)的比例遽增,企業將本求利,我們很難期待企業會主動配合技職教育的課程設計,提供所謂產學攜手與技術綜深的學習,而學生往往淪為企業底層的血汗勞工,因此在探討產學對口的困境時,尤應深究人力資本與市場結構等關鍵問題,並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若其心態不改,任何實習美意無異是空中樓閣。

三、政策導引技職/普通教育的有效分工

高等技職教育目標的模糊化問題常為人批評,但技職教育和普通教育即使科系名稱相似,若能透過大學功能分類以及課程合宜分工,仍可創造特色。以工程學門為例,企業所需的工程師類別有研發工程師、製程工程師、品管工程師、測試工程師、維護工程師以及銷售工程師,其中有些比較理論取向,有些則以實務見長,以上幾類要求的能力內涵及培育策略皆有不同,自然無法集中於少數大學系所培育(蕭錫錡,2011),是以高等教育與技職教育的人才培育可以有所區隔以創造藍海多贏,重點端視主事者的是否有魄力進行政策導引。

四、重新觀照技職教育的意義與價值

技職教育究竟是訓練學生為特殊工作做準備,還是 Dewey 所主張透過工作來學習的民主教育?長久以來這樣的歷史論辯從未停歇,如果我們採取批判的角度,技職教育若過於狹隘或專業,會限制學生所找到的工作類型,特別在後工業社會的應用上會有相當侷限性(蕭今、黎萬紅,2002,頁 292)。Winch(2000)亦指出職業教育不應概念化為對商品生產的準備,或是必要的準備教育,它還包括公民責任、認知技能、社會習俗與心智發展。是以,我們對於技職教育宜發展更為多元的看法,特別是高齡化社會來臨,終其一生轉職將成常態,我們應教導學生適應不斷變動的工作環境,而非僅強調一技之長。惟令人遺憾的是從 2012 年通過的《教育部組織法》來看,技職教育仍和高等教育歸屬正規教育之一環,亦即技職教育隱然被框架在 18-25 的青年歲代,和終身教育及藝術教育有著相當區隔,事實上技職教育含括生涯教育、專業教育、通識教育、藝術教育與終身教育,我們當賦予其更為寬廣、多元的定義、形塑更積極的作法,如此技職教育才有機會擺脫次級教育的命運。

參考文獻

□ 永進專門大學(2011)。永進專門大學介紹。2012年8月28日,取自

http://www.yjc.ac.kr/www/eng/01welcome/01welcome_01.jsp

□ 張筳裕、劉曉芬(2008)。南韓訂單式教育對我國推動產學攜手計畫的啟示。教育資料集刊,39,67-92。

□ 童小珠(2005)。經濟全球化下台灣勞動就業問題與對策之探討。第二屆中山學術與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全球化、法制化與國家發展,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

□ 蕭今、黎萬紅(2002)。發展經濟中的教育與職業-效益、關連性、公平性和多元取向。天津:人民出版社。

□ 蕭錫錡(2011)。落實課程規劃,強化技職校院務實致用教育目標。技術及職業教育季刊,1(1),33-43。

□ Choi, H. (2007). Designing a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ve HRD system for the globalization era. Industrial Economic Review. 12(4),14-32.

□ Winch, C. (2000). Education,work,and social capital: Towards a new concep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劉憶如:台灣競爭力的關鍵 在於教育

 

「國際化」是讓台灣去國際上比賽打拚,比賽的機會雖然重要,但選手的培訓更加關鍵。

培育人才,是台灣競爭力的根本。

今年台灣應屆畢業高中生,出國留學人數再創新高,其中名校比例更持續增加;這些除了讓人對台灣教育的大環境更加憂心之外,更必須再次提醒台灣人才流失問題的嚴重。

長期以來,台灣除了人才,事實上沒有什麼其他可以依靠的天然資源。早期因為當時政府對教育的投資,包括公費培訓師資、公費留學招考留學生,並藉以培育出一群台灣「培養人才」的人才、當然更有中小學教師免稅制度等等,奠定了台灣經濟起飛的基礎。

有人才,台灣才會進步

但曾幾何時,台灣的教育歷經過去一、二十年來的改革,學生的課業壓力沒有減輕、填鴨式的教育方式沒有改善、畢業生的素質沒有提升,倒是只見問題不斷發生。

沒有人才,就不可能有進步的台灣,而教育,則當然是培養人才最重要的根本。今天台灣的企業找不到他們需要的畢業生,但台灣的畢業生也找不到他們想要從事的工作。這些現象,清楚顯示台灣的教育,真的出了大問題。

當台灣曾經引以為傲的技職學校,紛紛改制為大學;且當台灣的大學,已程度低落至接受「考試總分個位數」的學生時,教育的目的,已經模糊了。

流浪教師一批批地產生,找不到工作的博士生滿街跑,以家教為全職工作的碩士畢業生也處處可見,這個教育結果的扭曲,是台灣今天的問題,更是台灣人才出走的重要原因。

如果「大人們」認真去看看今天台灣國中以上各級學校的情況,就會發現眾多怵目驚心的現象。國中生普遍繼續以背誦能力,區分程度的高下;功課的壓力不 僅沒有因為十二年國教而減輕,甚至補習的科目範圍只有因此更加擴充(諷刺的是,也因此造就更大的家教需求,聘請更多研究所畢業的專任家教碩士)。

另外,校園中缺乏紀律,學校老師不但得不到尊重,甚至往往被某些學生幾乎霸凌的對待。這種情形下,要有多大的熱忱與勇氣,才能繼續留在學校「作育英才」?

教育,除了形塑學生人格素質外,還必須培養他們學習的興趣,以及謀生的能力。每一個個別學生的加總,就是台灣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如果因為教育的疏失,台灣無法為我們的年輕人提供好的學習環境,那麼不論我們加入多少國際經貿組織,TPP也好,服貿、貨貿也罷,都不可能帶來什麼實質的效益。

「國際化」是讓台灣去國際上比賽打拚,比賽的機會即使重要,選手的培訓難道不是更加關鍵?看看魏德聖拍的電影《KANO》,對照今日的台灣,真令人感概!

 

彭明輝:國小教育可以比你想像的還寬闊(一)

 

 

小王子這本書一直試圖告訴我們一件事:人一長大,就再也沒有能力瞭解孩子的世界。連帶地,我們也警覺不到孩子是用另一種方式在看世界的。尤其在國小階段,我們急著想看到孩子在功課上的成績表現,希望藉此確定他未來在社會上有優勢的競爭力,並從而或者解除我們的焦慮,或者強化我們的虛榮心。因此,一方面小學階段許多攸關孩子一生幸福的成長空間被擠壓了,另一方面我們又經常用錯誤的評量標準在決定哪個孩子(或孩子哪方面的能力)較值得栽培。結果,攸關未來的能力被荒廢了,沒必要的繁瑣細節又過渡地被強調了;值得被栽培的小孩被父母傷害了,得寵的小孩卻又被誤導了。

如果我們不能從較寬廣的視野來重新給小學階段的學習與成長定位,我們所有的努力只是在戕害小孩;如果我們不能跳出成人世界習慣的成見,我們永遠找不到小學教育的方法。

 

一、 從終生學習看小學教育

很多人不再那麼看重小學教育了,好像初中聯考一廢除,國小就變成一個多餘而無所適從的單位與成長階段,因此,一方面才藝班和英文班吸引了更多家長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小學教育階段的成長(教育)目標卻變成了一片空白。一位同事告訴我:反正國中起她們就要面對地獄般的生活,現在只要讓她們快樂就好!確實,小學階段最重要的就是把他們的眼睛養好。但是,小學還同時是培養孩子人格雛形的階段。荒廢了小學階段孩子人格雛形的培養,長大後或許就來不及了。因此,我們必須把眼光拉遠,從更長遠的教育觀點著眼,回過頭來看小學階段的成長與教育目標。

從一位大學教師的觀點來看,我對今天國內最優秀的研究生感到既憂心又失望。孫運璿大學一畢業就當了黑龍江發電廠的廠長,現在的博士生甚至都要拿到學位了,情感與人格的成熟度卻還像青春期的小孩,不夠成熟,不夠有擔當。而大學部的學生好像絕大部分都掉到一種二元法的分類裡:要不然就是認真讀課本,要不然就是打電玩、玩BBS、追女朋友,一付無所是事的樣子。我們年輕的時候,大學蹺課是為了去念自己想念的書,辦一些自以為有意義的活動,和朋友認真地談一些屬於成長過程中青澀而稚嫩的心情。現在,這樣的大學生好像很難看到了。

許多人都發現:現在的學生,除了別人要他做的事之外,從來都想不出自己要做什麼;除了應付功課的能力之外,好像其他的情感能力和人格內涵都嚴重地欠缺開發。許多小孩都變成了「草莓族」:看起來鮮紅可愛,隨便捏一下就爛得汁液遍地;而所謂的「高材生」,知識技能遠比我們當年發達,十幾歲就會自己組裝電腦,可是對人生的理解與想像,卻空洞得可怕。

有時候我看了不忍心,想引導他們一些人生觀念。一些最「認真進取」的學生竟然會說:「老師,我選你的課是因為課表上寫著『控制系統』。如果你想談別的話題,可不可以另外找時間。我覺得你這樣上課不講正課,有點對不起想學的學生,也對不起納稅人的錢。」後來,我乾脆到通識教育中心開「科技與人文」的課,只講給想學的人聽。沒想到,許多我在高中時早已清楚的觀念和課外書,對他們而言卻非常玄奧。更糟的是,即使我每學期都當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還是有人在這種選修課裡睡覺。

我只能承認:人的價值觀在高中就已略具雛型,到了大學,他們只會根據既有的價值傾向去選擇哪些話要聽,哪些話不聽。到了大學,才要一個人開始去思考人生的問題,實在太晚了。一個高中畢業時還沒有一點點熱情的人,我沒有能力教!一個對人生沒有任何憧憬的人,你能寄望他在大學裡面培養出什麼樣的理想?

可是,假如一個小孩到了國中畢業時還不曾喜歡過任何東西,他到高中時又怎麼可能培養出最起碼的熱情,和對於人生的憧憬?由此倒推,我不得不認定:我們必須在小孩子小學畢業以前培養出他對人、動物和大自然的情感,以及對自己最起碼的信心;以這些情感和自信為基礎,他才有機會在國中階段藉著簡單的文學作品(詩歌、散文)去進一步深化他對這個世界的情感,並且去豐富他對人生的想像;也只有當他內在情感較豐實,對世界與人生的想像較活潑以後,他才有機會在高中階段藉著傳記、小說、歷史故事與粗淺的哲理文章的引導,發展出對人生初步的憧憬,並且學會藉著前人的心路歷程去思索自己的未來。

這樣子培養出來的高中生,他對人生所知雖然有限,但卻有很模糊而寬廣的憧憬,以及從小培養起來的熱情,這樣子他才能夠冶遊於大學所提供的寬廣知識領域,從中尋找最適合他發展的一條路。否則,大學教育其實只是一種浪費。

可惜的是,我在大學所看到的,是學生一屆比一屆空洞。仔細尋索這些現象背後可能的原因,我發現:在高中畢業以前我花在思考自己的問題的時間,遠比現在的許多碩士畢業生還長。他們從小就忙著功課、電視、電玩、旅遊、才藝班,從小就在父母的安排,和商業產品的誘惑下過活,哪有時間靜下來為自己想一想?一個沒有機會為自己想一想的學生,一個在求學過程中從來不曾因為聽到哪一段話而眼睛亮起來的小孩,你要如何期待他有自己學習的意願?你要他如何對人生有所憧憬?你要他如何成熟起來?

我太太當國中教師,又要為學生分擔升學壓力,又要面對稚嫩不成熟的學生,常常會覺得當國中老師沒有成就感,好像在浪費生命。所以她常羨慕我「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樂也。」但是,我很感慨的跟她說:「大學老師或者從前人的教育成果裡得一些方便,或者無奈地看中學老師留下來的爛攤子,其實能做的有限。反倒是國中老師,資質差的學生會因為妳對他的關愛與肯定,而覺得人生還有希望;資質好的學生,會因為妳帶給他的啟發和感動,因此對人生有更寬闊、高遠的想像空間。

站在這樣的教育崗位上,確實比大學老師辛苦,但絕不比大學教育更沒意義。說穿了,大學教的是聰明的學生,這種學生只要給他時間和學習動機,他什麼都可以自己學得會;可惜的是,大學重新給學生學習動機就太晚了。可是,國中老師卻嚴重地在影響著學生未來一生的學習動機,這不是比大學教育還重要嗎?再說,假如陳進興在國中時有老師關愛他、肯定他,說不定這個社會就可以少一個兇殺犯和好幾件悲劇。這對社會的貢獻,不是比大學教育、司法、行政部門的職責更有意義嗎?」

小學老師呢?其實他們可以發揮的空間非常的大,只不過在過去被刻板的教育目標和教材所限制而已。

在過去的教育傳統下,小學教育過度注重知識性的細節,而且不太容許小孩有犯錯的機會。我覺得這是一種浪費。就知識的教育而言,小學階段的任務根本不應該太吃重,只要足以應付國中的課程需要就可以:寫寫國字,會一些簡單的計算,其它科目學會多少似乎都沒有多大的關係。我總覺得,國小階段不需要注意過多的細節,算數只要觀念對,不小心計算錯的毛病上國中後再更正就可以。國文偶而寫錯別字,雖然麻煩一點,但是也沒必要要求到一字不誤的程度。

我太太注意到國中國文課本的難度降低了,結果有些老師就要求學生錯一個字也不可以。我總覺得,這是一個不恰當的發展方向。與其每年學五百個新字詞,但只容許學生有十個以內的錯誤,還不如每年教一千個字詞,但容許學生有一百個疏漏。這樣子,不但真正學會的新字詞數目更多(九百比四百九十),而且更容易(因為容許有較高的犯錯率)。其實,人不是機器,誰不犯錯?尤其是國小階段,犯錯更是難免。小孩犯錯,有時候真的是笨,有時候卻是太有想像力,老是想到一些老師預期不到的問題上去。

我兒子第一次月考作弊:抄同學的答案。回家我問他原因,他說老師要他們認真寫,會的要寫出來,不會的也要用心想一想。他不想讓老師覺得他不認真,考卷沒寫完,所以不會的就問同學。我們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什麼叫「考試」。大人被社會規範一再「制約」,面對各種規矩,總覺得天經地義的只有一種理解的可能性;但是對小孩子來說,所有的規範他都不懂,所以他仍保有一切我們無法想像的理解方式。所謂的「犯錯」,有時候只不過是他對事情有跟大人不同的理解而已,既不必然意味著低能,更不必然意味著「頑強」。

所以容許他一些犯錯的空間,只要不致於變成「驕縱」,他反而可以更放心地在和大人互動的過程中學得更寬廣的知識;如果完全不給他犯錯的空間,反而會讓他或者過度緊張而無所適從,甚至焦慮過度而退化,或者乾脆變得被動而死板。

我從小學就大量地亂讀書,在沒有人可以問的情況下,許多書都半懂不懂地讀下來。書讀多了,很多字詞從沒查過解釋也知其大意。到高中階段,不看註釋就能輕鬆地讀唐宋文,甚至可以讀秦漢文。因此,作文和閱讀的能力遠遠超出同年級的同學,是國文辦公室公認的才子。但是,我卻因為從來不肯背解釋(甚至很少去看),所以考試時老是東扣一分西扣一分的,在班上從來不曾進入前三名。

這個個人的學習經驗讓我體會到:過份強調「不犯錯」的能力,其實只是逼迫學生耗費龐大精力,在瑣細無用的支節上。還不如讓他們省下這些精力,去奔馳在更寬廣的未知世界,讓他們學著如何忍受半懂不懂的不安,靠自己的能力在無涯的知識領域中摸索前進,這對他們的未來才更有用。

譬如,我從小養成廣泛略讀的習慣後,不知不覺中也養成不畏艱難,不怕一知半解地,自己搶在學校進度之前去唸一些讓自己好奇的書的習慣:高一的時候唸遺傳學和原子物理,大學時蹺課到文學院圖書館唸哲學的書,都是小時候讀書習慣的延伸。後來,去劍橋唸博士之前,就已經以自修的方式把相關文獻讀完,整理清楚,也是這個習慣的延伸。

反觀現在的大學生,自己不會找參考書,講義寫漏一段就不知道如何靠自己補全,給他一本課外書就完全無從讀起,我只能說:這些小孩還沒學會自己讀書,因為他們一輩子只讀過別人整理好的資料和講義。這樣的學生,唸碩士時一碰到專業論文,就完全不知道如何面對。每次碰到這種狀況,我就感慨:這些小孩都已經大學畢業了,還不懂得什麼叫「自修」。假如什麼東西都要人教才會,這個社會怎麼指望下一代會比上一代更有希望?

國小教材的學習目標是在絕大部份學生(弱智除外)都可以學會的,而稍微聰明一點的學生,當然是輕輕鬆鬆就可以學會。表面上看起來,國小教育很沒挑戰性。但是,國小教育的目標根本不應該設定在「知識學習成效」(懂多少字,計算會幾題等),而應該設定在「獲得知識的過程與方法,以及對知識的態度」。譬如,如何培養孩子主動的讀書意願(所謂「快樂地學習」,還不如說「主動的學習」),和克服困難去自己找資料、發現答案的能力,就遠比「知識的記誦與熟練」更有價值。

一個小孩如果能夠養成主動的學習意願和自修的習慣,即使到了工作以後,他可以繼續找尋對自己有益的書去看,這遠比念完臺大,卻一輩子再也不願讀書要強、反之,如果在「知識的記誦與熟練」過程中養成被動、功利(讀書只為了被誇獎、出人頭地,乃至於把別人踩在腳底下)的習慣,他這一生恐怕永遠沒有機會把書上讀到的東西,拿來反省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也沒有能力考慮到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這樣的人,即使成就令人羨慕,也註定一輩子不會真正被身週的人喜愛。

即使是人文的學者,我也經常發現:他們人文的「知識」很發達,卻從來都很少用學來的人文知識去調整他們自己的生活態度。好像這些人從小就已經學會一種對知識的態度:理論歸理論,生活歸生活,兩不相干。同樣地,理工科的學生也經常被企業界詬病:他們的知識很豐富,卻只會拿來解習題,而不會拿來解決工作上真正發生的問題。會出現這種情況,考試與學習成效的評量方式要負起很重大的責任;而父母和師長對形式化的成績過於重視,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大家都太忙,忙得沒有空認真去看孩子學會什麼,學不會什麼,只是一味地看成績:成績好的小孩就聰明,成績好的班級就表示老師出色。大家都只看表面的東西,小孩當然從小就只會學表面的東西。一個從小被訓練成只注重表面事物的人,長大後如何期盼他不言行相悖,愛慕虛榮,推諉卸責?

很多人只在意國小的教材簡化了,功課輕鬆了。但是,減輕學生功課負擔的目的,應該是為了讓他們有更多嘗試錯誤的機會和時間,讓他們有機會在大人硬梆梆的規矩和期望之外,探索一些未來可能會讓他們感興趣的東西,也讓他們逐漸找到面對書本和知識的健康態度。這些對知識的態度(為自己而讀書,為了使生命更豐富、更有內在的光采而讀書,為了「自得其樂」而讀書),以及獲得知識的方式(即使沒有人引導也敢自己去摸索),嚴重地影響著學童未來的發展。

真的是一旦錯在起跑點上,未來一生的努力將只是在擴大這個錯誤。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些教育目標,只在乎學習成效(更悲慘的是簡化為「考試成績」),或者抱持「反正他以後遲早要被聯考折磨,所以國小只要快樂就好」的態度,那我不如果不是在荒廢他們的成長階段,就是在扭曲他們。

不過,知識的學習並不是國小教育唯一的目的。至少一樣重要,甚至於更重要的,是要培養他們對人和對自己的態度。對人,他們首先必須要學會尊重所有的人。我一位同事語重心長地說:「在美國,小孩子在學校最重要的功課,就是學會尊重別人。你可以不高興,可以吵架,但絕不可以動手打人。」在英國,小孩在學校最重要的功課,就是學會用語言清楚地說出別人錯在哪裡――不可以動手,也不可以亂發洩情緒,一切只能講理。有這種最基本的態度,民主與自由的制度才能有真正的保障,而不是自以為是的任性,乃至於暴力。

其次,我很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可以從小學就開始培養一種態度:職業只是一個人謀取生活所需的角色扮演,而不是人的高下尊卑。每一個人都應該去選擇他認為對自己和社會有意義的工作,而不要把職業當作剝削別人、踐踏別人的工具。人的能力與稟賦不只是有高低,也有不同的取向和志趣。不可以用錢、用成績、用社會階層、用任何外在的東西去衡量一個人的高低,而要認真去看不同人的不同長處,懂得真心愛惜身邊誠懇的人,並且尊敬他們。

最後,我還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可以把自己的長處當作老天爺的厚愛,懂得因此珍惜它,並且因為對老天爺的感恩而拿這不凡的稟賦去幫助他身邊的人,而不是拿它當作掠奪別人、欺壓別人的工具。而學習進度慢的人,也可以在學校從老師和同學的支持、關愛中,相信自己也可以活的有尊嚴,有價值。

可惜的是,這些「老生常談」如果當知識教,一點效果也沒有。這些態度確實是「公民教育」的範疇,但是公民課本卻很難達到這個教育目標。國小學童對人的是非好壞其實是很清楚的,是大人的言行不一把他們給教壞了。我女兒國小的時候就很清楚哪些老師真心對學生好,哪些老師只是在討好學生,而哪些老師又沒愛心。但是,大人卻經常在無意間流露出對成績的關心,表現出對較低社會階層的輕蔑或不屑,表現出對虛榮的愛慕。你說什麼小孩不一定會懂,但是你愛什麼,看不起什麼,他們卻一清二楚。如果家長和老師沒有誠意,再好的課本也發揮不了什麼作用;如果家長和老師真有愛心,對孩童的未來真的是功德無量。其實,老師有沒有愛心,有沒有偏見,有沒有歧視,才是國小老師是否適任最重要的指標。

我回憶國小階段,記得的只是老師對學生的態度,他們教得好不好,卻一點印象也沒有。學童是從別人對他的疼愛和態度上的肯定,來決定自己要如何看待自己(自信,肯幫助別人;或者自私、自暴自棄)。一個好老師可以用他的愛心救起無數個被社會遺棄,即將以暴力還擊的學生;一個有偏見、沒愛心的老師,卻可以把一個健康活潑的小孩逼上絕路。可惜,這些深深烙印在小孩心坎裡的「教學表現」,因為欠缺「衡量尺度」,經常都被家長和校長忽略,以致最後連老師自己也堅持不下去了!

我們希望國小可以社區化,一部份原因就在於:一旦國小社區化,老師也跟著社區化,回歸到「人與人」的直接接觸後,我們可以了解老師的為人,對有愛心的老師肯定,而不會只注意到表面上的成績,讓有愛心的老師堅持不下去。可是,如果家長不肯把學校當作社區有機的一部份,去接近她,了解她,那麼家長對學校的要求將永遠停留在表面上的統計數字,學校也只好應家長的要求而形式化、空洞化、教條化。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在乎國小階段的「人格教育」,我們必須體會到這個教育目標的艱難,如果沒有家長的充分支持與配合,根本無法達成。譬如說,如果有家長堅持要小孩在學校就開始鍛鍊「把別人踩在腳底下」的鬥爭能力,那麼不但老師無法管教這種學生,其它同班同學也將成為別人練習的箭靶。不得已的話,學校當然應該有權通過家長會的決議,要求「問題家長」帶著問題學生轉校。但是,得已的話,應該是社區的居民不但把學校當成社區的一部份,去關心她,瞭解她,同時社區內大家更應該有教密切的溝通,對公共事務事先建立起一些必要的共識。

閱讀此篇後,歡迎繼續點閱【彭明輝專欄】國小教育可以比你想像的還寬闊(二)

 

圖片來源 :  Tzuhsun Hsu

 

倪重華:站在產業變革的十字路口,教育是台灣最後機會也是唯一戰略

 

 

站在產業變革的十字路口,教育是台灣最後機會也是唯一戰略

前一陣子許多朋友在臉書上轉貼了幾張讓人感嘆不已的韓國中學音樂課本照片。

這些照片驗證了一件事:台灣如今不上不下的尷尬處境其來有自。顯然在我們的音樂課本還在亙古不變地教莫札特、唱紫竹調的時候,照片中的韓國音樂課本早就在教學生認識全球流行音樂類型和Tech Trance舞曲的經典曲目。過去幾年K-POP之所以橫掃全球,除了韓國以IT產業代工觀念引進國際製作技術之外,韓國流行文化能擁抱各種與國際音樂潮流同步的音樂類型(如Hip-Hop、舞曲)也是關鍵因素。這些韓國音樂課本照片揭露了這種多元品味基礎的根源。

回頭想想,台灣的教育離現實真的太遠、太遠了。

經過許多業界人士的不斷呼籲,我很欣慰文化部龍應台部長已經開始積極推動中小學的「流行音樂及電影美學教育前進校園」以及鼓勵設置相關專業學程的「流行音樂教育深耕計畫」。不過對未來的政策執行,我也有很多放不下心的擔憂。因為台灣的教育體制沈痾很難讓人保持樂觀,這些教育政策的執行只有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前進,才有一點機會抵達那個看來遙不可及卻無可迴避的目標:超越韓國。

站在產業變革的十字路口,教育是台灣最後機會也是唯一戰略

未來的台灣流行音樂鑑賞者

文化部要編中小學流行音樂輔助教材的事情,已經引來很多不同觀點的議論。

身為一個家長,我個人覺得有沒有教材還是其次,如果強調「指標主義」的教學方法沒有改變,將流行音樂納入中小學美學教育也會是徒勞一場。台灣的教育體制一直緊扣著非常形式主義的「考試」、「評鑑」、「指標」等要素上,甚至連教改要開放、要多元化也會設有多元化的指標(比如參加多少校外活動)。把流行音樂或是其他文化媒介變成一門課程,最後很可能也會變成每個學童要完成的指標,僅此而已。

流行音樂的鑑賞教育沒有別的目的,也沒有別的指標,就是要引起孩子對音樂的興趣和熱情。有了熱情之後,就像學走路一樣,根本不需要教,孩子自然就會主動去聽、去累積鑑賞的品味。即使沒有教材、沒有考試,聽音樂愛音樂就跟走路一樣順理成章、自然而然。教育部和文化部應該要思考的不是教材如何編寫,而是什麼樣的教師、什麼樣的教法才能點燃孩子對音樂的熱情。

有次我在韓國偶像團體台北演唱會的觀察:台上是節奏強烈、充滿動感的舞曲,奇特的是台下只聽得到台灣年輕觀眾的尖叫聲,卻看不到誰跟著音樂搖擺,即使還能輕微搖擺的也都顯得怯生生、渾身不自在。這個現象同樣也得自於學校教育的沈痾,我們的教育體系一直把身體的紀律擺在第一位(安靜!站好!坐正!) ,壓抑孩子與生俱來「動」的本能,好動的孩子甚至動輒被貼上「不乖」的標籤。問題是,不能自在搖擺的孩子怎麼能體會音樂的韻律和力量?

因為中小學教育對身體動能的壓抑,台灣的孩子甚至多半一直到大學才有所謂街舞文化,才去參加社團跳熱舞。如此晚熟的街舞文化在日、韓或是其他流行文化大國都是非常不可思議的現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趕上韓國、超越韓國,台灣未來的音樂教育必須要以點燃孩子對音樂的熱情、解放孩子對身體的束縛為目標,才能在未來十年累積對於音樂、舞蹈的品味並建立具有世界觀的美學,成為下一個世代的音樂鑑賞者甚至音樂工作者。

● 未來的台灣流行音樂工作者

文化部另外一個跑得比較快的是針對專業人才培訓的「流行音樂教育深耕計畫」。

我非常樂見許多大學響應文化部的政策,很快地開設相關流行音樂課程。問題在於這些課程是否真的可以創造未來的流行音樂工作者?

這期間我也接到大學來邀請我去上兩個小時的課。仔細看一下他們的課程規劃,這個流行音樂學程裡頭包山包海囊括了台灣各個流行音樂工作者,每個人輪流到一百多人的課堂上接力上完兩個小時的課程。這兩個小時究竟能改變什麼?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課程頂多只是通識教育、名人的經驗分享,比起我一開始提到的那些韓國中學課本其實多不了太多深度。至於那些打算乾脆開設流行音樂科系的大學,如果同樣維持這種大課堂聽講教學方式,就算兩個小時變成四年,一樣也成就不了未來的台灣流行音樂工作者。

台灣過去因為廣設大學的錯誤政策摧毀了產業人才的命脈——職業教育。最後滿街都是塞滿四年書本的理論人才,卻沒有人懂操作,甚至沒有人肯操作。人人都要出一張嘴當導演,卻沒有人去扛攝影機、去打燈。一個沒有工匠的產業,我認為就像沒有演員的劇本,徹底沒戲。

我最近密集和幾所日本影音相關領域的「專門學校」交流人才培育的經驗。日本很早就利用這種介於職業學校及補習班之間的學制,利用兩年期間密集的實地操作、業界實習及工作紀律訓練,培養立刻可以上線的流行音樂和影視專業技術人才。我自己就是日本的專門學校出身,更可以深刻體驗這樣的訓練能帶來什麼樣的優勢。要培養未來的台灣流行音樂工作者,真正需要的就是這種以操作取代講解的培訓機制。

尤其近年音樂產業的快速變化,包含4K高解析度、互動影音、現場轉播等科技基因素正在第N次重塑流行音樂面貌。未來的音樂產業勢必要從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y)脫胎換骨成為韓國SM娛樂創辦人李秀滿口中的CT產業( 文化科技產業Cultural Technology Industry)。台灣過去的IT產業優勢如今已是昨日黃花,利用既有IT產業基礎發展CT產業是我們唯一的路。如果不趕緊用對方法打造台灣流行音樂新的人才大軍,台灣將再次在產業變革中痛失機會。

● 韓國不只是假想敵  而是標竿

台灣流行音樂產業近幾年大量仰賴過去三四十年累積的著作權祖產,在中國大陸市場收取各種費用為生。這樣的商業模式未嘗不是一種詛咒,因為它讓大公司缺乏創新的動機,連帶使得創作者無法得到更多資源挹注於創造新的音樂風格、新的藝人。

韓國流行音樂沒有這樣的資產,也沒有這樣的詛咒,所以他們無論進攻大中華市場、甚至亞拉非市場都能量身打造全新的在地策略,比如他們已經開始培訓華人藝人、唱華語歌曲給華人聽。事實已經證明,他們音樂產品的國際性、多元性文化元素已經在各個市場高歌猛進、所向披麋。

在這個命運十字路口,台灣面臨的選擇已經不只是要不要防守同文同種的大中華市場,而是再不擬定戰略立即培養人才,終有一天連我們自家門口國語歌都是韓國音樂的領土。到那天,我們的孩子再隨之搖擺身體都已經太遲太遲了…..

 

王文華:為了讓孩子考第一名

 

卓醫師的醫術好,熱血熱心腸,把病患照顧得無微不至,人們都說卓醫師會有好報,果然,虎父無犬子,他的兩個兒子從小功課好,看來家裡再多2個醫生是指日可待的事。

沒想到,卓醫師的大兒子不想讀高中,他鬧著要學農。高農畢業後,先在園藝公司上班,全身曬成黑炭般,當兵回來租了一塊地,種起高貴的溫室花朵,目前和物流公司合作,把嬌嫩的花朵行銷到國外去。

好吧,老大不讀老二讀,二兒子成績更好,直接考進醫學院,只是讀了2年轉系,現在他拿畫筆,當起美術系的學生。

旁邊的人替卓醫師擔心,放著大好的前程不顧,怎麼2個兒子又拿鋤頭又拿畫筆?卓醫師笑瞇瞇,勸我們放心,他說他一輩子都聽他爸爸的話,把讀書當成人生第一要緊的事,結果呢?醫學院畢業了:「整天關在這間診所,一關30年,往後說不定還要再關30年。」

當年同學各自快活

卓醫師說不久前,剛參加完小學的同學會,他們那些同學,有的人開工廠,生意做很大;有人種水蜜桃,一盒要價上千塊;也有人在合歡山上當導遊,整天載遊客上山下海,客人陪他玩,還有錢好賺。他們以前功課都沒有卓醫師好,但是現在大家碰面了,當年的成績又怎麼樣呢?

我覺得那是他事業有成,所以才能這麼瀟灑,他拍拍我的肩說:「不是,你到了我這個年紀,整天看那麼多愁眉苦臉的患者後,你就會知道,人生不是只有成績這件事,真的,我現在只希望我的孩子身體健康,做他們有興趣的事就好。」

「難道你也想把診所收一收,也去種菜?」我擔心小鎮要少了一位好醫生。卓醫師笑著說:「不會啦,每天陪病人聊聊天,把他們的病看好,那是我的興趣呀。」卓醫師是個有智慧的人,能把家長們糾結的事,剖析得如此輕鬆寫意。

為了讓孩子考第一名,我們老是愛把目光瞅在那兒:成績好時誇他聰明,成績掉下來怪他粗心,逼著孩子上補習班、寫評量,背著重重的書包去上學,愁眉苦臉的回家寫作業,再讀不好呢?難道我們做家長的也要去偷考卷,只為了讓孩子考第一名?

 

劉孟奇:如何讓學生想學?

 

(原文刊登於全球中央雜誌)在我十幾年的教書匠生涯中,會讓我覺得頗為沮喪的情況,莫過於發現學生對我的上課教學沒有興趣(所以我會盡力避免這種情形發生)。事實上,不僅是老師會在意學生的學習意願強弱,許多學生也會在乎自己所處的大學校園當中,有沒有一種「想要學習」的良好氛圍。

但是,最近幾年來,我不時會聽到有人抱怨大學生的學習意願不夠強。而根據我所知道的一些調查,不管是老師或學生,如果對於目前大學的教與學有比較不滿意的地方,名列前茅的應該就是學生或同學的學習意願。

平心而論,擔心大學生的學習意願,並不是只在最近才有的情形。在我讀大學的時候,也經常聽到有人批評不少大學生進了大學就是「由你玩四年」。無論如何,現在我既然成了教書匠,就必須好好想一想,怎樣才能讓學生「想學」?

在我讀過的資料裡面,最讓我感到興趣的是教育學者Jere Brophy針對學習動機所提出的「期望-價值理論」(Expectancy-Value Theory)。根據這個理論,一個學生對於一項學習活動的學習動機取決於兩方面,第一是學生對於自己是否能在這個學習活動上取得成功的期望,第二則是學生賦予這項學習活動的價值。或者說,學生的學習動機高低,取決於兩個問題的答案,第一是:「我為什麼要學這個?」第二則是:「我能夠成功地學好這個嗎?」
從這個理論來看,像我這樣的教書匠,如果要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有幾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我必須設法滿足他們對於「我為什麼要學這個」的疑問與好奇。這意味著我必須不時當個導遊,引領他們「遊覽」跟目前學習有關的學習/知識地圖—學習這個,可以進一步通往哪些學習—而且還要讓這樣的「學習/知識地圖導覽」與他們發生意義與關聯,特別是:這跟他們可能的生涯發展途徑有甚麼相關?這可以讓他們如何更有能力理解與處理所處的世界?這可以通往怎樣的更廣闊天地?

其次,我必須讓他們建立信心,相信「我可以在這一項學習活動上有所成功」。這並不意味著我要降低標準到無難度的「無痛學習」,否則我就會破壞這項學習的價值與意義。但是我也不能拉高標準到大部分學生都會「充滿挫折而後失敗」的地步。比較好的做法,是設立一種「按部就班,努力付出,就能得到一定成功」的評量標準。當然,如果我能夠透過互動式的學習,並且在資源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讓學生能夠在一門課中分好幾個階段,一階段一階段地獲得成就感的正面回饋,再累積成在整門課程上的成功,那就是更理想的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