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部送金手獎出國竟不含全部職校 被漏掉教師:原來有這件事

 

(記者黃偉翔/苗栗報導)

去(104)年底教育部長吳思華表示,為了持續培養技能選手,今年度起國教署將投入約3百萬經費,送技藝競賽金手獎第1名到國外企業見習,本屆工業類選手被安排到德國,而海事水產、農業、家事,以及商業類都是去日本。但《技職教育3.0》記者進一步追蹤後發現,並非所有選手都享有此待遇。被遺漏的三民家商教師受訪時驚訝地說,原來有這件事! 根本沒人告知他們。

會有選手被遺漏狀況發生,原因在於此次補助出國對象,只包含國教署所管轄學校,只有就讀國立學校或私立非位於直轄市內學校的得獎選手。所以,其他縣市立學校及私立位於直轄市學校的選手得看地方政府教育局(處)是否有相關補助,而新北市已有送技能選手出國見習的制度。

目前共有61個金手獎第1名,但其中12位選手,近2成不在補助名單中。

 

被遺漏教師:學生權益不被重視

對照名單,《技職教育3.0》記者發現,不被包含在此次行程中的選手全都來自新北市及台北市,但除了就讀於高雄市立三民家商的商業類中餐烹飪金手獎第1名選手曾誠崴。

三民家商的中餐烹飪教練蘇育弘接受採訪當下才得知有這樣的新政策,但他完全沒被通知,蘇育弘認為,自己學生的權益不被重視,並質疑,為什麼同樣是金手獎第1名,有些受中央政府補助去國外見習,有些是地方政府已有安排,唯獨他的選手被遺漏了?

台北市教育局長湯志明表示, 台北市也有送學生出國見習制度,但不一定是金手獎,以學生技能、能力以及潛力綜合評估誰適合去。湯志明還說,前年是送學生到西班牙學餐飲,以及德國西門子實習,去年是到日本學商業設計跟軌道課程,今年度準備去美國休士頓NASA。湯志明強調,此計畫主要是為了幫助學生開發潛能。

 

政府單位溝通上並非難事

高雄市教育副局長戴淑芬解釋,高雄也有補助學生出國,但不是為技藝競賽的專款經費。戴淑芬進一步強調,如果重視技職教育,教育部應該籌措更多經費,就不會有「落單」的狀況發生。

新北市教育局是全國第一個送技能選手到國外見習的地方政府,教育副局長黃靜怡說,樂見中央政策重視技職,但希望中央政府能兼顧各地方政府不同狀況,多傾聽並給予支持,黃靜怡還說,行政上,中央與地方政府溝通並不困難,戴淑芬也認為溝通上並非難事。

前新北市教育局長,現教育部次長林騰蛟解釋,教育部送選手出國制度,就是拷貝當年在新北市教育局做的制度,並透過中央政府讓更多技職選手受惠。對於有選手遺漏狀況,林騰蛟回應,第一次試辦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已經跨出第一步了。主辦送選手出國的教育部國教署高中及高職教育組長韓春樹說,此次辦理完畢後,會檢討並做改善。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所管轄學校金手獎第1名出國研習名單,以及不包含在內的名單

表/黃偉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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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title=”包含在此次行程選手”]

工業類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機械製圖 鍾遠芝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車床 陳信宏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板金 劉晉宇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鑄造 鄭元愷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電腦修護 卓旭嘉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數位電子 彭思齊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工業配線 李旭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機電整合 施宇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機電整合 黃翊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汽車修護 陳泯亨
桃園縣大興高級中學 飛機修護 許紘勝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汽車噴漆 程有裕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建築製圖 陳欣妤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建築 陳柏丞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室內空間設計 林筑育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圖文傳播 邱于環
台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家具木工 李安

農業類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農場經營 柯韋傑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園藝 吳秉漢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造園景觀 何珮瑄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森林 路詒忻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畜產保健 楊凱婷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生物產業機電 徐翊倫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農業機械 張家齊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食品加工 簡聖恩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食品檢驗分析 馮其深

海事水產類

國立基隆海事職業學校 輪機 李嘉緯
國立基隆海事職業學校 漁業 黃宇賢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水產食品 陳仲輝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水產養殖 陳進盛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航運管理 楊雅鈞
國立基隆海事職業學校 航海 劉子祺
國立基隆海事職業學校 船舶機電 劉顯漢

家事類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烹飪 廖姿伶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服裝製作 游婉玲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服裝設計 杜芝儀
屏東縣私立屏榮高級中學 教具製作 陳佩晴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美顏 張聿筠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美髮 陳湘琪

商業類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商業廣告 吳卉蓁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網頁設計 賴玟君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程式設計 陳政弘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文書處理 黃翊茹
新竹縣私立忠信高級中學 電腦繪圖 賴翊禎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會計資訊 李宗軒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餐飲服務 許育軒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烘焙 賴玟亘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商業簡報 朱芳葶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職場英文

張舜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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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title=”不包含在此次行程選手”]

工業類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應用設計 江庭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冷凍空調 鄭廖震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李文生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電腦軟體設計 黃小峰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化驗 陳君維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工業電子 林志軒
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室內配線 吳興展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鉗工 潘協誌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模具 施宇鴻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量測 張芷晴

家事類

臺北市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手工藝 陳映潔

商業類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中餐烹飪 陳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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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華畫出自造者藍圖 盼成就技職教育

 

(記者黃偉翔/苗栗報導)

教育部長吳思華在今(26)日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中強調,十二年國教要成功,必須提供偏鄉與弱勢充足資源,以及透過實驗教育,發展國民教育的多元特色,吳思華強調,為了達到適性揚才目標,鼓勵學生讀書之外,動手做的經驗也是重點,期盼透過落實自造者相關政策,全面提升技職教育品質。

吳思華表示,技職教育核心精神,就是讓學生透過實際體驗,學習動手解決問題的經驗,目前推動的自造者(Maker)精神,正是反映這樣的精神。

林騰蛟 吳思華 教育部

近幾年自造者教育是全世界教育圈重點議題,也是學習趨勢。吳思華說,台灣重視技職教育,更應該培養學生擁有自造者精神,才能讓十二年國教真正翻轉。教育部選定今年5月5日當週為「自造者週」,科教館、科博館都會舉辦關於自造者活動。(圖/黃偉翔攝影)

 

吳思華畫出了一個自造者藍圖,他解釋,希望整個社會都能充滿自造者氛圍,所以從國小到大學都有相關配套。

大學教育階段,教育部擇定高第一科大及北科大為南、北基地,負責推展各級學校自造教育、串連民間、企業自造資源的總窗口;南部基地對內帶動大學、高中職及國中小階段創意自造課程、教學、教材、師資發展,北部基地則對外與民間資源串聯,作為推廣鼓勵社會大眾動手實做的學習基地。吳思華補充,基地目前多增加虎尾科大、雲科大,大學階段強調商品化,與市場、創業連接。

高中職階段除了六部Fab Truck行動實驗車巡迴各校外,未來會在每一縣市選定一個高中當作基地,提供附近學校使用。Fab Truck行動實驗車全台巡迴,分別由臺中家商、新北高工、臺中高工、臺南二中、鳳山商工及花蓮高工6所學校承辦,巡迴全國497所高中職。

國中小階段,吳思華解釋,需要透過師培系統建立,所以選定六所師培大學當作基地,包含高師大、台師大、北教大、台科大、台中教大,以及屏東科大,每一所會建置自造者課程內容與設備,讓國中小老師瞭解,培養種子教師。吳思華強調,設備都是校長與師生自行組合,一方面可以教學生,另一方面壞了可以自己修!動手組裝設備也符合自造者精神。

推動自造教育策略聯盟簽約與自造者基地揭牌啟用儀式 吳思華

吳思華昨(25)日參加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推動自造教育策略聯盟簽約與自造者基地揭牌啟用儀式」致詞表示,「想像」是創意的來源,「實踐」是創新的可能,相信在縣市政府與中小學的協力推動下,必定能培養學生以科學精神方法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激發創造力與夢想實踐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張玉山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教授張玉山說,學生已經把物理原理融入在作品中,辦理自造者課程中,學童主動學習,連便當都忘記吃!(圖/黃偉翔攝影)

 

宜蘭縣教育處長文超順提出建議,以宜蘭縣來說,如何與佛光大學與宜蘭大學特定科系做結合,一起推動自造者,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文超順還說,要成為創客中心,還需要更多經費補助。

新北市教育局長湯志民認為,在基層推動自造者運動很重要,但目前居多在國中小,再往上可能因為「升學主義」,而遇到一些障礙,但相信時間一久,會慢慢突破。

高雄市教育局長范巽綠表示,自造者運動為世界教育潮流,國外9歲小孩都能動手做出作品,甚至擁有商品價值,如果台灣學生沒有機會接觸到這種經驗,很可惜。

吳思華說,會考是基本學力測驗,主要用途是反映學生在9年學習過程中的成果,但多元入學尊重每一縣市,不同家長、學生,以及家長的自由選擇,所以每縣市可以自由參照會考成績。吳思華坦承,入學分發制度確實對家長產生許多壓力,一次分發到位,可以讓行政作業上更順利,並給予師生家長有個完整的寒假。

吳思華強調,十二年國教重點非在入學分發制度,而是教學本質的改變,首先必須兼顧不同地區、環境的教育資源,尤其是偏鄉地區與弱勢族群,另外,透過實驗教育,讓國民教育更多元,但未來仍需要在行政上、法制上做更多的配套,所以今明兩天,實驗教育是會議討論重點之一。

 

張仁家/被遺忘的一角:農業教育(下)

 

我國農業目前面臨「農民平均年齡高達62歲,農業人力面臨斷層危機」及「小農經營型態缺乏規模效益」等問題,政府為了根本解決農業發展困境,提出「引進青年投入」的政策方向(國發會,2015)。但引進青年投入最好的方法就是,培養在地的青年並建構吸引年輕人返鄉從農的環境,畢竟「人不親土親」,期待透過在地青年投入農產業、產銷互助合作、品質與創意加值等策略,為當地農業發展注入新驅動力。

以宜蘭縣為例,宜蘭縣舊稱噶瑪蘭,為平埔族噶瑪蘭族生活之地,農業發展盛極一時,以水稻為最主要的農產品。宜蘭縣向來也以環保立縣,歷年來致力永續經營農業、無污染觀光產業有目共賭,加上2006年6月北宜高速公路通車之後,帶來大量的觀光人潮支撐其產業。有關農業生產及行銷、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的人才需求,必定求才若渴,較為知名的三星蔥、上將梨、礁溪溫泉蔬菜、各式農場、植物園、森林遊樂區等蔬果養護與精緻農業,皆需要農業人才的投入。因此,質精量多的農業人才的重要性已不言可喻。

目前宜蘭縣內有26所公私立的國中,每年畢業人數約6,000人,而宜蘭縣內的技術型高中有5所,普通型高中有4所,招收五專的技專校院有3所。我們以104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含部分五專)免試入學招生名額來分析,普通型高中招收1,845人,綜合型高中招收434人,技術型高中招收1,616人,其中,技術型高中以商業類招生651位最多,工業類則招生488位(如表3及表4所示)。

最令人訝異的是,宜蘭境內沒有一所設有農科的職校。職校的設立不是應該結合產業人力需求與地方特色嗎?為何在強調精緻農業的宜蘭縣,竟沒有任何一所農校?這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第13條明文規定,學校設立應有助於學校未來發展、國家社會及地區需要,似乎有些悖離。


表3  104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含部分五專)免試入學招生名額

104學年度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含部分五專)免試入學招生名額

 

表4   宜蘭縣技術型高中的招生類群與名額

宜蘭縣技術型高中的招生類群與名額

 

其次,根據2015年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的統計,臺灣本島的20個縣市當中,以稻作種植(含水稻及陸稻)、收穫面積或產量的排名前10名,分別是雲林縣、彰化縣、台南市、台中市、嘉義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屏東縣、高雄市等(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2015),這些縣市都設有相關科系的農校,唯獨第六名的宜蘭縣沒有設立,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如表5所示。連稻作產量相當稀少的臺北市與新北市,都還有松山工農與淡水商工培育農業相關人力。


表5 臺灣稻作種植面積縣市排名前10名與相對應地區的農校

臺灣稻作種植面積縣市排名前10名與相對應地區的農校

資料來源: 整理自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2015)、教育部(2015)。

 

宜蘭縣政府一向強調要以農立縣,農地農用,找回農人的尊嚴與傳承,希望下一代的年輕人能繼續將農地發揚光大。但這樣的願景,在老一輩的農夫逐漸凋零,加上年輕一代的接棒人不願回鄉繼續當農人,似乎顯得有些遙不可及。在當前少子女化、學校生源大量減少、許多學校面臨創新轉型之際,或許培育在地農業人才才是一個釜底抽薪的好辦法。

依據2014年1月10日教育部公布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第10條,明訂農業類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應另有五公頃以上的實習農場用地之外,其他相關標準均依規定辦理。農業群類科計有農場經營科、畜產保健科、森林科、園藝科、造園科、野生動物保育科等,這些設科都十分符合宜蘭境內的各類生態與環境需求。如果宜蘭縣政府能把境內學校缺額嚴重或閒置空間的校舍增設或調整為農業類科,有效培育農業人才,相信對宜蘭以農立縣,發展農業觀光與有機農改等大有助益,也是為宜蘭立下百年扎根的里程碑。

 

圖片來源:David Clow@flickr

 

249位技職選手保送科大 師生憂學業跟不上

 

(記者黃偉翔/台北報導)

105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分發結果明(26)日早上10點公告,共有249人憑著技術競賽成績直升科技大學,其中台科大、北科大、雲科大,以及高應大就提供了160個名額,但老師與技能選手都擔心課業銜接上有困難。

根據技專院校招生策進總會公布數據顯示,103學年度四技二專聯合招生各管道錄取人數,一般生日間部甄選入學與聯合登記分發分別為44495及41067 人,高中生申請入學17622人,「技優生甄審與保送各佔8026及253人」,技優生所佔總錄取四技二專人數比例並不低。(其餘仍有繁星計畫與各區夜間部聯 合登記分發共佔18682人;104資料未公開)

 

技能選手保送科大 師生憂心學生跟不上

大湖農工機械科教師吳世興,歷年與機械科同仁培養許多技能選手,他說,大湖農工至今保送上國立科大的選手近80位,曾聽過2位學生已經被退學,吳世興呼籲,科大應該對於選手開設專班,客製化教學內容,避免修課時,用同樣及格標準看待技能選手跟一般考試入學學生。

吳世興憂心,選手到科大後,技術很少再持續精進,是很可惜的部分。但吳世興也強調,進入明星學校就讀是選手的選擇,技術上、課業上應該自己好好努力。

《技職教育3.0》越洋電話訪問正在德國當交換學生的李承達,他透過全國技能競賽CAD機械製圖金牌保送上台科大,同時也是第42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他分析,大約有8成5的選手是不善讀書或直接放棄課業,所以升學後,學業上有銜接問題,但他還說,也有約1成5的技能選手因為學校老師要求下,在練習技術過程也會把課業顧好。

 

選手建議科大開設專班 客製化教學

對於為技能選手開設專班,李承達表示非常需要,他以台科大「應用科技學士學程」為例子,專門收技能選手的學程,在書審與面試階段,教授會逐一面試,瞭解每位選手狀況,如技術專長、過去課業表現,以及英文能力等。

根據《技職教育3.0》先前的報導指出,應科學程主任李維楨表示,為了延續技優生的能力養成,除了原有的專業技術上的培訓外,還特別強調外語能力及工作態度的培養,而非只有給予技優生「半套」的教學。

針對學生能力不同產生的落差,李維楨強調,學校在寒、暑假都有開設先修班供學生選擇,並且大一、大二學生可以針對自身程度、選擇不同科系所開設的同名稱課程進行修習。李維楨進一步表示,還有小班制的英文教學以及伴讀輔導供學生選擇,以彌補程度上的落差。

應科學程中,最特別的是「雙導師制」,意即每位應科學生同時有二位導師,一位是行政導師、另一位則為專業導師。前者為學校的各系專任老師,專門處理學生課業、行政上的事務;後者是具有實務經驗的業師,包含台科大老師以及校外老師,主要指導學生專業技能與實務上操作。

在課程規劃上,李維楨表示,大四課程主要鼓勵學生進行校外、海外實習、出國交換,並且同時加強學生的外語能力,實習的企業包含國內外工具機廠、自動化機械、園藝等等。

李承達正是目前透過應科學程交換到德國多特蒙大學機械工程系的學生,但他憂心,並非所有科大都有針對選手開設專班,他舉例,保送北科大的選手自行休學或被退學不是沒聽過。

 

升科大後水土不服 選手:不如先進業界發展

根據《技職教育3.0》先前的報導指出,原就讀北科大電機工程系大三的鄭啟得,目前已休學。鄭啟得從小喜歡動手做,是全國賽工業控制銀牌得主。鄭啟得保送到北科大電機工程系後,卻同樣因為學科成績跟不上其他同儕,大一上學期便被二一。鄭啟得表示,大一開始就有休學的念頭,因為學科能力顧不好,技術能力也沒獲得訓練,「大家都是為了一紙學歷而死撐著」。

鄭啟得說,技優生學業成績不好,技術能力沒成長反而退步,除了失去自己的定位外,更失去了自信,他坦言,對於休學的決定,自己掙扎過一段時間。鄭啟得認為,技術專長的他,與其為了畢業證書在校園消磨光陰,不如直接進入業界更能發揮所長。

李承達分析,因為台科大先用一年不分系模式,讓選手根據自身所需與程度進行全校選課,自由度大,但另一方面,北科大則是一進去就分流,與一般考試入學學生併班上課,所以班上的學業程度落差較明顯。

 

技術、學術只能擇其一?

但仍有正面的例子。第43屆國際技能競賽機器人國手劉育運學業上表現不錯,就讀台科大大一的他說,微積分、物理,以及國文英文等課程都修過了,其實只要老師會教,加上自身努力,還不至於被當。

而畢業於大安高工建築科,爾後進入台科大就讀的張人傑,曾因技藝競賽金手獎而獲得保送北科大資格,但為一圓讀台科大夢,他放棄保送資格,選擇透過紙筆考試,拚第一志願台科大。然而,追求學術棄技術的現象並未在他身上發生。

張人傑在台科大就讀期間,除了拿書卷獎,也拿到2012抗震盃國際邀請賽佳作與最具冠軍相雙獎,並進入工程公司實習。他對此表示,台科大在實務面教的不夠多,大學期間技術面成長不多。面對國際比賽與實習,技術都是靠高職時期所打下的基礎。

但張人傑又無奈地說,若非有台科大學歷,否則也難以獲得工程公司實習機會。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表示,將如期於105年1月26日10:00公告,105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生分發錄取結果,並開放考生上網查詢結果。必須於105年2月1日17:00前,依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

本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生,共有23所科技校院參加招生,提供121個系科(組)、學程,招生名額共計379名,包含台科大、北科大、雲科大,以及高應大的不分系菁英班各40名,共計160名。符合保送資格報名考生計268人,上網完成登記志願者計264人,經分發錄取249人,分發錄取率為92.9%。本學年度報名人數較104學年度減少7人、錄取人數則較104學年度減少8人。招生委員會分析,未獲錄取者主要原因為選填志願太少所致。

招生委員會強調,已辦理報到的錄取生,除非以書面申請,向錄取學校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否則一律不得再參加本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四技申請入學、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甄選入學、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及各大學校院入學招生,違者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將取消考生之錄取及入學資格。

 

105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生分發錄取結果查詢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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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瑞士職業教育考察日誌(三):支持男友轉職校 一對德國情侶的愛情故事

 

在德國的考察進入第三日,也是最後一天。我們早上參觀聯邦政府設立的勞工處(employment agency),下午拜訪法蘭克褔的工商業商會(chamber),內容與前兩天大同小異,但加深了解,特別是商會在推動職業教育的重要角色,日後有機會跟大家詳細分享。

這一回,倒不如跟讀者分享一個在旅程中聽到的愛情故事。

故事主角是一位年輕的金髮德國女孩,是這次考察團的陪同人員,幹練而自信。她自大學畢業,卻有一位讀職業教育出身的男朋友。

 

離開大學轉讀職業學校

兩人在讀大學時認識,她男朋友修讀社會學和英文,女孩子說他英語講得比自己好,聰明才智更遠在自己之上,說的時候甜絲絲的,充滿欣慕之情。可是,她男朋友對自己在大學的學習十分困惑,並非能力不逮,而是不知道為何要習學那一大堆抽象的知識,實際用途何在?困惑的嚴重程度,使女孩子不忍男朋友終日如此苦惱,勸他不如考慮退學。

她男朋友原本希望捱到大學畢業,但最終還是決定跟父母商量應否退學。父母十分開明,向他表示父母總是希望子女讀畢大學的,但如果他真的認為不適合,會尊重他的決定。就這樣,男孩子決定退學,轉到職業學校修讀保險課程。

在德國,像他這樣的例子其實並不少 (例如考察第一天參觀銀行從業員課程,就有不少學員已獲大學入學資格)。他轉到職業學校後,年紀比其他同學稍大一點,也是常見的。職業學校在某些情況下可讓曾修讀大學的學生扣減學分,但由於他大學修讀的學科跟保險無關,因此無法受惠。

女孩子說,德國職業教育的哲學十分獨特,不是為遙遠的將來做準備,而是一開始便已進入工作現場,實實在在地工作。每個星期來回於工作現場和學校之間,在學校所學的知識和技能,馬上可與真實工作環境互相印證。她認為男朋友較適合這種學習方式,十分支持他轉讀職業學校的決定。

保險是十分實用的職業課程,也頗為艱深,涉及複雜的運算,也涉及投資、金融和法律知識,對於學習能力的要求一點也不低。這位女孩子在大學修讀語言學,當男朋友向她講述一大堆複雜的金融知識時,她都大惑不解,對於男朋友的能力更是推崇備至了!

參觀法蘭克褔勞工處。(作者提供)

 

人人都可以是狀元

事實上,她男朋友確實也表現出色。保險課程非常熱門,報讀者眾,他闖進去了。畢業後表現優秀,收入亦很可觀。雖然底薪不高,但由於工作能力強,懂得向公務員推銷且頻頻得手,佣金令他總體收入比大學畢業的女朋友為高。以假期為例,女孩子的有薪假期每年只有12日,但她男友賺回來的有薪假期多達40多天,令她自愧不如。她認為德國人無疑較推崇大學教育,但職業教育也可以是另一條很好的出路;只要發揮才華,人人都可以是狀元。出色的廚師,出色的維修人員(她舉了一位懂維修古董車的朋友作例子),收入可比大學生豐厚得多。而更重要的是不埋沒才華,才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她說:做個熱愛烹飪而又表現出色的廚師,不是比一個平庸的大學畢業生要好得多嗎?

 

大學開始加入學徒課程

回顧她男朋友的抉擇,他倆都認為是正確的決定。數年過去,她男朋友對事物的看法也開始有了改變,現在正考慮返回大學深造。這多得德國教育制度的彈性,可以讓學生來回於職業教育和學術課程之間。

女孩子也提到,現在的最新發展是大學階段的學徒課程,即是大學生讀書同時到公司現場實習,為大學課程注入職業教育的元素。發展如何,且拭目以待。

上周末,男孩向女孩求婚成功。這是一個大學畢業的女孩子和職業學校畢業的男孩子的愛情故事,非常美滿,我謹在此祝願他們愛情永固,甜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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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灼見名家

原文刊載於《灼見名家》,經原作者授權刊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謝其政/拼升學、辦學績優 被綁架的技術士證

 

去(2015)年底教育部公告產業界認同證照列表,原因是政府與民間證、照繁多,更有不少是業界不承認的「芭樂證照」。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結果?

這就跟貨幣通膨的主要原因一樣,發行或有權發行貨幣的單位大量印鈔票,稀釋了原有鈔票的價值。當年技職生能在畢業時,右拿畢業證書,左持技術士證,昂首大步,驕傲的跨出校園。幾十年過去了,現在的畢業生一樣右拿畢業證書,左持技術士證,但雙手所持的二證,卻無法讓他們驕傲。

技職教育體系與技術士證之所以會有如此密不可分的關係,追溯回民國80年代,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時推出的跨部會(教育部與勞委會)合作案─「在校生丙級技術士專案技能檢定」業務。

開辦「在校生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稱丙級檢定)」業務時,初衷確實立意良善。取經德國技職教育,希望藉由推行技術士證照,提升技職生的技術水平。

因為是專案,又是「擴大辦理」,可說是倉促成軍。原本由勞委會(今勞動部)專責的技能檢定及職業訓練業務,一夕之間大量進駐教育部主管的技職教育體系,尤其是各類型的高職校園。為了滿足技能檢定業務眾多不同職類檢定場所及評審老師的需求,也引進現有高職校園的師資、設備。於是各職類的合格檢定場如雨後春筍般地在高職校園中冒出,也在勞委會職訓局有計劃的培訓下,為數不少的合格監評老師應運而生。

有了高職人力、物力的支持,當然使得在校生丙級檢定業務如魚得水,辦得風生水起。丙級檢定的發證量,從此如舊台幣的發行,毫無節制的核發,最終導致今淪為「芭樂證照」的窘境。

因為過去投入太多在高職端的人力、物力,且將部分檢定業務委請學校辦理,雖然在技檢業務規範中,對監評老師及應檢人有嚴格的迴避條款,但教育圈本來就不大,近親繁殖的結果,「在校生丙級檢定」業務很快便發展成一隻巨大怪獸。

為了快速達成行政院20萬張發證數目的目標,為了證明校長辦學績優而締造出「表現亮麗」的丙級檢定及格率或畢業生持證率,甚至將技檢業務與四技二專考務掛勾,如考生持有相關類科乙級以上技術士證可享有加分優待。為了方便取得乙級以上技術士證,在校生丙級檢定變為一個重要的墊腳石,儼然成了技職教育體系的辦學指標。3年的高職生涯,就是為了取得丙、乙級技術士證。有些學校更盛傳,「若未考取幾張技術士證,學生不得畢業」,更以此標榜其辦學績效與品質。此現象值得深思。

行政院及長官的兩個「為了」,讓「在校生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檢定場所常發生光怪陸離的情事:

首先,很多學校高一、高二便鼓勵(規定?)學生參加檢定,然而職訓局公布的考驗項目,有很多是高職學生第4、5學期以後才會碰到的內容,都還沒學就如此趕鴨子上架,而且還及格,是學生天縱英明?監評老師放水?還是考場舞弊?有無限的想像空間。

再來,術科考試成績單應根據考驗過程,嚴謹評量考生的各類專業技能是否達到一定的精熟程度。竟然出現某些職類、某些術科承辦單位所送出的成績單,「只要考生不缺考,便都及格」。在這種毫無淘汰、篩選機制的氛圍下所核發出的技術士證,當然成為業界不承認的「芭樂證照」。

最後,技檢業務大量進駐校園,嚴重影響正常教學活動。學校得花人力、物力支援技檢業務,因此荒廢本業。更嚴重的是,為了技檢業務抽調學生支援考場勤務,嚴重影響教學品質和學生受教權。

在校生丙級檢定業務開辦迄今已逾20年,弊端叢生,是該檢討並考慮停辦的時候了。然因辦理考務及核發證照都潛藏著極大利益,對既得利益者而言,是很難自發性放棄到嘴的肥肉的。

為了提升技術士證的權威,還是將檢定業務撤離校園吧!如交通部監理機關設專職單位辦理考照、發照事宜,可將技能檢定、發證業務,由勞動部職訓局(編按:現為勞動力發展署)下設一常設單位專司辦理(編按:目前由技能檢定中心負責此業務)。若學校評估學生考取技術士有利於提升學生技術水平,當然可以輔導學生報名參檢。想揮別「芭樂證照」的陰霾,就讓技檢業務揮別校園吧!

 

延伸閱讀:

「芭樂證照」浮濫 教部公告產業界認同證照列表

業界不承認證照鑑別度 技職生窮忙一場空

證照無用論?民間組織教練:辦證照為的是賺錢

 

圖片來源:Chris Blakeley@flickr

 

國外編輯部/惡質詐財的職訓單位,看看澳洲政府如何解決他!

 

作者/ Mary Leahy

編譯/ 陳嵩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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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質詐財的職訓單位,看看澳洲政府如何解決他!

 

澳洲的職業教育簡直是一攤爛水!即使政府加強監督管理,試著拋出一些措施來避免這攤爛水帶來負面影響,但提出的措施都是治標不治本,完全無法解決核心問題。真正該省思的,是如何調整職業教育的經費與管理模式。

這些職訓機構如何運作?

許多消息指出,在職業教育和訓練(VET)存在著鑽漏洞和尋租(編按:透過賄賂、腐化、走私、及黑市等的非法行為來追求利潤的方式,創造了少數持有特權者,透過不平等競爭方式,憑權力取得超額收入的機會,此種行為即稱為尋租活動。)等行為。有些職訓機構的手法實在欺人太甚,白白讓數千名學生報名課程卻損失受教的權益。他們一貫手法如下:

  • 申請公司行號
  • 盡可能招攬學生註冊或申請多項課程
  • 要學生申請VET-FEE HELP學貸
  • 向政府申請全額補助
  • 只要學生在選課前註冊,業者都能獲得補助款

 

假職訓真斂財?

有些不肖業者透過鑽漏洞來獲得大量利潤,甚至有些課程收取$10000澳幣的高額學費,這些業者完全不需負擔任何成本與風險。根據統計,VET-FEE HELP發出的補助款,自2014年的1.7億澳幣,在2015年爆增到2.4億澳幣,但多數職訓機構畢業率卻不到10%。

業者為了提高學生文憑錄取率,迫使學生在極短時間內考取,就不用繼續開辦接下來的課程。這種手段就是俗稱的「打勾轉稅(Tick and Flick)」。但光是在維多利亞州(位於澳洲東岸南部),一年就有將近9,500個資格被註銷。所以實行了延後發放補助款的時間,從”開始上課”改到”課程結束”才給予款項。這個舉動雖然能強制業者提供課程給學生學習,卻無法阻止業者繼續鑽漏洞的行徑。

早就預測到的後果

或許會有人說,當初沒有人會想到變成這個樣子。但這是錯的! 知名學者Leesa Wheelahan一直以來主張著這種改革只會走向競相趨劣的死胡同。同時許多相關議題也在媒體與業界中廣泛討論著。

公營職訓中心TAFE尤其深受影響,市占率大幅下滑。同樣狀況也發生在其他私人職訓機構,真正在職業訓練上有所付出的機構,也不敵能夠提供更快更容易取得文憑的競爭對手。

政府如何應對這個問題?

面對這些問題,政府已開始實行措施,首先不再允許職訓機構發放獎勵(像是筆電和iPad),再來,延緩給職訓機構的補助款,業者將在課程全部結束後才能收到款項。

貸部分則不再透過職訓機構來申請,改由教育和職業訓練部接手處裡。這個政策值得我們給個掌聲。

澳洲是怎麼走到這一步?

目前澳洲職訓現況是經過多次教改而來,原本教改的初衷是希望能提供學生更多較好的選擇以及更優質的環境。但自2009年及2012的澳大洲國會(COAG)協議後,澳洲各地以需求導向為首的職訓系統就此立足。

當時是希望給予學生更大的選擇空間,使職訓機構能隨著學生和雇主的需求快速調整。其中維多利亞州是第一個響應改革的州,但急遽上升的補貼金,最後毫不意外的導致維多利亞州的預算爆炸。當時的政府承認這種模式無法改變,唯一能改善的,只剩下補貼金額及融資利率的調整。

直到2012年5月,幾次大幅度的預算削減,其他州才緊隨其後。以維多利亞模式作為借鏡,希望避免重蹈覆轍。也因為政策面的不確定性,間接形成鑽漏洞制度,讓職訓機構惡意引導學生註冊獲得更多補助款。

職業訓練過去長期被邊緣化,其一原因是人們只重視教育的結果而忽略學習過程,剝奪所需要的就業知識,最後導致人們對職業教育的存在意義產生了許多質疑。

關鍵問題

對於評估一個職訓課程的好壞,在職業教育方面一直是個問題,往往只能在課程結束後,才能加以斷定;另一問題是整個職業教育是建立在有缺陷的假設上。有一研究機構已證明我們不是一個理性的經濟體,我們的決定都受到框架效應的影響、我們的喜好是不固定的、我們對於風險評估是考量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所得到的機會,加上當下有無獎勵並納入所需的成本所綜合形成。這些研究結果都挑戰著以消費者政策作為支撐的假設。

許多研究針對年輕人在學習和工作之間抉擇,在某些經濟條件限制下,他們只能放棄學習機會。

對於那些濫用人們心理來獲利的機構,我們應該公佈並加以譴責,因為這些漏洞才是助長不肖業者的問題所在。懲誡那些有問題的補助和管理模式才能治本。

展望未來

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職業教育。政府應立即採取措施監控VET-FEE HELP學貸申請過程,且要解除劣質職訓單位經營權。希望各國能重視並採取行動,例如,維多利亞州的職業教育與訓練經費審查。然而,相當多的風險仍然存在,當職訓單位的「利潤」減少時,可能引發服務品質下降,當這樣連鎖效應發生時,學生便難以判斷課程的價值。

是時候開始改革職業了!建立一個嚴謹的教育系統,讓那些不肖業者沒有機會鑽取漏洞,並透過量身打造的課程,來強化每個人在職業訓練生涯所需要的專業知識、技巧和能力。打破常規,用特長贏取這場戰役,這種學習方式才能為職業生涯做好準備,發展無限潛能。

 

【作者:Mary Leahy

Mary Leahy女士將教育機會、受訓機會及工作機會等議題視為她研究教學的主要目標 。

具體研究方向包括:教育部門間的接口、升學及畢業至就業間的過渡期、技職教育和培訓(VET)、兩性議題、婦女與工作、政策上哲學基礎、Nussbaum和Sen所提倡的能力取向論點、還有關於選擇和制定決策的學說。

近期研究項目包括:新南威爾士州的年輕人高中畢業後的目標、VET的培訓基金流向、評估非以基礎能力取向得證照可行性,並且深入調查升學及就業管道等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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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it’s time to end the exploitation of vulnerable people

 

Australia’s vocational education sector is a mess.

Tightening regulation and tweaking some of the settings will contain the damage, but these measures alone will not address deeper problems in the sector.

Real, sustained improvement requires rethinking the funding and regulatory models but also the purpose and idea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 the business model works

There is clear evidence of rorting and rent-seeking 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 sector.

The behaviour of some training providers, agents and brokers is nothing short of despicable. Thousands of students are being signed up to courses that they have little or no chance of completing.

The business model is fairly simple:

  • Register as a training provider and ensure your students have access to VET FEE HELP income-contingent loans.
  • Sign up as many students as possible for single or double diplomas.
  • The student takes on a VET FEE HELP loan to defer payment of course fees.
  • The training provider receives the VET FEE HELP payment from the government.
  • As long as the student is enrolled beyond the census date, the training provider is paid.
  • Even if the course is never started, the provider will receive fund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tudent is liable for the debt.
Chasing the dollar

This has given reprehensible providers a stream of revenue without the expense or trouble of providing much in the way of education.

Fees have grown, with a number of providers charging over $10,000 for a diploma.

The figures are staggering. A total of $2.4 billion in VET-FEE HELP was paid to training providers in 2015 (up to November 15), a big increase from $1.7 billion in 2014.

Yet graduation rates for many providers were abysmal, well under 10%.

Other providers do graduate their students, pushing them through qualifications in improbably short times. The approach has been described as “tick and flick”.

In Victoria alone, around 9,500 qualifications were revoked in one year.

The suggestion that payment should be shifted from when a student starts a course to when they complete it will not prevent the rorting, although it may force some providers to at least go through the motions of offering an educational program.

This outcome was predicted

Some shake their heads and say that no one could have foreseen what has happened. But it was predicted.

Prominent academic Leesa Wheelahan consistently argued that the reforms would result in a race to the bottom. Others expressed similar views in the media and within the sector.

The TAFE institutes have been hit hard, with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market share. Conditions are also difficult for any private operators with a genuine commitment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when competitors offer quicker, easier qualifications.

How have governments responded?

Governments have taken some action. Training providers are no longer permitted to provide incentives such as laptops and iPads, although there is evidence the practice has continued.

Providers will no longer receive up-front payment for the whole course. Funding for the loans has been froze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s preparing to receive loan applications rather than leaving the training providers to process these.

These initiatives are to be applauded.

Key government reviews into funding, quality and the private training providers have also been undertaken. The extent of their impact on government policy is still emerging.

Alternative options being considered

Other options are being debated across the sector. These include risk-based approaches to regulation of providers and/or qualifications.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students should be charged a minimum fee so they have “skin in the game”.

Questions are being asked about the wisdom of allowing the same organisation to train, assess and issue a qualification.

There is interest in finding reliable ways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roviders that seek to deliver high-qual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rom operations seeking to milk public funding.

There is also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which has been marginalised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ignificant profits have been extracted but scrutiny from various regulatory bodies and the media has had an impact.

A number of large training businesses are in serious trouble. The Vocation group has folded and Australian Careers Network’s shares have been suspended since October. More will follow.

How did we get he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has been built by layers of reform intended to create a vibrant, responsive sector that provided greater choice and flexibility for students.

The 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 (COAG) agreements in 2009 and 2012 l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and-driven training systems across Australia.

The idea was to give students greater choice and make providers more responsive to students and employers.

Victoria was the first state to implement the reform. Rapid growth in subsidised training rather predictably led to a massive budget blowout.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the market model was ironclad, leaving adjustment to the subsidy or funding rates as its only response.

A dramatic cut in May 2012 was followed by other significant reductions. Other states followed, introducing variations of the Victorian model, all hoping to avoid the pitfalls.

The lack of certainty encouraged providers to game the system and direct students into the courses that attracted higher levels of subsidy. In some cases this was a matter of survival. This problem was compounded once access to VET FEE HELP was expanded.

Longer-term shifts in the sector have also impacted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marginalisation of teaching, which is starting to be reversed, is one factor. Another is a form of outcomes-based education that does not recognis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and is stripped of the knowledge we need for employment and citizenship. This rais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the purpose and fun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issues

One of the problems with a market in education is that only after the course has been completed can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e assessed.

Another issue is tha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market is based on flawed assumptions about the way we form preferences and make decisions.

There is a body of research that demonstrates that we do not operate as rational economic agents. We are all influenced by the way options are framed. Our preferences are not fixed. Our assessment of risk is shaped by our circumstances, particularly th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us and the timing of any rewards and costs.

These findings challenge the assumptions underpinning user-choice policies.

Choosing a VET course is complex. There are five levels of qualifications, thousands of providers and specific rules about entitlement to government subsidy and VET FEE HELP loans.

A number of research projects are examining young people’s choices about study and work.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some face limit the meaningful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them.

The behaviour of providers and agents that exploit the hopes of people seeking to improve their prospects should continue to be exposed and condemned. But we also need to examine fundamentally flawed funding and regulatory models that allow and reward the exploitation.

Looking forward

Measures to control VET-FEE HELP will rein in the worst excesses.

Some operators will leave the sector. Others are reviewing their policies and practices. Hopefully governments will act on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those produced by the Victorian VET Funding Review.

However, considerable risks remain when there is pressure to extract a profit and limited opportunities to cut costs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quality of provision.

This is compounded when students are unable to judge the value of their course until it is too late.

Politicians, policymakers and commentators need to ask whether the market can deliver what was promised by reforms in this sector and by the recently adopted competition policy.

We also need to reconsider the typ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ed and delivered in Australia.

Some researchers argue for a more coherent approach to vocational development. Qualifications will be organised within broad vocational streams such as engineering or care work. Social partners will play a role in identifying the capabilities that will underpin qualifications. Courses will be designed to develop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ributes a person needs to work in their vocational stream.

In this way people will be prepared for a career, not just for a job that may be transformed or disappear. The approach is designed to build trust in the quality and relevance of qualifications.

A system that demands robust vocational education will not be attractive to those focused on extracting excessive profits.

Wasting public funds is a serious matter, but more troubling is the trashing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vulnerable people.

 

【Author:Mary Leahy

Mary Leahy’s research and teaching focuses on access to education,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Her specific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athways; the interface between education sectors; transitions within education and betwee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 gender; women and work, th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 of policy; Nussbaum and Sen’s capabilities approach; and theories on choice, preference form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Recent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e: post-school destinations of young people in NSW; mapping funding flows in the VET sector; assessing the feasibility of non-competency based qualifications; and investigating pathways within education and betwee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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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UNAMID@flickr

原文刊登於《The Conversation》,經作者Mary Leahy授權編譯,未經許可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