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茂昆請辭全文:不是為了「拔管」才來當教育部長

(記者黃偉翔/台北報導)

教育部長吳茂昆上任一個多月來,因過去擔任東華大學校長相關爭議,以及近來一些公開發言,導致多個民間團體串連抵制,今(29)日吳茂昆發布辭職聲明,並強調自己不是為了拔管才擔任教育部長。

教育部吳茂昆部長辭職聲明

各位親愛的伙伴,我已於上周末向行政院口頭請辭並獲准了。

自107年4月17日我同意頼院長邀請,接任教育部長職務之後,特定媒體即開始撲天蓋地且用不實的指控抹黑本人,在野黨立委亦極盡能事的羞辱我,將我刻畫成一個惡質的人。我這一生,無論在任何位置,都兢兢業業面對各項挑戰,但從沒遭受如過去一個多月來,對人格的嚴重汚蔑與羞辱。

我長期在研究單位,擔任過大學教授、校長,也一直都在指導學生,因此,對於接任教育部長一職進而規劃、實踐教育理念,是我認為無論多困難都應該要全力以赴的工作。然而,從過去一個多月的發展來看,令我憂心的是,這些針對我個人的不實指控,已經造成教育部同仁工作上不必要的困擾與負擔,更使行政院團隊受到傷害,許多該做的事因而延宕。因此,幾經思量,我決定此時以最高的道德標準,向頼院長請辭,並已獲得賴院長的同意。

在此,我必須向教育部同仁表示由衷的感謝。雖然我們共事僅有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即使面對在野黨立委在立法院惡意且無理的挑釁,我們仍然順利完成幾項重要法案的審議。108課綱的審查,即使在某團體不分是非的莫名杯葛情況下,我們在其它課審委員犧牲假日開會的共同努力下,依然持續前進。我也希望,藉由我的離開,摒除掉外界無理的干擾,讓部內同仁可以擴大腳步、向前邁進。

外界一直以我是因為要執行「拔管」才接任教育部長職務,事實不然!從願意擔任諮詢小組成員到之後接任部長實際處理此事,我的立場及信念自始至終都一致。我認為,學術誠信是建構一所大學的基本原則,國立大學受全國納稅人委託,教育我們的年輕人成為具有全人人格及專業技能的國家棟樑。因此,尊重學術、維護學術自由、建立學術誠信是大學必須具備的基本準則。大學校長是學校的領航人,其遴聘的人選,當然且必須要接受較高道德標準的檢視;這個過程完全是對事不對人。

至於有關我在2005年10月擔任國科會主委時去中國開會的事,當時我是前往中國參加了兩場國際性會議。行程之一是代表臺灣到中國蘇州參加國際學術會議(ICSU)。會議後再到杭州,參加由香港科技大學與浙江大學合辦的國際學術高峰會議。當時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朱經武先生,亦即我的老師,邀請我去參加。與會的都是國際一流的科學家,同時也身兼各自國家的科技政策負責人。除了朱經武院士及中國幾位院士之外,包括物理諾貝爾獎得主Robert Laughlin (當時是韓國KAIST大學的校長),日本的北澤教授(Koichi Kitazawa是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的President),擔任美國空軍科技研發辦公室主任的Harold Weinstock,美國加州大學的Marvin Cohen,愛爾蘭科學基金會的William Harris等國際重量級的科學家。

當年這兩場國際會議的行程,事先都已向行政院提出申請,並循程序簽辦,而在行政院回函給國科會的公文中,對於香港科大在杭州所舉行的國際會議並未准駁。由於該場會議在周六、周日舉行,且出席者都是各國科技政策的負責人,因此,當時在朱經武校長當面力邀下,且考量出席會議可大幅增加臺灣在科技領域發展的國際曝光度,我才決定轉往杭州與會。

我們的年輕世代未來將要面對一個知識與科技快速變化的時代,許多現在慣用的科技及生活方式,不出幾年,將面臨極大的轉變。做為師長,我們有責任貢獻知識與所學,引導他們發掘問題、解決問題並建構出未來的藍圖,因此,我們的教育絕對不能因為意識形態對立而陷入泥沼,而是要回歸真正的理性討論與思辨。臺灣做為世界上最值得驕傲的自由民主的國家之一,在政治上還有進步成長的空間;在教育上,我相信,我們願意一同為了捍衛學術自由民主、教育下一代為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而努力,不管面臨多大的困難。

教育部政次姚立德隨部長潘文忠請辭

(記者黃偉翔/台北報導)

繼教育部長潘文忠主動請辭,今(16)日傳出最新消息,政務次長姚立德、蔡清華也遞出辭呈待命,待新部長上任後,將決定是否繼續聘任。

技職出身的姚立德一上任,除了處理高教發展與私校退場等議題外,就是被賦予改革技職的使命。今年度他已說服10間科大開設五專部,招生800人,以北科大為例子,開設智慧自動化工程科,招收30人,培養跨域整合人才,並以英文授課,邀請業界校友擔任企業導師。

姚立德還希望推動「2 + X + 2」的新大學學制,高職畢業升二專,取得副學士學位後先工作X年,若還有進修需求,利用下班時間到原學校就讀兩年二技,取得大學學位。

從台大校長遴選爭議處理,到高教、技職教育政策改革,最大的變革莫過於職校「實作評量」,一套對應職校新課綱的標準化檢測。

根據《技職3.0》乙證系列報導,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升學管道,有六成報名與錄取人數來自同樣三張乙級技術士證,教育部認為乙證淪為高職取巧升學工具,內容也無法對應課綱,原本決定111學年度起,刪除乙證報名技優甄審資格,但遭遇全教總與部分立委的強烈反對而停擺。

根據《技職3.0》報導,技專測驗中心執行長林尚平解釋,從108新課綱修訂後,就接到教育部指示,建制一套檢測全國高職生實習狀況的綜合性評量(即實作評量);目前在各群命題架構研發,還沒真正實行,最快接下來110學年度的高二生開始使用,有的群要到高三上才會實施。據悉,實作評量將在未來高職高二暑假到高三寒假期間實施。

技專招策表示,將持續做技術士證與各群課綱內容對準作業,讓報考的乙證對學生所學有相關,而非淪為升學工具。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立委張廖萬堅推測,因姚本身也是台大校長遴選委員的教育部代表之一,這次潘因台大案而辭職,姚也必須面對外界壓力,姚可能因此自認有與潘同有政治責任,基本上的確行政首長請辭後,底下的政務官也依例會離開,但這並非一定,未來若有新的部長上任,也可能慰留。

待新部長上任,方可知姚立德的技職改革之路是否能繼續走下去。

 

技職競賽、保送名額都被砍 WSI副會長林三貴:台灣要有培育人才的遠見

 

採訪、攝影/黃偉翔

對於技職圈,今(2017)年應當是士氣高昂的一年,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十月將有47位技職國手代表台灣,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參加有「技能奧林匹克之稱的國際技能競賽(WorldSkills Competition,簡稱WSC)」,台灣在過去兩屆總得獎數都排名世界第三,會員國近80個的國際技能組織(WorldSkills International,簡稱WSI)負責主辦WSC的,兩年舉辦一次。

政府卻左右各打一拳在這些國手團隊身上。

今年1月《技職3.0》獨家報導兩則消息,一是教育部主掌的106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名額被大砍18%,爲配合少子化政策;二是勞動部主辦的第47屆技能競賽提名上限從6個減少至4個,且是報名前十天才傳出消息。無不令投入培訓技職選手的師生、廠商感到灰心。

勞動部常務次長林三貴,但他以WSI副會長身份受訪,他強調台灣過於重視奪牌、升學,但「競賽只是手段,目的是鼓勵青年學習技能,並有更好的職涯發展。」

林三貴:技職人才需跨部會支持

看著國際技能發展趨勢,林三貴說,WSI越來越多會員國不再為了比賽而比賽,而是將競賽結合職業試探、升學與產業人力銜接,更重要的是,競賽過程有許多父母帶著小孩來參觀比賽,從小培養尊重專業技術的價值觀。

過去WSI都把焦點擺在兩年一次的WSC,但近年已轉型成多面向技能發展組織,除倡導技能重要性,更包含教育與訓練、職涯發展、國際競賽、國際合作,以及技術研究。「當WSI策略不只在舉辦競賽,台灣應該也要跟上,」林三貴直言。

他國重視程度有多高呢?林三貴有次代表WSI去莫斯科對談,除了第一副總理親自接待,教育與科學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經濟部與產業組織皆出席。「技能人才培養本就涉及教育、勞動、經濟等部會,」林三貴說。

林三貴分析,在亞洲,大多政府的教育與經濟部通常是分開設立的,所以經常有部會間合作問題,台灣各部會應該以此為謹惕,更加團結。

林三貴:台灣須有培育技職人才的遠見

林三貴說,今年3月到喀山時,2019年主辦國俄羅斯代表做了簡報,令大家驚訝的是,他們主辦WSC其中一個KPI是四年培養100萬個競賽選手,包含幼年、青年與企業選手,全面提升俄羅斯技術人力。

林三貴驚訝地說,「100萬選手不單單只是100萬,如果選手是5人中競選選出的,代表100萬選手背後有500萬青年投入技能學習,若以俄羅斯人口為台灣6.1倍比例來看,台灣每年應培養4萬名技能選手,但目前台灣全國賽才約1千位選手,即使北中南分區賽也不到5千人。」

林三貴強調,台灣應該把基礎築得更大,如果台灣真能有每年4萬名競賽選手,代表有更多青年投入學習技能,十年後台灣對技術人才價值觀一定大大改善,但若只是短淺的思考兩年一次奪幾面金牌,而沒有看見他國背後推動的策略,就太可惜了。

「但這也不只是勞動部單一部會可以做到的。」林三貴感嘆。

 

論技職政策解方 前教育部次長周燦德:不該勉強鴨子學飛

 

(記者陳俐穎/台北報導)

針對近年來的技職教育政策,曾任技職司長、前教育部次長周燦德提出見解,認為技職教育的政策應在教育的本質與實用性上取得平衡,且應偏重於實用面。「不該強求鴨子學會飛」,技職體系的訴求不該與一般大學合流,要以「學以致用」為目標。

周燦德於財團法人中華教育研究發展基金會的年度聚餐上,針對技職教育的政策規劃進行專題演講。「一般大學的學生是鳥,技職體系的學生是鴨子,不能因為同樣有翅膀就要勉強鴨子學飛。」周燦德認為,在現行以「學業」為考核標準的體制下,技職院校的學生在學業上相對弱勢,不能以教導高中生的方式教導,而要因材施教,讓實務重於理論。

回顧過去的教育制度,周燦德認為,在「自由、民主化」的時代脈絡中,教育隨著這股浪潮也朝本質性傾倒,跳脫過去以就業為導向的教育,現代教育更強調自由,這種做法雖能夠創造教育的多元性,但卻讓技職教育與大學教育合流,這並不是技職的學生需要的。周燦德認為「現在社會已經不需要那麼多決策的人,但是卻缺少實作的人。」

技職教育政策究竟該如何制訂?周燦德以自身經驗為例,他提到在擔任技職司長時,曾研擬過「台德菁英計畫」與德國廠商合作,結合技術、證照與工作聘書的三合一條件,讓技職生能提早對公司產生認同感,而非普通的實習單位,也彌平了產學之間的落差。但由於《專科學校法》中有規定必修的學分數,學生無法有足夠的時間投入計畫中,實施還需要修法,只差最後一哩路,就在教育部長的輪替下不了了之,十分可惜。

在過去的經濟經驗中,中小企業一直是支撐台灣經濟的重要角色,周燦德表示,由於中小企業的資本額較小,請不起高學歷的研發人才,研發人才多半流向大專院校,這些研發成果也就成為「一疊疊放在牆壁上的論文」沒有實際運用的機會。

技職體系的初衷是「實務大於理論」,但實務工作日新月異,在校園中的教師是否有足夠的知識與能力傳授學生新技能呢?先前教改的期間,在技職體系中,助理教授比例要達到21%才能升格為技術學院、達到40%才能升格為科技大學。周燦德表示,有許多技職院校為了升格,而聘請取得博士學位的教授,但教授所理解的理論與實務經驗脫鉤,讓技職院校的學生無法學到原先要學的實務能力。

要改善技職教育的現況,周燦德認為,重要的是要把核心專業能力轉化為課程,彌平學校課程與產業界的落差,且要尋找到各系或科的適性定位,不該「勉強鴨子學飛」,並與產業界產生連結,不應該只是成為學生實習拿學分的單位,要建立起對公司與產業的情感與認同。但周燦德遺憾的說,過去實際落實政策的技職院校只有約略3、4成。

 

專訪/教育儲蓄帳戶辦公室執秘:用升學、就業的單一觀點,無法理解計畫精神

 

文/黃偉翔

「廉價勞工」、「愚人政策」、「買票政策」…是許多批評者對18歲先就業政策「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貼的標籤,即使是總統蔡英文親自提出的構想也不被看好,甚至被質疑投入的72億經費完全沒效益。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政策包含「青年體驗學習計畫」及「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前者類似「gap year」概念,不急著追趕人生進度,高三畢業可以先在國內外當志工、壯遊,探索自我生涯;後者則是常聽見的「18歲先就業政策」,每年選出5千名高三應屆畢業生先就業,除了「正職」薪資,政府每月額外存1萬元到教育帳戶,最多3年36萬,等職場體驗完後可運用在個人的升學、就業或創業基金。

從教育部及勞動部、行政院一直到總統府,都盼望透過此計畫,引導社會別盲目升學,先找到人生志向。

對於這樣的「異想天開」,批評的聲音不是沒來由。根據教育部統計,103學年度應屆畢業生253,501中,就有20,901人直接就業,即使每年多5千人先就業真能改變社會風氣?目前也有執行多年的教育部產學攜手計畫、勞動部的雙軌旗艦計畫、產學訓合作計畫,這些計畫參與者會輪流在企業上班與學校學習,有薪水,也同時拿到學位,難道還需要多出一個18歲先就業政策?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辦公室執行秘書、教育部參事王俊權接受《技職3.0》專訪,道出了這段日子以來的無奈。

「很多人從就業或升學的單一觀點出發,絕對沒抓到此方案的主要精神。」面對種種質疑,王俊權仍充滿信心地說:「此政策並這非為了解決產業缺工,而是培育國家人才!」

「確實每年有超過2萬個高三應屆畢業生投入職場,那就去就業吧!教育部不希望這樣的人參加此計畫,明確升學傾向的也不歡迎。」王俊權突然對記者拋出超出社會輿論的觀點,他停頓了一會,感慨的說:「確實有一群人,他們沒有定向,不知道先就業還是升學,對生活沒有想法,這群人只會在就業場找到22k工作,或勉強自己背學貸繼續讀4年,此方案就是為了這群青年而設立。」王俊權說。

青年世代創意多,但大環境沒跟上

王俊權分析,4、50年代的人很乖,人生規劃就是唸書後進職場,但現在青年特質很不一樣,有夢想、才華與熱情,且整體外語能力更好,也因應網路世代,很能接受國外文化與新趨勢,很多規劃、資訊搜尋都透過網路,「沒想過318學運,動員幾乎都是學生,可以想像網路的能量多大」,這些是上一代成長過程所沒有的經驗。

王俊權表示,現在的青年每人都有一技之長,會寫文章、下圍棋、學音樂…而不像過去聯考時代的我們只會讀書,而讀書之外沒什麼專長;雖然現在青年工作並不好找,但這是台灣大環境問題。

王俊權還說,青年的心靈結構也與上一代不同,他們是相對開放的,例如性別議題、民主與國家認同的積極倡議,也很願意透過社會運動或學生運動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現代青年跟上一代很不一樣。」短短幾分鐘內,王俊權說了不下三次。

當話題轉到「計畫如何真正落實?」面對記者質問,現場氣氛嚴肅了起來。

王俊權強調,此方案會全面強化生涯輔導機制,協助不定性的青年,找出未來出路。(圖/黃偉翔攝影)

 

僵化的輔導體系成障礙

在挑選方案對象過程有兩大關鍵,家長與學校老師。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政策總進程。(圖/取自教育部簡報)

 

計畫中,各校會有一名代表受種子教師培訓,並協助教育部把方案落實到各校,但篩選學生的責任是在導師身上,透過深度訪談,加上客觀評量找出適合的學生,再搭配輔導老師做性向、生涯輔導。最後,因為高三學生普遍未成年,還須要家長同意。

王俊權坦承,過去高中職過度重視升學輔導而非職場與生涯輔導,後者更經常形式化。王俊權回憶起第一次開會尷尬的說:「跟與會老師說計畫要做性向測驗,有老師直言,不就是升學輔導嗎?」

老師們的反彈,不只因為習慣於過去升學輔導風氣,更因平時工作負擔已不輕鬆,此刻面臨升學季,教育部又要求加強「升學以外的輔導」,有點為難。但王俊權強調,慢慢的有輔導老師反省,過去對非升學孩子的疏忽,並開始積極參與,願意來努力看看。

但即使輔導老師願意、有熱誠,也不代表回到各自學校後,會有行政體系支持。「所以教育部要求學校組成5至9人執行小組,並且要求校長擔任召集人帶領大家。」王俊權說。

但真有這麼順利嗎?

借鏡技職經驗,在《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6條中,要求資深專業科目教師,每任教六年須至業界補充半年經驗,但人力貧瘠的小學校對此苦哈哈,表示「原本人力就很吃緊,哪有可能空出人力去進修?」同樣道理,教育部要求各校須組成執行小組,但人力真的都充足嗎?

面對記者質疑,王俊權沈默了一會,坦承教育前線執行面並非順利。

王俊權舉例:「每間學校對輔導的做法、程序都不一樣,甚至連文件格式都不同,另外,導師、輔導老師的分工,行政提供什麼樣的資源,各校都不一樣,教育部只好幫各校統一輔導SOP,以輔導性向不定的學生。」

對於性向不定,王俊權作出進一步解釋:「第一是特定性向能力,例如小時候拼模型很有興趣,一路玩到高中;第二是多元性向,例如數理、文學、美學都不錯,但他想去拍電影,這種孩子是我們計畫最想找的目標;最後則是矇懞懂懂,對升學、就業都沒想法的孩子;原則上我們收這三種。」

基於挑選原則,若已參加教育部產學攜手計畫、勞動部的雙軌旗艦計畫、產學訓合作計畫的學生都會被排除,無法參加。「這計劃一定找得到孩子嗎?坦白說,對於真正想找的目標,恐怕還不到五千名。」王俊權直言。

申請時有一張表,家長須親自簽名表示同意。王俊權直言,若家庭希望學生一路讀書,那教育部也管不了,反過來說,也希望家長尊重孩子的選擇。(圖/黃偉翔攝影)

 

可以想像,部分拼榜單的學校,即使面對教育部主推的政策,也可能私底下不配合,畢竟面對少子化,招生才是最重要的事。對此王俊權感到煩惱,他說:「這就是教育部的職責,要把計畫精神宣導給前線老師,例如有學校把此計畫設定給就業班的學生,認為他們透過計畫去就業,還可以額外加薪,就沒有跟對其他同學去宣導,這是不對的!每個孩子都要照顧到。」

「這方案如果淪為單純的就業加薪,那就沒意義了。」王俊權再次強調。

不過狀況似乎沒這麼差,王俊權說他仍樂觀看待。在南區宣導會中,有超過170人出席,綜合座談期間大家積極發問如何執行,讓王俊權覺得很安慰,大家並沒有把這件事推掉的意思。

合適的職缺難尋

目前職缺有兩類。第一類是現有工作直接釋出;第二類則是沒有固定工作內容,跨單位、自主創意性高的職位,如助理、企劃等。「我們期望的是後者。」王俊權說。

有些美髮業提供教育部第一線洗頭工作,但並不是教育部要的。「去找高職美容美髮學生就好,這群計畫遴選出的孩子雖然不太會洗頭,但可以透過社群行銷,甚至國際行銷,幫助店面引進最新的時裝法式潮流,做點不一樣的事,對此美髮業者態度軟化,覺得可以嘗試看看。」

還有企業開出屠宰員、加油站等職缺,但對計畫參與者並不適合,「總不能挑外語很強的去殺豬,或是去輪夜班,高職就有很多畜牧產科系,不必透過此計畫填補人力。」王俊權還說,「國防部甚至開出爆破職缺,但因為安全疑慮,教育部拒絕,國防部就不再提供職缺。」

教育部的理想,是企業為這群青年開發新職缺。負責督導此專案的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要求,職缺要有技術性、發展性、安全性、優於勞基法薪資、優良勞動條件等五大條件。「可惜即使各部會根據此原則執行,很多回報教育部的職缺還是不夠好,雖然目前已累積近8千個職缺,但還要做進一步篩選,二月底將公布類別,五月公布詳細名稱與工作內容。」王俊權說。

要找到全部條件都符合的職缺並不容易,但至少安全性跟勞動條件是教育部堅持的必要條件。

面對外界的低薪、廉價勞工等質疑,王俊權表示行政院要求薪資至少2萬5,雖然目前大部分回報的職缺待遇都稍低了一點,但還是有少數薪資3萬、4萬的職缺,加上政府每月額外存的1萬元基金,實質上薪資是3萬5起跳。

計畫結束後還能融入大學生活嗎?

在大家極度關注下,計畫回流的升學管道已暢通,計畫申請者可免持統測、學測成績,憑職場、生活及國際體驗2年以上資歷升學。能想像的技術面配套教育部都有做,但重點是,離開學校後的青年,是否能在計畫完成後,再度適應大學或科大的學習模式呢?有相對應的輔導措施嗎?

王俊權強調,在選填學校時,申請者更應該自我評估,是否有能力讀完四年,另外,在執行計畫過程,教育部鼓勵持續進修非學位課程,「假設申請者想填台大,就應該讓自己保有相當的程度。」

 

一個18歲先就業概念,落實並不容易,雖然教育部已建立各種配套措施,計畫參與者還是會面臨學校老師與家長的影響,目前也還不能確定最終職缺是否符合期待;即使這些關卡都過了,計畫完成後,選擇升學的,到大學、科大課業是否跟得上?則又是另一個大問題。

「沒有完美的政策,但有更好的政策,」王俊權強調,本專案計畫會逐年調整,希望能給那些不定性的孩子,走出一條獨特的路。

 

專訪/林三貴:台灣不應把金牌當唯一目標

採訪、攝影/黃偉翔

在台灣,過去鮮少討論到技職選手的職涯發展,在《技職3.0》持續報導技優議題下,勞動部與教育部開始重視,並有實質行動,如勞動部推預聘選手、建置技優人才資料庫教育部則推出技優領航計劃,加強科大端就學輔導。勞動部常務次長林三貴,但他以國際技能組織(WorldSkills International,以下簡稱WSI)副會長身份受訪,強調台灣不應過度重視奪牌這件事,競賽只是手段,目的是鼓勵青年學習技能,並有更好職涯發展。

歷史─原來國際技能競賽是因此而誕生!》一文中提到,舉辦技術比賽初衷是「透過技能競賽呈現技藝精神,除了年輕人的競爭心態將被喚醒,社會大眾更會討論比賽過程與結果,遊客們也能看到各行各業的技術。」該競賽逐漸演變成今日擁有76個會員國的國際技能競賽(World Skills Competition,以下簡稱WSC),台灣在第43屆國際賽奪下5金7銀5銅19優勝,總獎牌排名為世界第3名。

不能只為競賽而培訓選手

過去WSI類似活動俱樂部,以辦技術比賽為主,焦點都擺在兩年一次的WSC,這兩年才逐漸轉型。林三貴2012年獲選WSI常務理事後,一直在國際組織推廣一個概念,他認為活動確實辦得很成功,但對國際發展層面較小,應把活動當成運動,一個帶領國際長期發展技能的運動。

「競賽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激發青年學習技能興趣!」林三貴直言,許多國家的國內賽不只有競賽,有更多結合各技術職類的說明與展示,當青年有興趣後,學習就很自動,例如今年台灣全國技能競賽的建築舖面金牌是女生,如果她沒興趣,這件事就不會發生。

WSI從過往以舉辦競賽為主軸的活動組織,轉型為六大面向的推廣技能運動組織。第一面向為倡導技能重要性;第二是教育與訓練;第三是舉辦競賽;第四是職涯發展;第五是國際合作;第六是研究,例如國際技術標準、隨產業趨勢調整競賽內容。

「當國際組織策略不只在舉辦競賽,台灣應該也要跟上」林三貴直言。

思考國家人才戰略 林三貴:俄羅斯培養百萬青年選手

林三貴因WSI副會長身份陸續到各會員國參訪,感受到他國強烈企圖。「到巴黎時法國總統親自接應、到莫斯科時俄羅斯副總理接待,這些重視WSI行為都代表積極爭取WSC主辦國的企圖,並透過主辦WSC激起國內整體發展。」

林三貴說,今年3月到喀山時,2019年主辦國俄羅斯代表做了簡報,令大家驚訝的是,他們主辦WSC其中一個KPI是四年培養100萬個競賽選手,包含幼年、青年與企業選手,全面提升俄羅斯技術人力。

林三貴驚訝地說,「100萬選手不單單只是100萬,如果選手是5人中競選選出的,代表100萬選手背後有500萬青年投入技能學習,若以俄羅斯人口為台灣6.1倍比例來看,台灣每年應培養4萬名技能選手,但目前台灣全國賽才約1千位選手,即使北中南分區賽也不到5千人。」

林三貴強調,台灣應該把基礎建築得更大,如果台灣真能有每年4萬名競賽選手,代表有更多青年投入學習技能,十年後台灣對技術人才價值觀一定大大改善,但若只是短淺的思考兩年一次奪幾面金牌,而沒有看見他國背後推動的策略,就太可惜了。

「但這也不只是勞動部單一部會可以做到的。」林三貴感嘆。

 

專訪/林三貴:透過技職國際NGO擴大外交空間

採訪、攝影/黃偉翔

從台灣今年未能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國際刑警組織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等,加上近日火熱的「蔡川對話」議題延燒,台灣在中國大陸「一中政策」下的國際空間越來越小。《技職3.0》記者專訪勞動部常務次長林三貴,但他以國際技能競賽組織(WorldSkills International,以下簡稱WSI)副會長身份受訪,強調台灣應透過技職國際NGO擴大國際參與。

1950年西班牙為了「透過技能競賽呈現技藝精神,除了年輕人的競爭心態將被喚醒,社會大眾更會討論比賽過程與結果,遊客們也能看到各行各業的技術。」該競賽逐漸演變成今日擁有76個會員國的國際技能競賽,台灣在第43屆國際賽奪下5金7銀5銅19優勝,總獎牌排名為世界第3名。(延伸閱讀:歷史─原來國際技能競賽是因此而誕生!

透過國際NGO突圍外交困境

「台灣是國際社會上處境特殊的國家。」林三貴坦承,台灣當然希望跟全世界交朋友,分享能力與成就,但很現實的,透過官方管道互動總會碰到一些「困難」,基於現況,台灣能否參與,甚至能否獲得國際NGO決策位置就變得很重要。

2012年林三貴成功角逐WSI策略委員會副會長,更在2014年進一步當選WSI副會長,是台灣少數進入國際組織決策位置的人。

林三貴指出,先前與外交部有一個座談會,就建議應盤點台灣參與國際NGO狀況,並進一步暸解在該組織是否擁有決策影響力。林三貴舉例,去年國際扶輪社社長就是台灣人,幫台灣做了很多事情。

但林三貴強調,進入組織決策圈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要想辦法讓台灣在國際NGO組織內發揮影響力」林三貴說,背後可以協助台灣相關產業發展。

過去林三貴越來越常遇到,很多國家希望跟台灣接觸,願意出錢應用台灣的師資與設備,但他們也不想碰觸太多政治問題,所以希望在WSI架構下來互動,而非國與國之間。

林三貴:這是技能發展產業鍊

林三貴在WSI負責非洲技能發展,非洲目前只有6個會員國。林三貴指出,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發展技能過程中,看見了台灣可以著力的地方。

林三貴表示,從技能發展面向來看,不外乎考慮到職能基準、職能課程、職訓師資、教材教法、設備,而設備又可分為軟體跟硬體,有設備後又可能需要材料。「這實際上是一個技能發展產業鍊」林三貴舉例,尚比亞相對於台灣是遙遠且經濟落後的國家,他們曾對WSI提出協助要求,其中一項就是需要工具,林三貴回國後恰好碰見一間大工具廠商並提及這件事,該廠商就很大方捐獻,「當然背後是有跨國商機的」,韓國三星或FESTO都曾給予東非國家協助。

過去林三貴擔任勞動部職訓局長時,協助布吉納法索、多米尼加做基礎職業訓練建置,在這之中都採購台灣廠商、用台灣師資,另外也曾幫助過沙烏地阿拉伯,他們就採買了幾百萬美金設備,而台灣又是工具機重鎮,可惜過去政府沒有策略性思考,只是當作國家間援助而已。

「台灣要協助邦交國或非邦交國,建議用不一樣的思維。」林三貴笑著繼續舉例,就像今天手上有一百塊,國際援助的意思就是把一百塊丟進池塘,一毛也拿不回來,但按照剛剛說的策略思維,至少其中有75塊價值會回歸到台灣。

林三貴強調,如果台灣「技能發展產業」上下游有相同想法時,可以形成一個緊密結合,此時台灣就不一定要靠國家外交計劃,而是藉著國際組織平台進一步發展,當然,政府也在其他面向做許多努力,但國際NGO是一個台灣應該好好重視與應用的平台。