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翔/把職校當企業經營:「公東模式」如何培育技職人才?

原文刊載在udn《鳴人堂》網站,標題為「把職校當企業經營:「公東模式」如何培育技職人才?

 

文/黃偉翔

只要說到木工,多數讀者可能不知道,台灣許多優異的師傅、技職教師,甚至培育技職國手的團隊皆是當年公東高工所出品。甚至,我看到一個數據,自1970年至1999年公東高工共在國際技能競賽拿下11金牌、4銀牌、5銅牌及10優勝獎,究竟它辦學有什麼獨特之處?又有哪些地方值得未來技職教育創新轉型的參考?本文試著帶領各位讀者一探究竟。

先不談教育部挹注資源的多寡,目前台灣技職教育最大問題就是去技術化,以及定位與功能性不明,許多技術型高中或專業群科(即高職)學生同高中生拚升學,升學到技專校院的實務選才過程又沒落實,科大與普大在培育人才方面無差異化,導致人才對應到勞動力市場沒有區隔,業界找人才的主要依據為學歷而非學力,技職學用落差成了眾矢之的。

早年的公東高工哪裡不一樣?「公東模式」又如何解決來自教育體制面所導致的學用落差問題?

公東高工:本土化學徒制的寶貴經驗

在我先前專欄指出,台灣學用落差絕對不只是表面數據上師生比、經費挹注、少子化或學歷迷思這麼單純,而是體制面與政策方向所導致的。由於台灣政府1980年代起採納美派人士的政策主張,走向「美式」職業教育模式,屏棄德國模式,雖然也有其優點,但學用落差成了台灣技職先天上的弱點。

美式與德式差在哪裡?假設一個青年同時在企業與學校兩端學習,在美國模式是青年學生到業界實習,這跟台灣情況類似,也導致不少學生權益被剝削的案例;而德國模式,則是業界勞工到學校上課,也是我們經常聽見的正統「二元制」、「學徒制」,它讓人才得以在業界學技術,學用落差自然就小。

雖然台灣很想學德國模式,但他們還有工商總會、法規、資格證書等配套,台灣要學也學不來,除非政府以技職為主體來做全盤規劃,這是極大工程,留待往後專欄再來討論;當年的公東高工倒有幾分德國模式的味道,但並不相同,可是正因其不同於德國模式,我把它視為「本土化學徒制」的寶貴經驗,可以當作未來技職教育創新轉型的參考典範。

上個月我有幸兩天一夜貼身採訪省政府時代的公東高工前校長黃清泰,黃清泰一上任校長,馬上提出「學習生產結合教學」、「機械製圖科負責繪圖、機工科負責加工出產品、木工科則負責生產家具,並對外銷售,所得平衡學校收支,師生更在過程中磨練技術。」此決策確實也做出亮眼成績。

公東高工前校長黃清泰。(圖/黃偉翔攝影)

當年公東高工學生所製作的病床,不論品質、價格都具備競爭力,後來台北醫學院、耕莘醫院、台東聖母醫院、台東馬偕醫院等,都相繼大量採用公東高工產品,完全改善學校財務狀況,使公東學生的好技術廣為人知,而師生所分配到的利潤更改善了他們的生活。

有分紅,學生自然會開始珍惜物資,讓加工留下的材料物盡其用,例如拿剩下的小木片來做小板凳,教師更因參與生產訓練,專業技術等同業界生產線上的師傅,與時俱進。

當年黃清泰校長的治校理念即把公東高工當作企業體經營,以實習工廠為核心,而其他行政單位如教務處、學務處也一同配合運作。儘管如此,公東高工本質上依然是「校辦企業」非「衍生企業」,不論在當年或現行教育法規都是不被允許的。

衍生企業就是將校內師生的研發成果,在適於孵化的校園環境裡,催生出產業創新,其本質是「師生創業而非學校創辦企業」,若是學校創辦或投資入股超過50%,並直接參與經營則稱為「校辦企業」。

當然,當年的公東模式沒有上述這麼簡單,而其能力本位教學、交替式教學、階梯式教學、群集教育、師資培育模式等異於其他高職的脈絡,都是當年為了對抗僵化教育體制所衍生出來的。

台東公東高工老師羅正明(右)指導木工科的學生。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公東模式」在現今台灣還有機會實現嗎?

第一,目前教育部、勞動部及經濟部都有Maker相關推動計畫,培養學生從小動手做習慣;《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9條規範,國中小須有融入式職業試探課程,在108新課綱中也強化了科技領域的課程與師資。另外校園創新創業的推動也如火如荼在推行,這些都創造了有利接軌「公東模式」的友善環境。

第二,雖然從先前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草案、《高教創新轉型條例》等,衍生企業入法仍遲遲沒下落,但日前立法院剛三讀《科學技術基本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現在公立機構研究人員與公立學校行政人員可以兼任新創公司職務,可見台灣相關法規正朝著鬆綁方向前進,衍生企業入法只是早晚的事。

第三,雖然台灣仍無校辦企業,而高餐藍帶作為台灣少數衍生企業所面臨的困境也被多所關注。目前高餐藍帶經過風風雨雨後,也已步入正軌,它的佔股在先前增資後,變成高餐大48.64%、高餐大校友總會1.36%及法國藍帶50%,雖然高餐大本身佔股不超過50%,但加上校友總會佔股實質上就是50%,近校辦企業。

第四,高餐藍帶公司獨立運作,但座落於高餐大校內,也積極與高餐大師生交流、開放實習,教育部也曾透過典範科大、雙星計畫投入近2億競爭型經費於其中,此與「公東模式」把技職學校實習工廠當作企業運作的形式相似,且過去屏科大薄鹽醬油與美國、日本許多衍生企業經驗、中國大陸校辦企業經驗,都可當作參考依據。

因少子化衝擊,台灣學校急需開闢學費以外的財源,此外,為了技職教育不再去技術化,凸顯辦校特色並與在地產業鏈結更顯重要。而台灣業界近98%為中小企業,也使學生在業界實習能量不足。綜合以上所述困境與條件,站在看向過去與未來的技職教育,當年的「公東模式」值得當作未來技職教育創新轉型的重要參考。

公東高工學生作品。(圖/黃偉翔攝影)

【東方之星1/3】公東高工的潘朵拉盒子

採訪、攝影/黃偉翔

台灣省政府時代起,一間時常與教育政策唱反調的叛逆職校,成了當今技職圈人人稱讚的表率。它就是公東高工,一間由瑞士天主教白冷會所籌建的台灣東方之星,培育了無數技職人才,更屢屢在國際比賽奪牌,它究竟藏著什麼秘密?

為了一探究竟,《技職3.0》記者從台北出發,經過5個多小時的搖晃路程後抵達台東,這顆東方之星就位於台東火車站10分鐘車程處。

一腳踩進校門,映入眼簾的,不是多少明星科大錄取榜單,而是一整排國際發明展、技職競賽的奪牌名單,凝視著這獎牌閃耀畫面,相對於台灣明星高職拼升學現況,有些諷刺。

公東高工門口英雄榜。(圖/黃偉翔攝影)

「現在的職校一週實習不超過一天,升學與就業界線模糊不清,學校成了廉價勞工仲介場所,技職教育完全崩盤!」前校長黃清泰遮掩不住失望神情地說著。

台灣1968年實施9年國民義務教育,如何扎根國中畢業生的技術訓練,成了當年教育專家、學者們熱議的問題,最先端出的是「輪調式建教合作班」,並首度在沙鹿高工試行,當年經驗成了現今建教合作必定參考的對象。

「輪調式建教合作班」是安排學生一學期在高職學基礎科目,一學期到企業練技術。「表面上像德國學徒制,但由於配套不足,工廠只把學生當廉價勞工,學生在工廠的相關權益幾乎沒人照顧!」曾留學瑞士、德國的黃清泰感嘆。

當年沙鹿高工試辦後,政府馬上要求各職校效仿,但台東工廠沒幾間,產業以農業或漁業為主,公東高工的學生只能被送到西部的企業,過著「一學期在西部學技術,一學期在台東上課」的生活。

面對這樣的狀況,反而讓公東獨有的學徒制度因而萌芽。

公東高工木工科教室。(圖/黃偉翔攝影)

當年黃清泰一上任校長,馬上提出「學習生產結合教學」。「機械製圖科負責繪圖、機工科負責加工出產品、木工科則負責生產家具,並對外銷售,所得平衡學校收支,師生更在過程中磨練技術。」黃清泰解釋當年獨創的教學模式。

這並非誇大其辭。黃清泰擔任公東高工校長同時,也是馬偕醫院第19、20屆董事,安排公東學生製作的病床到台北馬偕醫院展示,最終比下數家廠商,接下醫院病床製作訂單。

「公東高工學生所製作的病床,不論品質、價格都具備競爭力,後來台北醫學院、耕莘醫院、台東聖母醫院、台東馬偕醫院等,都相繼大量採用公東高工產品,完全改善學校財務狀況,而公東學生的好技術廣為人知,師生所分配到的利潤更改善了他們的生活。」黃清泰自豪地說。

其實黃清泰把公東高工當作企業體經營,以實習工廠為核心,其他行政單位如教務處、學務處配合運作。

「有分紅,學生自然會開始珍惜物資,會更讓加工留下的材料物盡其用,例如拿剩下的小木片來做小板凳,教師更因參與生產訓練,專業技術等同業界生產線上的師傅,與時俱進。」黃清泰說。

想在當年的公東高工教書,教師沒有三頭六臂是不行的,除了負責教書、自編教材、參與接訂單作業外,更要隨時開卡車送貨,而另外一個大不同,就是技術教師有另套「核薪標準」,也能在參與生產訂單時獲得分紅。黃清泰說,「當年教育部規定,學科課程鐘點是術科課程的兩倍,這充滿對教技術老師的歧視。」

不只如此,黃清泰還安排技術教師到德國、瑞士進修,把最新的技術教學帶回公東高工,這在當年更是創舉。

但這樣的狂想,卻與僵化的教育體制相左。

公東高工學生作品。(圖/黃偉翔攝影)

當年教育廳長官對公東高工的特立獨行很不諒解。因為實行「學習生產結合教學」,以「交替式」而非「輪調式」方式運作,黃清泰把學生分為A、B兩組,同期間一組在工廠實習,另一組在教室上課,如此交替;但這位長官堅持,學生早上頭腦較清醒,最好統一安排學科課程,下午一律上術科。

叛逆的黃清泰,完全不甩官員的建議。

但這樣的叛逆,換來的是自從1970年參加國際技能競賽開始,一直到1999年,公東高工在國際上拿下11金牌、4銀牌、5銅牌及10優勝獎。

德國、瑞士等先進國家的木工行業的職業又可細分為家具木工、門窗木工及建築木工等,能夠兼具這些職業的業界人士並不多,但公東高工學生卻屢屢在這三個職類奪下國際獎項,比下世界各國,造成國際技術圈的大震撼,公東木工品牌聞名遐邇。

無奈的是,黃清泰提出的「學習生產結合教學」並不符合現行教育法規,因為這樣的模式即是「校辦企業」;即使先前《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草案、《高教創新轉型條例》等,都在推所謂的衍生企業,但非校辦企業,若想效仿當年公東高工企業經營模式,恐怕沒這麼容易。

黃清泰感慨,「當年的教育改革,大大降低了學生在工廠實習時數,升學主義隨之掛帥,基層技術人力大量流失。」黃清泰繼續說,「即使當年許多職校校長反對,但始終抵擋不了政府的政策推行,這就是台灣技職瓦解的開始。」

「公東高工初衷是為了栽培藍領階級,而非白領。」黃清泰雖然眼神堅定,但內心卻流下百般無奈的眼淚。

公東高工前校長黃清泰。(圖/黃偉翔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