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許多人轉載黃武雄在自由的投稿，為當初廣設大學的改革方向辯護。我們固然可以說改革理念與政策現實的落差，導致20年後的今天浮濫與面臨破產的高等教育問題。然而要解決問題，不可能只是在政策表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還是必須回去審視早期的政策理念、問題診斷與改革藍圖，才有機會修正一些核心方針。
在90年代以前早期的教育政策理念，為了使教育系統配合經濟發展計畫，因此制定出人力計畫，依據計畫將學生導向固定比例的技職教育，透過控制高中大學數量與建立龐大的技職教育系統，壓制學生升學的行為，並且批評這種升學現象為「文憑主義」，這是早期對教育問題的診斷與解決之道，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家發展工具論」。
在90年代展開的「人本自由主義論」，論者以黃武雄為重要代表，則全面反對教育服從於經濟計劃與國家控制，從人本主義與個人自由出發批判國家制定的人力計畫，強調教育應該以「人為目的」，必須「適性」讓人可以自由發展選擇，這個觀點認為台灣的升學問題與文憑主義現象，問題源自於高中大學的數量不夠，國家控制高中大學文憑的數量，導致升學制度下各種扭曲現象，因此在政策上主張國家不應該介入教育系統，同時國家必須回應民間對教育的需求廣設高中大學。
黃武雄的人本自由主義論在當時對抗國家介入教育，以及反對教育為經濟服務，絕對是運動與新的教育政策重要的思想資源。然而這個政策理念也到了需要跨越的時刻。其一問題在於，人本自由主義論的論述對手是國家，此一理念對教育資源分配和社會正義沒有正面面對處理，教改運動以高中/高職作為改革的切入點，而非公立/私立切分，錯將高中視為是更好的升學選擇而忽視背後資源支持問題。事實上擴張高中未必有好的教育資源分配，如果當時能解決大量私立學校的問題，其實也未嘗不是一種激進且進步的改革。在進入教改會政策審議後，410教改聯盟才修正為「廣設公立高中大學」的訴求為時已晚。在運動上與經濟學家的合流導致教育改革仍然發生向右轉，這點黃武雄自己在「教改中的左與右」也說明了這點。
第二個問題是，在人本自由主義論下「人即目的」、「適性」和「解決升學壓力」的改革視野下，高職被視為是過早工具化、為經濟發展服務的一種異化。即使黃武雄說廣設高中大學沒有打壓技職教育，而是要給大家選擇的空間，但實際上96年的教育改革對於技職教育問題的著墨甚少，也幾乎不討論技職教育在資源分配上的弱勢問題，在教改會中，改革技職教育的其中一條方案甚至是轉型綜合高中來替代高職。在價值階序上，人本自由主義論確實有抬高一般高中普通科，忽略技職教育的問題存在。如果「適性發展」只限於高中，那未嘗不是另一種單一化現象，高職的多元複雜性其實是遠高於一般高中的。
如果我們讀黃武雄的「童年與解放」，則我們可以知道他的思想是重新建立個人的價值，反對人異化變成國家目的之工具，黃武雄雖然指出「人有參與社會秩序的自由」，但是對於這個秩序如何建立？人與人之間該如何達成共識的問題並沒有著墨，這是我認為當時教育理念的第三個問題。教育可以只讓個人適性發展選擇就沒問題嗎？教育需不需要一定程度上承擔他個人的經濟謀生問題(這與為經濟發展服務應該區分開來)、賦予其參與政治與社會的技能？如果這個社會上有人想念高中有人想唸高職，那是不是需要另一種形成共識的機制，來思考教育分流、教育資源分配，以及抬高更多不同科目的價值形成新的多元主義？
無論是十二年國教、技職教育或高等教育，到目前為止的教育發展藍圖仍然沒有脫離二十年前的教改視野。許多教育問題，回到過去一些理念思辨過程，多少是有助於我們找到某些曾經被埋起來的另一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