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鑑》專訪/姚立德:國立科大帶頭附設五專

文/陳曼玲

「我不喜歡『困境』兩個字,因為天底下沒有太多事是no way out!」上任即將滿兩個月的教育部政務次長姚立德接受《評鑑雙月刊》專訪時如此表示。他直言,人才培育跟不上產業創新需求是臺灣高教最大的挑戰,為了衝破高教「困境」,他提出多項創新點子,最具突破性的是擬推動大學夜間部繼續教育學制轉型為無修業年限的「開放式大學」,開設符合產業需求的課程,不僅免筆試入學,還可終身隨進隨出、累積學分拿學位。

此外,姚立德也已說服數所指標性國立科大附設五專,希望在「領頭羊」帶動下重振五專優勢。他還計畫推出「2+X+2」的大學新學制,讓學生念完二專後先就業,再免試重返原校銜接二技完成學位。針對大學退場問題,姚立德則以堅定語氣強調,教育部會鼓勵退場,「全力避免辦學不佳的大學拖垮高等教育」!

臺灣高教最大挑戰:人才培育跟不上產業創新需求

問:上任近兩個月,您認為臺灣大學校院的挑戰在哪裡?最應優先解決什麼問題?

答:臺灣高等教育最大的挑戰不是少子化,而是高等教育無法配合產業創新需求。我們國家正從OEM、ODM的代工階段走向自創品牌,亟需產業創新,但高等教育培養的人才能否跟上產業升級的速度?我認為臺灣現在還沒有準備好。

就舉小英總統廢核政策為例,未來臺灣將會有很大比例的再生能源,但全國沒有一個再生能源的系所或學程,五加二產業的人才培育也不足。由於產業週期愈來愈短,沒人能預知五年後國家產業政策的走向,大學也未必需要設有相關科系,但至少人才培育的方式應能跟上產業創新的需求。

引進國外師資與教材教法  翻轉大學教學現場

問:教育部如何引導大學改變人才培育方式?

答:國外有些大學已經跟隨國家產業的發展,重新調整課程、教材與教法,我們也不能再故步自封,必須加緊腳步與國際接軌。教育部將編列經費與國外技職校院合作,針對國家所需的新興產業,引進新式教材教法和師資,直接進入大學培訓種子教師,引導大學開設相關課程,培育市場所需的人才。只要教育部找到適當的引進管道,相信一定有大學願意配合接受培訓與開課。

我認為,如何改變大學的教材教法以配合產業需求,是臺灣高教最大的挑戰!大學教學需要翻轉,許多老教授靠一本教材教了幾十年,但中小學老師的教材教法卻活潑得不得了!大學教授真的需要跟中小學老師學習如何教學。

為了縮短產學落差,這一個多月來,我每天都跟時間賽跑。當產學落差大到「有沒有念大學」都差不多時,我們真的得想想辦法!少子化下,一個孩子都浪費不得,如果還有學生白念大學,不是太可惜了嗎?

全力推動「開放式大學」  隨進隨出無修業年限

問:針對縮短產學落差,次長還有什麼想法?

答:我會用政策引導大學,鼓勵與產業發展相關的科系未來與產業走得更近。除了提供經費補助之外,招生名額與學制的放寬更是我們必須做的。我要努力推動「開放式大學」,也就是開放式的繼續教育。臺灣的繼續教育不及格,到現在還在以筆試入學。即使有些學校提供申請入學管道,但仍有招生名額與修業年限的限制,修業年限一到,無法畢業就得退學。繼續教育不應該這樣辦。

我會設法修正相關法規,推出一個可以「隨時進出」的開放式繼續教育,你想學兩門課就修兩門課,等過了幾年有興趣,再進學校多修幾個學分,等到有一天學分累積夠了,即可拿到學位,完全沒有修業年限限制;甚至讀好幾所大學累積的學分,能不能算在同一張畢業證書裡?應該如何認證?這些問題教育部都會好好釐清,包括法規、部裡同仁和學校的觀念,都必須做很大的突破。

必須強調的是,開放式大學所教的不是社會大學那種五花八門的課程,而是隨著時代變遷,提供真正符合產業需求的課程給夜間上課的繼續教育學生,當然也可開在日間部正規學制,讓更多學生修讀。另外,夜間部學生來來去去如過江之鯽,難以計算招生總量,因此,開放式大學的招生總量管制也要放寬。

免試入學活化繼續教育  兼任教師也有未來

問:招生免筆試,不怕被質疑入學公平性?

答:繼續教育不應該用筆試,也不應有修業年限,這是大家在觀念上需要突破之處。哈佛大學理工科也有繼續教育,許多政府官員也去甘乃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求學。我們應用全新的思維去看,畢業證書是要「有用」為重,而不是「稀有」為重!

此外,少子化代表「少人才化」,儘管招收陸生和外籍生可以略微止血,但解決生源短缺問題的更有效方法應該是活化繼續教育。當大學培養的畢業生不夠,就需要在職的國民透過繼續教育轉換跑道,從而形成市場需求,吸引更多在職國民接受繼續教育。

只要教育部制訂好法規,國人的價值觀也改變,開放式大學可以讓受到少子化衝擊的大學走出另外一條生路,未具本職的兼任教師也會有不一樣的發展空間。此外,非技職體系的優質大學也可以來開辦。

重振五專優勢  指標國立科大當領頭羊

問:您讀過五專,會推動五專學制發展嗎?

答:我要發揚(promote)五專,因為五專是企業領袖最愛的中級技術人才來源,但我不贊成年初新修訂的規定「教育部得命辦學不佳的科技校院向下改回專科」;這樣的論述不對,必須扭轉。五專不能再被污名化,我已經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等多所指標性國立科大談好,由這些優質科大當領頭羊,帶頭附設五專,教育部補助經費,希望可以找回五專的優勢。

教育部最近也會推出「展翅高飛」計畫,鼓勵五專與企業合作,由企業提供每人每月6千元以上的獎學金「預約」優秀的專四、專五學生,畢業後直接進入公司服務。教育部也會幫這批學生付學雜費,以鼓勵專科生畢業後先進職場,未來可隨時再透過開放式大學的管道取得大學學位。

二專念完先就業  免試重返原校念二技

問:您覺得家長的觀念這麼容易扭轉嗎?

答:我會盡力一試,不做就永遠沒有扭轉的機會。只要將開放式大學做好,人人都可以念大學,到時就沒有人在乎文憑,「有沒有用」反而比較重要。

另外,我們要推動「2+X+2」的大學新學制,X指的是工作經驗,也就是高職畢業報考二專,兩年念完後拿到專科學歷文憑,可先中斷學業進入業界工作,此時學校還欠你一張大學文憑;待有了一定的工作經驗之後,如果還有學習需求,晚上可直接重回原來的學校再讀兩年二技,不必參加入學考試,畢業後即可取得大學學位。

當然,學生也可選擇二專前二年念完後,一邊工作一邊念二技,教育部會將業界與學校結合在一起。不過「2+X+2」只適用於二專加二技的新學制,無法套用在其他學制上;因為二專是終結式教育,學生念完已經具備工作能力,而一般大學一、二年級還在修共同科,不能相提並論。

鼓勵大學退場  全力避免辦學不佳大學拖垮高等教育

問:少子化引發的高教危機對技職校院衝擊最大,除了活化繼續教育,您還有什麼解方?

答:我認為,真正能解決少子化問題的方法只有大學退場和繼續教育,尤其當學生總人數減少後,只要大學數量隨之變少,每一所學校還是能招到一定數量的學生。

現在考生選填志願就像選「樂透」一樣,有沒有選對要看運氣,這樣不太好。無論公私立大學都必須公開更多的辦學和財務資訊,這些不是學校的隱私,而是人民的資源。人一輩子才念一次大學,萬一不小心念到退場的大學多傷呀!

問:外界好像還在評估教育部讓大學退場的決心?您有時間表和數量的規劃嗎?

答:教育部沒有退場時間表,但我一定盡全力避免辦學不佳或不受學生青睞的大學拖垮其他大學,這才是對高等教育負責任的態度!相關配套措施目前已經啟動,包括將《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送到行政院,希望今年能立法通過。教育部有很大的決心鼓勵大學退場,減少學校退場的困難,必要時也會有強制作法。

全面宏觀調控  收回技職科系審查權

問:請再談談技職教育面臨的重大問題?

答:第一是少子化對技職校院的衝擊太大,教育部會用更活絡的繼續教育,讓技職體系大學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第二是嚴重的科系傾斜。我們國家對於高職、技術學院與科大的設科系所缺乏整體宏觀調控,導致高職設科往餐飲、設計等無需數理基礎的類科傾斜,而技職校院為了招生,也拚命隨著高職設科的趨勢設系。但一間餐廳只需一個主廚,學校一年培養上萬個主廚做什麼?

人才培育過剩凸顯出欠缺宏觀調控的問題。我決定把高職到科技大學的科系設立審查權拿回來,從國家高度進行高職與技職校院的設科設系整體管控,防止科系繼續傾斜。這麼做的理由只有一個:現在我們的孩子一個都不能浪費!

技職教育第三個問題是產學落差,導致有些企業寧可缺人,也不聘科技大學的電機系畢業生,令人遺憾。第四是相較高等教育,技職教育經費真的不足。教育部會重新評估高教司與技職司的經費,根據人才培育目標努力衡平兩邊,希望每一筆錢都能用在刀口上,發揮更大效益。

本文轉載自合作媒體《評鑑雙月刊》第67期,非經許可不得轉載。

《評鑑》專訪/後段班大學恐成「釘子戶」?南臺科大籲:別讓制度逼死私大

 

文、攝影/陳曼玲

「高教大限」步步進逼,私立大學還能撐多久?即使是學生人數逼近2萬的大校,校長也坦言每年招生都是「剉咧等」!南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即沉痛呼籲教育部儘速修法,考量類似「國賠」概念,同意後段班大學取得合理退場利益所得,選擇自己該走的路,以免到時淪為不願退場的「釘子戶」!

戴謙接受《評鑑雙月刊》專訪時也建議臺灣高教資源應儘速進行重分配,打破公私立之別,勿讓不公平的制度逼死私立大學!政府在學雜費審查上應扮演中立的裁判角色,授權評審委員依專業自由審查,開放大學調漲學雜費。對於外籍生政策,他主張將英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讓臺灣真正國際化後,統獨政治問題也能迎刃而解。

教育資源不重新分配  臺灣高教無解

問:臺灣高等教育最主要與最應優先解決的問題在哪裡?

答:臺灣高等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以及人人都要讀大學的文化問題。從前只有10%的學生可以上大學,現在幾乎百分之百都能讀大學,國家人力結構也從金字塔型變成了扁平化,結果導致一個非常嚴重的困境,就是基層的工作沒人做,這才是真正的社會問題。

今天臺灣學德國大談工業4.0,是否應先回頭想想,我們有資格做工業4.0嗎?是不是應該從工業3.0甚至2.0做起?如果大學畢業生有真功夫,就不必害怕失業,也不會有學用落差的問題。也就是說,書讀到大學後是否真的具有大學的功夫,才是最重要的。

問:如何解決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答:臺灣一直是低學費政策,就連每年拿到最多教育資源的臺大都嫌經費不夠,其他學校該怎麼辦?當臺灣的大學要跟全世界搶頂尖人才,以現在的經費是搶不到的!如果我們想網羅香港大學的校長,請問臺灣出得起那個價錢嗎?出不了!如果教育資源沒有重新分配,臺灣的高教問題將是無解。

開放調漲學雜費  尊重委員審查專業

至於教育經費重分配的原則,我主張「使用者付費」,開放大學自由競爭。如果有大學想提高學雜費,教育部根本不需管制,只要審查學校想把增收的學雜費用在什麼地方、學校的規劃案是否合理就好。教育部也不需先制訂審查標準,一切交由審查委員自行評斷即可,委員可邀請擬調漲學雜費的學校逐一簡報,再根據簡報內容進行專業評量,決定是否通過調漲方案。

現在教育部的學雜費審查機制已經先訂好KPI標準,讓審查委員照著KPI審查,等於替教育部背書,無法發揮審查委員應有的功能。我過去長年在公務機關工作,非常了解公務體系,我認為公務員應該「多當裁判,少參加比賽」,選出稱職的審查委員,將委員派任出去,依審查專業自由評量,並且信任委員所做的決定;而不是像現在由公務員自己訂好遊戲規則,自己下來參賽,卻要審查委員照你的規則審查。

所以我贊成調漲學雜費,而且公私立大學的審查機制應該相同;教育部更不應插手,全部開放由委員自行審定,讓公務預算重新分配。

打破公私立之別  建立預算基本數

第二個高教經費重分配的原則是打破公私立之別,建立「預算基本數」的概念。每一個學生都是我們的國民,每一個孩子都是我們的心肝寶貝,無論就讀公立或私立大學,政府都應按人頭(學生人數)給予大學相同的基本補助,亦即學生數多、「基本數」就多,學生數少、「基本數」就少,讓學校可以先存活下來,無公私立之別,其餘不足之數再由學校各憑本事與能力,爭取教育部的「競爭型經費」。

現在國立大學得到的政府經費比私立大學多,學費便宜、師資好、資源好、什麼都好,公私立大學無疑在不公平的基礎上競爭,這個制度會逼死私立大學!請問哪一所國立大學的校長在招生時很緊張?沒有,因為考生自然而然會優先選擇他們的學校。

就以南臺科大為例,儘管現在我們有一萬八千多名學生,是南部大校,也是典範科大,但每年我都還是緊張到「剉咧等」!因為每一次的招生都是從零開始,有一個填進來就是1,然後2、3、4一直往上跳,當跳到不會動的時候,就是今年的學生人數。今天學校有多少努力,數字就會跳到哪裡;沒有這麼多的努力,停止的數字就會提早。說實話,每一次的招生都讓我感到心力交瘁,請問哪一個國立大學校長有過這樣的心情?

勿當「釘子戶大學」  後段班應選擇去留

問:高教105大限已經到來,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答:學生少是一個事實,無能改變。過去我擔任南科管理局長時接觸許多公司,發現了「大者恆大」的道理。教育界也是如此,當少子化來臨,哪些學校會存活下來?我認為是往上提升的、辦學績效好的、參賽成績優的、產學合作多的、有許多學生創業的、推廣教育做得多的、不因學生人數停止成長而停止投資建設的,這些大學將來仍然可以存活。

「大者恆大」不是指學校大才能存活,而是要能做出績效,有生存的布局;而且績效是指多元績效,不是只有錢,還包括名聲和口碑。學校應從多元績效評估,不能單獨使用某一個面向。我堅信,未來只有具競爭力及力爭上游的大學,才可以在少子化下繼續強大。建議各大學可先從地緣評估有沒有競爭力,如果位處偏遠,很難招到學生,沒有競爭力,該放棄的時候還是要勇敢放棄,或者找其他人共同經營。

最好的範例就是興國管理學院,董事會毅然決然在該退場的時機退場,然後找中國信託接手,重新往金融方面布局,培養為自己產業所用的全球人才,走小而美的精緻路線。由此可見,即使小校也要找出自己的利基,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責任,不能像「釘子戶」一樣硬撐在那裡。「後段班」不必堅持一定要存活,但必須自己選擇該怎麼做。

考量「國賠」概念  盼私校退場人性化

問:您認為政府能給予什麼協助?

答:大學無論是後段班或前段班,都是政府生的孩子,既然生了,就要有一個good ending。雖說私立學校是公益事業財團法人,但如果當時有人的目的是把學校當成事業經營,且是因為政府鼓勵私人興學,並且讓學校看到了希望,私校校董才願意花錢投入,那麼現在希望破滅了,是不是可以考量類似「國賠」的概念,讓私校申請一點補償呢?

於情理法上,私校校產本來就非政府所有,學校退場後政府若要白白收走,在財產處理完之後,能否也讓當初的創辦董事拿回一點回饋?我覺得這是人性。教育部如果不能轉變思維,從修法上突破,讓私校取得合理的退場利益所得,將無法處理學校變成「釘子戶」的問題。

英語列第二官方語  臺灣真正國際化

問:招收外籍生與推動新南向政策,有助於化解大學招生危機嗎?

答:好的學生,所有國家都搶著要,我們應該有一個認知,臺灣是為了培養諾貝爾獎得主才招收外籍生,而不是為了處理少子化問題。臺灣不是英語系國家,來臺的外籍生有多少人會讀中文課程?況且目前臺灣也沒有幾所大學的全英語教學環境建置得非常好。

沒有國際語言就無法招收外籍生,日本是個典型的例證,他們原本將目標鎖定在歐美學生,最後卻是陸生來得最多,因為漢字與日文比較相通。試想,連日本大張旗鼓招收外籍生都只能吸引陸生的興趣,臺灣又能有多少機會?現在大陸祭出「窮臺」策略,又衝擊了陸生來臺。

如要藉由外籍生填補少子化的缺口,建議思考兩個作法,一是強化大學的全英語課程,並且招收臺灣學生就讀,而不是只收外籍生,因為國際化不是教外國人國際化,而是教臺灣人國際化!二是將英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當大家都講英語,就能吸引更多外商進來投資,臺灣的競爭力就愈強,臺灣的安全就愈有保障,因為外資將錢押在臺灣,不能讓臺灣發生任何風險。

當臺灣真正國際化,我相信無論是統是獨,所有政治問題都將迎刃而解,因此,如何將臺灣人的英文教好很重要,政府也應儘快修法,讓外籍生畢業後能留在臺灣就業,而不是教完後就趕他們回去。至於新南向政策中,訓練新住民子女返回東南亞工作,為東南亞臺商建立良好的地方關係,以及鼓勵大學多開設東南亞小語系課程,協助臺商融入當地文化,我是支持的。

鼓勵師生創業  勝過提升就業率

問:最後請您談談高教轉型期下的大學該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

答:每個大學一定要有特色,正如教育部次長陳良基所言,其實不是少子化挑戰我們,是機器人挑戰我們!能做出特色的大學才有存活希望。

第二則是多鼓勵師生創業。只提升就業率是太傳統的作法,現在應該鼓勵學生「帶著公司」畢業,自己創業當老闆、有自己的團隊,因為創業之後,才會有企業慢慢茁壯,茁壯之後的回饋才可能是大宗的。未來大學一定要走到產學鍊結的方向,建構親產學的校園優質環境。

另外,少子化的相對就是高齡化,與其一直在少子化上動腦筋,不如在高齡化方面多布局。南臺科大開設老人服務學程,教老人寫回憶錄、將輝煌的人生拍成「小人物大故事」微電影,結合數位設計學院與通識教育人文領域共同設計規劃課程,是很成功的作法。我認為永續教育與成人教育將是大學未來重要的發展方向。

本文轉載自合作媒體《評鑑雙月刊》第64期,非經許可不得轉載。

楊泮池:105大限是倒果為因 照顧學生比學校生存更重要

 

文/陳曼玲

攝影/陳秉宏

少子化衝擊讓105大限一觸即發,究竟是大學的危機還是學生的轉機?國內高教發展正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龍頭大學的意見又是如何?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楊泮池今(2016)年2月甫接任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他於接受《評鑑雙月刊》專訪時表示,「高教105大限」的說法是倒果為因,外界不能只從學校的立場看問題。他認為,學生人數減少將使每位學生擁有更多教育經費,教育部應趁此時集中資源,提升學生競爭力,學校存亡問題則應交給市場機制。

台灣大學校長 楊泮池

楊泮池也建議政府鬆綁相關法令,讓大學教師可以開公司,給予教師走入企業界的誘因,創造產學雙贏局面。以下是專訪內容。

看學校不看學生  高教大限倒果為因

問:許多人擔心大學今年開始將出現倒閉潮,請問您對105高教大限的看法。

答:把學生人數大量減少當成高教生死攸關的「大限」,是從學校角度看問題,這是倒果為因,因為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教育好學生,而不是為了辦學校。大學的責任在培養有競爭力的年輕人,學生人數減少後,每一個學生將可享受到更多的高教資源,學校可以把學生教得更好,讓學生得到更高品質的學習,更有競爭力與能力。

因此,學生減少的意義並不是負面的,這是趨勢,我們不能只為了學校的生存,就把105年界定為高教大限,而應反過來從學生的角度看,這是危機也是轉機。

現在進入全球化時代,當貢獻社會的人力不足時,政府除了繼續鼓勵生育外,勢必得從外部引進高階人才,但最應關心也最重要的課題,還是優先把臺灣自己的年輕人教好,讓他們更有國際競爭力,能夠幫助社會,而不是只關心學校生存不下去該怎麼辦。

集中資源顧好每位學生  學校存亡交給市場機制

問:教育部提出五年內讓50所大學合併轉型政策,您認為臺灣現有158所大學會太多嗎?

答:是太多,市場機制是無法不面對的。教育資源應該更集中,高教的方向不是為了150多所大學,高教的目的是為了讓臺灣17萬名孩子更有競爭力,而不是只關心有多少大學未來會變成怎麼樣。政府應該跳出學校的框架,站在更高點思考臺灣的高教問題在哪裡,看看其他國家如何提升國際競爭力。

荷蘭、瑞士的人口比我們少,競爭力卻很高,因為國家將每一個孩子照顧得很好,讓每個小孩適性發展,很有自信,可與國際競爭。所以我們應該反向思考,臺灣的人口不在多,而在精,整個高教的發展也是如此,應著重在如何讓每個小孩、每個學生得到更多教育資源,學得更好、更有競爭力、更能幫助社會。而現在正是一個契機,有機會讓這些孩子可以學得更好。

比起香港、澳門、中國大陸、新加坡,臺灣的大學生可以分得的高教資源明顯偏低,北大與北京清大每位學生享受到的資源是臺大的四、五倍以上。但其實臺灣投入的整體高教資源並不算少,卻被太多學校給分散了。高教資源應該分給學生還是學校?當然是以學生為主,可見問題在哪裡已經很清楚了,政府應該照顧好每一位學生,學校問題反而比較次要,而且也要考慮學校的轉型配套。

高教資源重分配  產學合作創雙贏

問:您贊成計算出每生單位成本,讓高教資源進行重分配嗎?

答:當大學生人數從20幾萬掉到17萬人,教育經費等於相對增加約40%,因此教育部應趁此時機重新分配高教資源;至於每生單位成本及學校定位,各校可有所不同,不必採取齊頭式的平等,否則只會讓臺灣高教完全沒有競爭力。

高教研究型大學與技職型大學應有不同的發展目標,在資源集中之下,各自培育出不同專長的學生,讓他們適才適性發展,在每個領域都能找到尊嚴,有自信做更好的事,共同協助讓社會更和諧、國家更有競爭力。

問:學生人數減少就會影響學雜費收入,教育資源不會相對減少嗎?

答:臺灣的大學學雜費與其他國家相較是偏低的,公立大學學雜費收入大多只占學校總經費的10%至15%,私立大學的占比則較高,但以目前的經濟情勢來看,國內大學要大幅調漲學雜費並不容易,且社會對於學雜費的看法也不盡相同。

除了政府經費挹注以及學雜費收入外,大學還有許多開源的方法,其中一個重要的管道就是與產業連結,將外界資源導入校園。大學應與民間企業適度合作,引進企業資源,培育出可以協助企業發展的人才,創造雙贏局面,讓臺灣的企業在各領域都能與世界競爭。

彈性鬆綁法令  給教師誘因走入業界

問:臺大在這方面做了很多,能否給政府或其他大學一些建議?

答:國家的制度一定要鬆綁。臺灣的高教資源與國外相差甚多,在政府短期內無法挹注大學龐大資源的情況下,教育部與科技部等部會應鬆綁相關法令,將產業資源引進大學。現在大學教授的薪資缺乏國際競爭力,連澳門都可以提供四、五倍的高薪挖角臺灣教授,請問我們要如何留住人才?政府不能一直用「愛國心」留人,要教授為國家社會無私奉獻,這只能感動一下子,絕非治本之道。

美國的大學教師一年只領九個月薪水,寒暑假不支薪,教授必須設法從研究計畫、建教合作或產學合作計畫為自己爭取額外的經費,若我們能將國內制度鬆綁,讓教授也參與業界研發,提出與業界發展方向有關的題目,然後將產學研究計畫或建教合作計畫的經費,一部分轉作教師的計畫主持費、一部分支持研究、一部分提供學生獎學金,並且讓大學教授在外兼職更有彈性,甚至在法令的規範下可借調至業界開公司,如此才能將研發成果產業化,也讓外界資源得以進來,大學才能更有競爭力。

問:您曾向政府部門提出這些構想嗎?

臺大一直向教育部提議,也在國家法令容許的範圍內做了許多突破,甚至還建議教育部開放大學設立衍生企業讓研發成果產業化,我認為臺灣未來勢必得這麼做。儘管有部分項目教育部已經在動了,但包括讓老師開公司、借調至業界、大學成立衍生公司等,整個制度面都應該更鬆綁,否則大學的研發成果只能留在校園。不給老師誘因,老師不會走出去。

政府應建立機制  鼓勵學校對外募款

問:臺灣的法令有時防弊重於興利,給老師誘因或與產業走太近,不怕被說是圖利老師嗎?

答:大學與產業結合做得最好的是美國史丹佛大學,每個老師都擁有好幾家公司,不僅教學好、研究強,創新更是世界有名,可見只要給老師動力(incentive),他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當然,學校還是得評估教師在教學、研究上的表現是否良好,假如各方面都很好,就放手讓教師去做吧!

但現有的機制反而容易造成大家不夠努力、寧可吃大鍋飯的心態。曾有一所大學對外募款,一名企業主表示願意捐款,這對學校來說本來是件好事,沒想到其他學校得知後,便向教育部與科技部抱怨這學校既然有錢了,政府就不必給太多經費,結果該校經費甚至老師個人的計畫費,果真被大幅刪減。但事實上,捐款的經費大部分是專款專用,無法挪用至校務發展上。而且學校募款愈多,政府就應給予更多相對配合款作為鼓勵才對,若因為捐款愈多,經費就被刪減愈多,到最後還有學校敢對外募款嗎?

救失業  大學企業攜手開設博士專班

問:大學倒閉會造成教職員大量失業的社會問題,該怎麼處理?

答:輔導學校及教師轉型,與企業合作甚至投入企業,都是可行的方法。另外,博士生的就業問題往往出在博士只想找教職,不願意「就」其他行業才會失業,而非真的找不到工作;但企業也應為此負點責任,因為業界給博士的薪資,未必比一個碩士畢業生工作三、五年後來得高。建議企業界除了調整薪資,也可與大學合作,共同開設博士專班或學程,培育專門領域的博士級高階人才,才不會影響年輕人就讀博士班的意願。

縮減上課時數  提供學生創新環境

問:臺灣高教目前最大的困境與最應優先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答:我們的高教資源不集中,無法讓學生得到最好的發展,將會讓臺灣的國際競爭力陷於非常危險的處境。另外,臺灣的高教資源與國際差距太遠,聘不到好老師又頻被挖角,這是很危險的警訊。臺灣至少應有幾所大學能在亞洲地區與國際競爭,現在臺大還不錯,但若資源沒有繼續挹注,將會完全被拋在後面!

另外,教學制度的設計應該更有彈性,一學期上18週的課實在太長,全世界很少有像臺灣的大學一般,一學分設計如此多堂課,政府應該容許更短、更密集的課程,甚至有些課程不必在教室學習,網路上課即可承認學分。建議大學教授無需給學生太多知識的填鴨,而應給他們正確的觀念,以及發掘問題、解決問題與自主學習的能力,否則學生永遠無法比老師更卓越。

臺灣的優勢是人才,我們的孩子很聰明,應該多給他們機會學習創新。臺大希望能在制度中尋求最大彈性,創造一個友善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可以圓夢,盡情發揮想做的事,與不同領域的同學一起實現夢想。無論其他大學做得如何,我認為臺大一定得如此做,才不會辜負這麼多來臺大就讀的優秀學生的期望。

 

圖片來源:《評鑑雙月刊》第61期Jirka Matousek@flickr

本文轉載自合作媒體:《評鑑雙月刊》第61期,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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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企業專題2】台灣大學面臨倒閉潮?中國大陸大學憑著校辦企業營收而自給自足

 

25年來臺灣大專校院學生數變動趨勢

 

文/許品鵑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專員
/謝秉弘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專案助理

 

學校能永續發展,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源源不絕的生源。本文旨在探討臺灣25年來大專校院學生數的變動趨勢,分別從一般校院與技職校院、公立與私立學校、各學制等三面向之學生數變動進行探究,以了解高教發展現況與趨勢。

 

高教技職雙軌確立

由於臺灣早期係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配合國家產業發展,需要大量初、中階技術人員,就整體學生數而言,1990至2006年間技職體系(包含博士、碩士、學士與專科等級)學生數皆多於一般體系(包含博士、碩士與學士等級)學生數,直至2007年一般體系學生數成長至66.5萬人左右,才開始超越技職體系,並於2010年達到高峰之68.3萬人後,人數開始下滑。1990年一般體系有學生25.6萬人,技職體系有32萬人,至2014年,一般體系學生已達67.8萬人,占總學生50.6%,技職體系學生則有66.1萬人,兩者之差距逐漸縮小。

此外,由於1996年教育部開始推動第二條國道政策,確立了高等教育雙軌併行發展制,原本為主流之專科學校紛紛改制升格,學生結構也隨之轉變。技職體系學士等級(包含四技與二技)的學生數逐年攀升,從1990年僅有4,269人,至2003年已成長到39萬人,並於2008年突破50萬人,甚至超過一般體系學士等級(包含學士與二年制)的學生數。

 

私立學校學生數為公立學校兩倍多

由於解嚴與410教改運動之訴求,政府逐漸開放大專校院設立,然因政府經費有限,因此主要藉助私人興學的力量,公立學校數僅占整體大專校院數約三分之一,總體學生數以私校學生為大宗。1990年公立學校學生數為16.7萬人,私校為40.9萬人,至2014年,公立學校有學生43.5萬人,私立學校成長至90.5萬人,近25年間私立學校學生數約為公立學校之2倍至2.7倍。

此現象在技職體系更為明顯,25年來私立學校技職體系學生占總學生數之比例約在39.6%至49.0%,而公立學校技職體系學生之比例僅約8.8%至10.9%。這種公私立學生數的差距,一般體系相較於技職體系來得平衡,公立學校一般體系學生數占總學生數約17.8%至22.9%,私立學校一般體系學生數則約占25.1%至28.5%。

 

技職體系以培育學士生為主

在各等級的學生數變化部分,1990至1998年間以專科等級學生數所占比例最高,達總學生數之49.4%至54.7%,後因學校改制升格,專科等級學生數逐年遞減,學士等級學生數則隨之增長。期間因我國產業結構由勞力密集轉變為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高級專業人才需求激增,亦使碩、博士培育數量大幅增加。學士、碩士及博士等級之學生數,1990年分別為23.9萬、1.8萬、4,437人,至2014年各增加為103.7萬、17.3萬、3.1萬人,成長約4.3、9.6及6.9倍。而計算各年度學生數差距與前年度學生數比的成長率,以碩士生在1999至2003年間成長最多,成長率皆在17.9%至27.8%左右。碩、博士等級學生數至2010年達到頂峰,分別為18.5萬和3.4萬人,占所有等級學生數13.8%和2.5%。

若就培育學生性質看各等級之學生數變化,技職體系之人才早期以培育專科等級學生為主,至2003年開始轉變以學士等級學生為主軸,且逐年增長,2014年已占技職體系學生數之79.1%。而博士生之培育則明顯集中在一般體系公立學校,約占7成以上比例,且私立學校自2002年才開始招收技職體系博士等級學生,至2014年,私立學校之技職體系博士等級學生數亦僅239人。

 

 

少子女化的挑戰

從1990年至2014年高等教育學生數與學制結構變化可知,技職校院在高教之人才培育已可與一般校院並駕齊驅,但也顯示技職教育的定位不再鮮明,逐漸向普通教育傾斜,且目前高等教育之人才培育也以私立學校為主。在面臨少子女化的衝擊下,臺灣已從學生沒有大學可讀的時代逐漸淪為大學沒有學生來讀的窘境,可以想見在教育資源分配上,原本就居於相對弱勢的私立學校與技職校院,勢必將面臨更巨大的挑戰。

 

圖片來源:《評鑑雙月刊》第60期

本文轉載自合作媒體:《評鑑雙月刊》第60期,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黃振豪 揉麵糰 拚出逆轉勝

 

作者:趙于萱

攝影:賴永祥

 

位於義大利南部的拿坡里是披薩的起源地,拿坡里披薩也是全世界唯一訂有嚴格規範的披薩,從食材到窯烤,都有規則,缺一不可。

 

每年9月,拿坡里會舉辦「CAPUTO盃世界披薩職人錦標賽」,延續正宗手藝,這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披薩競賽,往往吸引40餘國、超過400名披薩師傅參加。

其中,難度最高、競爭最激烈的是經典賽國際組賽事。這項賽事難在「簡單」,選手只能用五種以下的食材詮釋義大利美食精神,奪冠者歷來不是義大利人、美國人,就是講求細工的日本人。

 

大學前沒拿過菜刀 苦學成就巔峰

2014年,卻有一個台灣小子獲得賽事冠軍,他是Salvatore Cuomo & Bar台北店披薩師傅黃振豪。

黃振豪六、七年前才第一次吃拿坡里披薩,卻能奪下世界冠軍。他做了什麼,人生出現大逆轉?

畢業於東吳大學商用數學系(現為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的黃振豪,不是餐飲科系,畢業前甚至沒拿過菜刀。他對所學不感興趣,卻又想創業,因而選擇進入門檻較低的餐飲業,從基層做起。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到義式餐廳炒義大利麵,隨著拿坡里披薩傳入台灣,他嚐鮮試吃,竟然一吃就上癮。

「拿坡里披薩很Q彈,吃起來像麻糬,」他當時看著只有番茄、羅勒和起司的薄薄披薩,竟能演繹豐富口感,顛覆他對披薩的印象。這種震撼讓他決心學習拿坡里披薩,並且希望將它發揚光大。

為了學做拿坡里披薩,黃振豪到拿坡里披薩店工作,下班、假日就自學,猛看書、相關影片,甚至學義大利文。

「拿坡里披薩看似樸實簡單,做工卻不隨便!」黃振豪愈學愈有心得。最令他驚訝的是拿坡里披薩蘊藏著複雜的工法。例如,以手拉皮,這個短短幾秒就完成的工作,需要足夠手勁和靈敏度,才能將軟如麻糬的麵糰擴張成直徑30公分的餅皮。

黃振豪花了兩年、使用上千個麵糰,才練成這一招。反覆練習下,他的手常布滿傷口,包紮後,雙手又不斷對空揮舞,生理上的痛苦從來沒有阻礙他追求專業的決心。

有趣的是,黃振豪的外表和工作態度,像極了他對拿坡里披薩的形容──簡單卻不隨便。身高196公分的他,帶點樸實氣質,一聊起披薩,卻很認真,還拿出厚達400頁的披薩大全,詳細解釋。

未婚妻孫佩瑜最能體會他的瘋狂,「他整天想著披薩,連說夢話都講披薩。每次見面,他的手一定充滿蔥蒜味道,洗都洗不掉,」她心疼地說。

但機會永遠是留給準備好的人。2013年9月,有兩個人來到黃振豪的店,翻轉了他的人生。

他們是日本大型餐飲集團Y’stable旗下連鎖義式餐廳Salvatore Cuomo & Bar的總主廚芳野建吾以及總料理長Salvatore Cuomo,在海外擁有70多家分店。兩人來台開店,歷經多次勘查、試吃,對黃振豪的披薩非常滿意,要找他到台北店工作。

 

做每個披薩都是練習機會

進入Salvatore Cuomo & Bar,黃振豪跳躍式成長。這裡來客數多,「以前我每天烤50、60個披薩,這裡至少150個起跳,」黃振豪掐手指計算。

這表示他每小時要烤16個披薩,反應力得快上三倍,每分每秒都要根據溼度、溫度、麵糰變化等因素,判斷處理手法。他坦言,剛開始看到客人聚集、等著他的披薩,壓力的確很大。

但是,反覆練習讓黃振豪反應變快,不知不覺也練就敏銳直覺。由於麵糰有發酵時間,必須及時送入火爐,披薩才能好吃,所以,工作是他練習的機會,「這五年來,我的練習比別人多,我認真做好每一個披薩,」他說。

練著練著,黃振豪技藝高超,但也有徬徨質疑的時候,原來國人偏好食材多的披薩,口味簡單的拿坡里披薩並不普遍,他反思自己每天重複做著同樣的事,擔心拿坡里披薩難以讓更多人認識。參加國際比賽是提高拿坡里披薩知名度的方法,他想證明,台灣人也能烘烤道地的義大利披薩。

2014年,在餐廳鼓勵下,黃振豪參加首屆「CAPUTO×APN」台灣區披薩職人大賽,一舉奪冠。9月,他代表台灣出征,擊敗300位國際好手,摘下冠軍,讓全世界驚訝台灣小子的實力。「到現在都還覺得不可思議,從來沒想過可以贏日本人!」他笑著說。

和黃振豪工作約二年的Salvatore Cuomo & Bar台北店總主廚石崎彰語帶肯定地說,「如果派他到日本,不但可以勝任工作,還能贏過我們!」

 

圖片來源:《遠見雜誌

本文轉載自合作媒體:《遠見雜誌》,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德國、瑞士職業教育考察日誌(三):支持男友轉職校 一對德國情侶的愛情故事

 

在德國的考察進入第三日,也是最後一天。我們早上參觀聯邦政府設立的勞工處(employment agency),下午拜訪法蘭克褔的工商業商會(chamber),內容與前兩天大同小異,但加深了解,特別是商會在推動職業教育的重要角色,日後有機會跟大家詳細分享。

這一回,倒不如跟讀者分享一個在旅程中聽到的愛情故事。

故事主角是一位年輕的金髮德國女孩,是這次考察團的陪同人員,幹練而自信。她自大學畢業,卻有一位讀職業教育出身的男朋友。

 

離開大學轉讀職業學校

兩人在讀大學時認識,她男朋友修讀社會學和英文,女孩子說他英語講得比自己好,聰明才智更遠在自己之上,說的時候甜絲絲的,充滿欣慕之情。可是,她男朋友對自己在大學的學習十分困惑,並非能力不逮,而是不知道為何要習學那一大堆抽象的知識,實際用途何在?困惑的嚴重程度,使女孩子不忍男朋友終日如此苦惱,勸他不如考慮退學。

她男朋友原本希望捱到大學畢業,但最終還是決定跟父母商量應否退學。父母十分開明,向他表示父母總是希望子女讀畢大學的,但如果他真的認為不適合,會尊重他的決定。就這樣,男孩子決定退學,轉到職業學校修讀保險課程。

在德國,像他這樣的例子其實並不少 (例如考察第一天參觀銀行從業員課程,就有不少學員已獲大學入學資格)。他轉到職業學校後,年紀比其他同學稍大一點,也是常見的。職業學校在某些情況下可讓曾修讀大學的學生扣減學分,但由於他大學修讀的學科跟保險無關,因此無法受惠。

女孩子說,德國職業教育的哲學十分獨特,不是為遙遠的將來做準備,而是一開始便已進入工作現場,實實在在地工作。每個星期來回於工作現場和學校之間,在學校所學的知識和技能,馬上可與真實工作環境互相印證。她認為男朋友較適合這種學習方式,十分支持他轉讀職業學校的決定。

保險是十分實用的職業課程,也頗為艱深,涉及複雜的運算,也涉及投資、金融和法律知識,對於學習能力的要求一點也不低。這位女孩子在大學修讀語言學,當男朋友向她講述一大堆複雜的金融知識時,她都大惑不解,對於男朋友的能力更是推崇備至了!

參觀法蘭克褔勞工處。(作者提供)

 

人人都可以是狀元

事實上,她男朋友確實也表現出色。保險課程非常熱門,報讀者眾,他闖進去了。畢業後表現優秀,收入亦很可觀。雖然底薪不高,但由於工作能力強,懂得向公務員推銷且頻頻得手,佣金令他總體收入比大學畢業的女朋友為高。以假期為例,女孩子的有薪假期每年只有12日,但她男友賺回來的有薪假期多達40多天,令她自愧不如。她認為德國人無疑較推崇大學教育,但職業教育也可以是另一條很好的出路;只要發揮才華,人人都可以是狀元。出色的廚師,出色的維修人員(她舉了一位懂維修古董車的朋友作例子),收入可比大學生豐厚得多。而更重要的是不埋沒才華,才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她說:做個熱愛烹飪而又表現出色的廚師,不是比一個平庸的大學畢業生要好得多嗎?

 

大學開始加入學徒課程

回顧她男朋友的抉擇,他倆都認為是正確的決定。數年過去,她男朋友對事物的看法也開始有了改變,現在正考慮返回大學深造。這多得德國教育制度的彈性,可以讓學生來回於職業教育和學術課程之間。

女孩子也提到,現在的最新發展是大學階段的學徒課程,即是大學生讀書同時到公司現場實習,為大學課程注入職業教育的元素。發展如何,且拭目以待。

上周末,男孩向女孩求婚成功。這是一個大學畢業的女孩子和職業學校畢業的男孩子的愛情故事,非常美滿,我謹在此祝願他們愛情永固,甜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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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灼見名家

原文刊載於《灼見名家》,經原作者授權刊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德國、瑞士職業教育考察日誌(二):政府大力推動,企業買單嗎?

 

德國政府大力推動職業教育,但到底企業和家長是否重視職業教育呢?

在德國的第二天,立法會代表團一行七人前往黑森州的首府威斯巴頓( Wiesbaden)。黑森州是德國16州之中較大的州分,人口600萬,法蘭克褔是它最大的城市。在威斯巴頓的活動有兩項:早上拜訪州政府總部,下午到州議會與相關議員交流。

雙元制職業教育課程

在州政府總部的會議長達四小時。我們得到州政府聯邦及歐洲事務部部長 Ms Lucia Puttrich 和六位不同部門的官員代表會面,講述一系列的政府政策。當中包括文化部的 Mr Klaus Müller,向我們介紹德國的職業教育,特別是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Mr Müller 所介紹的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涵蓋職業與專業領域包括六大項:金屬技術;電工技術;建築、木材與塗料技術;經濟和管理;食品;衛生和養生。各州之間互相合作,互補長短,例如他們會送釀酒學徒到巴伐利亞州,因為當地有全國最佳的釀酒學校。

致送紀念品給主管聯邦及歐洲事務的 Ms Lucia Puttrich 部長。(圖/作者提供)

 

在德國雙元制的職業教育模式下,學生每周有三天半在辦公室或工廠實習,一天半在職業學校上課。職業學校上課每周約12小時,整個課程一般為期3年半,合共1,020小時,有嚴格的標準化課程。12小時之中,5小時修讀語言、數學、政治和經濟、宗教和體育等共通課程,另外7小時則學習職業相關的知識。

為何德國企業願意投放資源?

財政方面,整個職業教育的財政來源來自兩部分:政府和企業。政府負責營辦職業學校,而企業則負責企業內部的培訓。規模較大的企業甚至會設立專門的培訓機構,在各方面作有系統的訓練。但德國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規模較小,有些小型企業的業務涉及的工作較為簡單和單一化。以專門製造窗簾的公司為例,避免課程過於狹窄,學生除了學習如何製作窗簾之外,也需學習其他技能,例如裝修、其他物品的生產製造等。在這種情況下,中小型企業除了提供工場內的實習機會外,還需借助企業外的訓練中心,以提供它們本身無法提供的實習訓練。

Mr Müller 介紹完畢後,議員們向他連番追問,特別是不少議員想了解企業為何願意付出大量成本訓練學徒。假若學徒將來轉投其他企業工作,企業的培訓豈非血本無歸? Mr Müller 指出,企業是有回報的,儘管培訓初期(如第一年)學員能力有限,培訓成本遠遠超過學員為企業賺的回報,可以說是淨虧損,但隨著學員能力不斷提高,學員為企業賺到的得益也相應提高,何樂而不為?

德國各政黨均認同職業教育

下午,我們到訪州議會(Hessischer Landtag)。州議會的建築 Wiesbaden City Palace 最初在1841年建成,加上2008年落成的新翼,成為一座新舊混雜的建築物。這座建築最初由拿騷公爵威廉姆興建,原為他的大宅。後來州議會開會,就徵用了這個地方。改建後,設計重視議會透明度,多處使用透明玻璃,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與四位來自綠黨、自由黨、社會民主黨及左翼黨的教育政策發言人交流。當中來自自由黨的 Mr Wolfgang Greilich 是議會的副議長,他是一位律師,其餘三位都是教師或心理學家。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涉獵了不同的議題,例如近期的難民問題、社會褔利問題,但主要仍是討論職業教育。

與綠黨州議員交談。(圖/作者提供)

 

我問他們,德國家長對職業教育的態度如何?四位代表雖來自不同政黨,但意見十分相同,都認為家長對職業教育的重視程度近年有所下降。可是四人都認為,修讀學術或職業課程各有好處,最重要的是課程是否適合學生。當中副議長也提到自己的兒子曾在雙元制職業學校讀書,笑言享用過兒子努力賺取的金錢,亦不用為兒子的花費操心。

毫無疑問,德國企業非常重視職業教育,家長則偏好學術課程,但在觀念上也能接受職業學校。德國朋友指出,如何令社會更重視職業教育和投入更多,令職業教育制度繼續維持高水準,是德國的挑戰。至於香港,要推動職業教育,鼓勵家長和企業參與,可能會遇上更多困難和挑戰。

 

註:雙元制職業教育課程:台灣一般譯為雙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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